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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十三岁的谭嗣同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从容“伏法”，血洒菜市口。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二十六岁的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十三项重罪指控，在纽约的公寓中自杀身亡。
我们无人不知谭嗣同，但对阿伦·斯沃茨几乎从未闻其名。然而身在世界第一大互联网的国度中，大家不会不熟悉“www”和RSS内容订制服务，这些有利于最大多数网民的技术创新，将阿伦与我们连接，尽管未闻其名，我们却一直受益于他做出的贡献。
相比谭嗣同的壮怀激烈，阿伦的死是如此“寂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这样的“寂静”中，阿伦之死留给世人的疑问远远多于答案。他为什么不勇敢地“把牢底坐穿”？他的自杀，是勇敢还是怯懦？在他心中，如何才算得上“死得其所”？
我们无从确知他自己的想法，但这却是值得追问的谜。
阿伦是一个天才，短暂的一生无比绚烂。十四岁时即成为RSS1.0的主要编程者，随后进入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领导的WWW核心开发团队，蒂姆·伯纳斯-李是WWW协议的发明者，并将之放入公域，由全世界共享。十五岁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莱辛（Lawrence Lessig）带他去最高法院“观摩”法庭辩论。他帮助莱辛启动了“创建公地”（Creative Commons）运动，并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足以让其他黑客同侪艳羡不已。阿伦以其能力、责任与贡献赢得了尊重，他在为黑客正名。
阿伦又不仅仅是一个天才，杜克法学院教授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认为他更是一位公地（commons）的伟大建构师和建造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之为“公地人”（commons man）。众多与之交往过的程序员和工程师，均以曾与之一起工作过为荣，蒂姆·伯纳斯-李等人尊称他为“长者”，莱辛等“忘年交”为之扼腕。可说阿伦又是一位精神导师。
我想，这样的一个人，应不会被“十三项重罪指控、三十五年刑期”所击溃！他的前女友奎因·诺顿（Quinn Norton）在回忆中谈到，即便一项重罪也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结束，在很多州甚至会丧失选举权，这对他而言，是绝不可接受的。他坦陈自己深受抑郁症困扰，二零一二年九月，检察官在四项指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九项指控，这层层加码的指控“压垮”了他？这种诠释增添了他自杀的悲剧色彩，却可能阻滞人们对于他“死得其所”之谜的追问。他究竟希望以“无言的死”向世人发出何种讯息？
这种追问要求我们的注意力暂时离开指控和刑期，回到阿伦的行为本身。二零零八年，在法院电子记录开放获取数据库（the Public Access to Court Electronic Records，PACER）的免费测试期间，他下载了约二百七十万页文档，占该数据库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并在互联网上免费公布。在正常状态下，PACER的文档下载为每页收费八美分。阿伦等开放存取运动者认为，这些文档来源于公共资金，理应免费共享和开放存取。他的这一下载和网上发布行为引起了联邦调查局（FBI）的注意，并开始监视他的网络活动，但最终并没有起诉他。
阿伦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经常申请美国政府档案，包括击毙本·拉登的档案和提供秘密材料给维基解密的Manning的档案（这两个并未获得批准），并将获得的政府档案通过www.muckrock.com网站免费共享，使其他人无需等待审批时限、无需支付申请费用，自由地获取档案，推动公共信息的真正开放存取。
二零一零年九月，阿伦使用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网络资源，下载了四百八十万篇JSTOR文献，不到四个月后被逮捕。这次事件有所不同，之前阿伦的行为指向的是公共机构和公共数据，这次指向的是私有厂商（尽管JSTOR是非盈利机构）。这是引发后来一系列指控的导火索（即使在JSTOR放弃起诉阿伦的情况下，联邦法官仍然提起了十三项指控）。
