长久以来，一个大国的崛起或衰落都要给世界带来剧烈的动荡。一些人将今天的中国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德国相比较，从许多相似之处看到了发生冲突的危险，而且非要从过去“德国的疯狂扩张”中嗅到“中国的威胁”。依我看，这是在把死的历史当成活的现实。时移事易，今天的国际环境给大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实力迅速增长的条件下，调整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带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有研究就强调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为世界强国，意味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客观上要分享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地位，而崛起大国要分享主导权，这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国际政治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权力逻辑，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许多国家时常会像两千多年前的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国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安全问题。
　　然而，世界毕竟在变化，国际体系不会简单循环，而是在不断进化。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对其演化进程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凸现也促使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而“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非得即失”等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处理国家间关系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要具有弹性，为新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提供必要宽松的条件。
　　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或领导、或自助、或挑战、或追随等比较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容易发生冲突、对抗和战争。探索中国复兴之路，不能局限于现实主义视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论来解释，甚至那些试图将现有多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见成效。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这种努力依然难以摆脱按图索骥的种种局限。更为有益的工作也许是针对重大问题做一些“朴实的分析”，逐步改进、深化和积累我们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新条件下思考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应该注意到限制过度使用权力，而且还要更新传统的安全观念，即使是战略家，也要避免军事领域的局限而转向更广阔的视野。超越军事胜负，是新条件下对国家安全谋划的更本质要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抵挡不住战争胜利的诱惑，而一次战争往往成为下一次战争的起源。“追求的目标是利益和安全，付出的代价也是利益和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就直接隐含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萌芽。二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曾说：“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艰难，还是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在以全面战争为主要安全形态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认识不无道理。然而到今天，全面战争已经不是战争的基本形态，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手段并不像过去那样基本局限在军事领域。战争的绝对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家安全战略。在新的安全局势下，在有限战争中，战胜敌人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安全战略目的。美国对伊拉克战而胜之，但在中东它最终究竟能够收获什么，可能与当初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希望的相去甚远。“权力不仅依赖武力，也依赖思想的影响。”不容置疑，在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军事力量对于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是回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军事力量有其适用的限度，它更不是构成国家实力的惟一要素。如果希望通过提高自身的绝对实力去追求绝对安全，那就走得太远了。
　　中国古代军事家吴起曾指出：“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从中反映出穿越时空的警示，通过减少战争甚至避免战争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智慧，也更适应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