从下载四百八十万篇JSTOR文献到被捕之前有接近四个月的时间，期间阿伦做了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日不出门，以待捕者”。
问题在于：他为什么没有让这批文献彻底自由？根据其创作的《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推测，他很可能会将四百八十萬篇从JSTOR下载的文献在网络上免费共享，从而彻底释放被捆绑的知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这也出乎莱辛的意料。
他的做法似乎是在惹恼JSTOR，而不是伤害它，因为一旦发布，则几乎意味着JSTOR的消亡。在交出硬盘并承诺不发布、不使用这批文档后，JSTOR放弃了对阿伦的起诉（因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不久，JSTOR部分放宽了个人注册者的访问限制。
阿伦的行为是激烈的，双方处理方式却是温和的，这说明了他相比二零零八年创作《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时在思想和斗争策略上的成熟。事实上，他并没有退却，而是“赦免”了JSTOR，使之向开放存取的方向前进几步。开放存取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JSTOR只是全球众多数据库中的一个。作为技术精英的阿伦深知，既然无法回避数字时代的利维坦，那么就竭尽全力地让它们成为开放存取（自由信息）的利维坦吧，这一方面依赖于“武装斗争”（黑客精神），另一方面依赖于理论构建（“点共产主义”、copyleft）。从这一点而言，阿伦不单单是一个“破坏者”，更是一位建构者，崔之元教授称之为“点共产主义者”（“点共”斗士），是一种更贴切的称谓，也是一种更高的赞誉。
他的“游击队开放存取”是比开放存取运动更为激进、更为全面的行动纲领，“我们”不仅包括了技术精英、学术精英，而且包括了那些被支付墙（Paywall）隔离在知识之外的人们，这是数字时代的“我们是99%”运动。它指向的是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悖论：数字技术让知识和信息更加自由，同时又为知识和信息打上了封印。
欧洲中世纪时，当印刷术不成问题的时候，印刷本身成为问题，唯一不受限制的是大量印刷“赎罪券”。印刷术松绑了书籍，“赎罪券”又为之套上了枷锁。“赎罪券”意味着自我解放的不可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应时而生。信息社会，版权制度正在无限制造着数字“赎罪券”，数字技术让“赎罪券”在全球自由地游荡，“支付墙”的拥有者及其附庸成为数字时代的“僧侣阶层”。阿伦通过不断的斗争所拷问的是新“僧侣阶层”的经院哲学——数字版权的针尖上究竟可以站立几个天使？
无论如何，JSTOR事件原本可以这样“圆满”地告一段落，更可期待的是《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2.0版的诞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联邦检察官的“锲而不舍”，“偷就是偷，不论是用电脑命令还是撬杠，不论拿走的是文档、数据还是钞票”，对阿伦的指控一路“飙升”至十三项、三十五年刑期。然而，因为JSTOR放弃诉讼，十三项指控中无版权诉讼。
有人叹息阿伦没有遵从自己所倡导的公民不服从的伟大传统，成为甘地、马丁·路德·金那样的英雄人物，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
我想，他在下载JSTOR文档的时候做好了这种准备，但这场因版权而起的斗争，却将要以版权“缺席”而结束时，他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这种“吊诡”的局面，这注定了他的悲剧。
他不希望这场旷日持久的“主角缺位”诉讼使得“点共”斗争偏离了本来的方向，他希望人们的视线离开其个人的悲剧，重回并更加强烈地聚焦于时代的悲剧。阿伦的自杀，在美国各界掀起了关于互联网犯罪、版权、开放存取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某些国会议员也提出了相关法律的改革草案。莱辛在纪念演说中提出的“阿伦之法——数字时代的法律与正义”，是对阿伦指向一个公平、正义和自由的数字时代的“杀身成仁”之举的最好诠释。
从现实斗争的角度来看，阿伦以死明志的做法，既是为了感召后来者，更是为了保护“点共”斗士。他以己之死向美国司法体系释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可杀而不可辱。”他自杀三天后，美国司法部正式撤销了对他的指控，象征着美国司法体系以重罪指控威胁喝止“开放存取游击队”意图的破产。这是他对“点共”后来者的一种强有力保护。
斯人已逝，来者可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或许是阿伦心中的“死得其所”？！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二十六岁的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十三项重罪指控，在纽约的公寓中自杀身亡。
我们无人不知谭嗣同，但对阿伦·斯沃茨几乎从未闻其名。然而身在世界第一大互联网的国度中，大家不会不熟悉“www”和RSS内容订制服务，这些有利于最大多数网民的技术创新，将阿伦与我们连接，尽管未闻其名，我们却一直受益于他做出的贡献。
相比谭嗣同的壮怀激烈，阿伦的死是如此“寂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这样的“寂静”中，阿伦之死留给世人的疑问远远多于答案。他为什么不勇敢地“把牢底坐穿”？他的自杀，是勇敢还是怯懦？在他心中，如何才算得上“死得其所”？
我们无从确知他自己的想法，但这却是值得追问的谜。
阿伦是一个天才，短暂的一生无比绚烂。十四岁时即成为RSS1.0的主要编程者，随后进入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领导的WWW核心开发团队，蒂姆·伯纳斯-李是WWW协议的发明者，并将之放入公域，由全世界共享。十五岁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莱辛（Lawrence Lessig）带他去最高法院“观摩”法庭辩论。他帮助莱辛启动了“创建公地”（Creative Commons）运动，并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足以让其他黑客同侪艳羡不已。阿伦以其能力、责任与贡献赢得了尊重，他在为黑客正名。
阿伦又不仅仅是一个天才，杜克法学院教授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认为他更是一位公地（commons）的伟大建构师和建造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之为“公地人”（commons man）。众多与之交往过的程序员和工程师，均以曾与之一起工作过为荣，蒂姆·伯纳斯-李等人尊称他为“长者”，莱辛等“忘年交”为之扼腕。可说阿伦又是一位精神导师。
我想，这样的一个人，应不会被“十三项重罪指控、三十五年刑期”所击溃！他的前女友奎因·诺顿（Quinn Norton）在回忆中谈到，即便一项重罪也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结束，在很多州甚至会丧失选举权，这对他而言，是绝不可接受的。他坦陈自己深受抑郁症困扰，二零一二年九月，检察官在四项指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九项指控，这层层加码的指控“压垮”了他？这种诠释增添了他自杀的悲剧色彩，却可能阻滞人们对于他“死得其所”之谜的追问。他究竟希望以“无言的死”向世人发出何种讯息？
这种追问要求我们的注意力暂时离开指控和刑期，回到阿伦的行为本身。二零零八年，在法院电子记录开放获取数据库（the Public Access to Court Electronic Records，PACER）的免费测试期间，他下载了约二百七十万页文档，占该数据库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并在互联网上免费公布。在正常状态下，PACER的文档下载为每页收费八美分。阿伦等开放存取运动者认为，这些文档来源于公共资金，理应免费共享和开放存取。他的这一下载和网上发布行为引起了联邦调查局（FBI）的注意，并开始监视他的网络活动，但最终并没有起诉他。
阿伦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经常申请美国政府档案，包括击毙本·拉登的档案和提供秘密材料给维基解密的Manning的档案（这两个并未获得批准），并将获得的政府档案通过www.muckrock.com网站免费共享，使其他人无需等待审批时限、无需支付申请费用，自由地获取档案，推动公共信息的真正开放存取。
二零一零年九月，阿伦使用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网络资源，下载了四百八十万篇JSTOR文献，不到四个月后被逮捕。这次事件有所不同，之前阿伦的行为指向的是公共机构和公共数据，这次指向的是私有厂商（尽管JSTOR是非盈利机构）。这是引发后来一系列指控的导火索（即使在JSTOR放弃起诉阿伦的情况下，联邦法官仍然提起了十三项指控）。
从下载四百八十万篇JSTOR文献到被捕之前有接近四个月的时间，期间阿伦做了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日不出门，以待捕者”。
问题在于：他为什么没有让这批文献彻底自由？根据其创作的《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推测，他很可能会将四百八十萬篇从JSTOR下载的文献在网络上免费共享，从而彻底释放被捆绑的知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这也出乎莱辛的意料。
他的做法似乎是在惹恼JSTOR，而不是伤害它，因为一旦发布，则几乎意味着JSTOR的消亡。在交出硬盘并承诺不发布、不使用这批文档后，JSTOR放弃了对阿伦的起诉（因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不久，JSTOR部分放宽了个人注册者的访问限制。
阿伦的行为是激烈的，双方处理方式却是温和的，这说明了他相比二零零八年创作《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时在思想和斗争策略上的成熟。事实上，他并没有退却，而是“赦免”了JSTOR，使之向开放存取的方向前进几步。开放存取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JSTOR只是全球众多数据库中的一个。作为技术精英的阿伦深知，既然无法回避数字时代的利维坦，那么就竭尽全力地让它们成为开放存取（自由信息）的利维坦吧，这一方面依赖于“武装斗争”（黑客精神），另一方面依赖于理论构建（“点共产主义”、copyleft）。从这一点而言，阿伦不单单是一个“破坏者”，更是一位建构者，崔之元教授称之为“点共产主义者”（“点共”斗士），是一种更贴切的称谓，也是一种更高的赞誉。
他的“游击队开放存取”是比开放存取运动更为激进、更为全面的行动纲领，“我们”不仅包括了技术精英、学术精英，而且包括了那些被支付墙（Paywall）隔离在知识之外的人们，这是数字时代的“我们是99%”运动。它指向的是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悖论：数字技术让知识和信息更加自由，同时又为知识和信息打上了封印。
欧洲中世纪时，当印刷术不成问题的时候，印刷本身成为问题，唯一不受限制的是大量印刷“赎罪券”。印刷术松绑了书籍，“赎罪券”又为之套上了枷锁。“赎罪券”意味着自我解放的不可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应时而生。信息社会，版权制度正在无限制造着数字“赎罪券”，数字技术让“赎罪券”在全球自由地游荡，“支付墙”的拥有者及其附庸成为数字时代的“僧侣阶层”。阿伦通过不断的斗争所拷问的是新“僧侣阶层”的经院哲学——数字版权的针尖上究竟可以站立几个天使？
无论如何，JSTOR事件原本可以这样“圆满”地告一段落，更可期待的是《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2.0版的诞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联邦检察官的“锲而不舍”，“偷就是偷，不论是用电脑命令还是撬杠，不论拿走的是文档、数据还是钞票”，对阿伦的指控一路“飙升”至十三项、三十五年刑期。然而，因为JSTOR放弃诉讼，十三项指控中无版权诉讼。
有人叹息阿伦没有遵从自己所倡导的公民不服从的伟大传统，成为甘地、马丁·路德·金那样的英雄人物，从而错失了历史机遇！
我想，他在下载JSTOR文档的时候做好了这种准备，但这场因版权而起的斗争，却将要以版权“缺席”而结束时，他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这种“吊诡”的局面，这注定了他的悲剧。
他不希望这场旷日持久的“主角缺位”诉讼使得“点共”斗争偏离了本来的方向，他希望人们的视线离开其个人的悲剧，重回并更加强烈地聚焦于时代的悲剧。阿伦的自杀，在美国各界掀起了关于互联网犯罪、版权、开放存取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某些国会议员也提出了相关法律的改革草案。莱辛在纪念演说中提出的“阿伦之法——数字时代的法律与正义”，是对阿伦指向一个公平、正义和自由的数字时代的“杀身成仁”之举的最好诠释。
从现实斗争的角度来看，阿伦以死明志的做法，既是为了感召后来者，更是为了保护“点共”斗士。他以己之死向美国司法体系释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可杀而不可辱。”他自杀三天后，美国司法部正式撤销了对他的指控，象征着美国司法体系以重罪指控威胁喝止“开放存取游击队”意图的破产。这是他对“点共”后来者的一种强有力保护。
斯人已逝，来者可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或许是阿伦心中的“死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