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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在晚年曾经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这句话并非一时兴起之言，而是汤因比系统中国观的表现之一。这位历史学大师著作等身，以中国为主题的专著却是寥寥。若要追溯他中国观的演变，除了检视他散落在著作和言论中的片段外，不可忽略他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Seen）。这部游记记录了汤因比一九二九年的中国之行——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中国旅行，提供了探讨西方人如何想象和书写东方的又一个文本，并且对于了解早期汤因比如何思考文明的接触、如何理解中国颇有参考价值。
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计划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向汤因比发来邀请，给他提供了前往东方的契机。汤因比没有选择从伦敦一路向西，经美洲大陆、太平洋的路线，而是向东而行，一路穿越近东、中东、远东等他曾经涉足和未曾涉足的辽阔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偕家人，颇具浪漫气息地驾驶着一辆福特汽车，从伦敦出发，沿途经过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到达土耳其。随后独自继续旅程，经过叙利亚、伊拉克、印度等地后，于十月到达中国。他在中国重点关注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政治中心南京、古都北京（当时称北平）、国际大都市上海、尚处潜在冲突中的东北。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辗转数次后，他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横穿苏联回到欧洲。
对中国进行一次实地旅行，是汤因比文明研究的必需。他早年以希腊、罗马历史为研究对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转向文明研究后，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的短板，对亚洲等“未知区域”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动力。汤因比在旅行中进行着“旧时”与“今日”、“西方”与“东方”的对照。他热衷于将旅行中的亲见亲闻与历史典故天马行空地联系，尤其关注亚洲各国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反应，从而在这部游记体现出他关怀人类文明命运的宏大叙事。比如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他以“伊斯兰直面西方”为题，详细观察当地衣着、语言乃至政治、经济的变化，分析其世俗化表现;在印度的焦特布尔地区，他声称找到了一个能够妥善解决自身与西方文明关系的东方社会，这里没有那种在东方常见的、与西方文明接触后的不适感;在中国，他感慨这里已经通过“对西方文化去芜存菁的移植”而获得了自身的新生，通过对比分析，他将土耳其和日本归纳为自上而下的西方化，中国则是自下而上进行的。
汤因比此行不乏有趣的经历，他时不时流露出自我揶揄的幽默感。像如何在土耳其边境被海关人员为难，如何在日本寻觅一套必需的礼服，在上海寻找丢失的行李箱，怎么应对在西伯利亚铁路上遇到的饮食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轶事，他在此行中遭遇了一次情感挫折。他在京都会议期间遇见英国女性历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随后结伴在中国旅行，在旅行中他迷上了对方。当得知对方即将结婚，已是有妇之夫的汤因比鼓起勇气向她表白，却遭到了拒绝。这段经历由麦克尼尔在其撰写的汤因比传记中予以披露，《中国纪行》原文中短暂出现的“her”或许算得上间接证据，也许汤因比在书中妙语连珠也缘于这位爱慕对象在身边。不管怎样，一九二九年的中国之行对汤因比来说多半是“刻骨铭心”的。
在旅行结束之后，汤因比把游记汇集成书，以《中国纪行》之名出版（汤因比原本拟命名为《见闻录》，因有同名书籍，为避免重复而改用《中国纪行》）。这本书准确地说应是一部“亚欧大陆纪行”，全书四十七章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为十七章，不到一半。使用这样一个导致“文不对题”的书名，可以理解为汤因比对中国的重视;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是汤因比对东方文明的概括，最集中地体现了他所构思的文明史观。尽管汤因比的很多印象只是短暂停留中的感性抒发，但是他对局势的预判、对当地文化的感悟能力依然是令人惊叹的。如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汉·库马尔所言，《中国纪行》典型地体现了汤因比观察事物的方式：从一种文明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对某個特别问题或具体困惑的理解。
中国之于汤因比，正如美洲之于哥伦布，他的这句感叹是最好的概括：“我的新世界便是中国——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此次旅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汤因比自我纠正了对东方的“偏见”，丰富了对“新世界”的认知，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晚年中国观的基础。
汤因比一度对中国表现出偏见，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话语和知识体系的影响。然而，在一九二九年中国之行后，汤因比的中国印象已经变得更加深刻立体。他目睹雄伟的长城和古都北京，感慨中国能够以人力征服和利用“自然”，完全凭借人工建造起“世界之都”;他在中国各地感受到新的发展活力，比如东北大学的新建校舍，南京国民政府撤废领事裁判权、恢复主权的努力;他还预感到由于多种文明接触而即将发生的危机，在中、日、苏博弈的东北，恐怕会成为“又一个阿伽门农的战场”，处在东西方碰撞最前沿的上海，如同“一杯酒精度太高的鸡尾酒”，“可能会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市之一”，“亦可能燃烧殆尽”。随之而来，他的中国观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在槟榔屿、马来亚目睹数量众多的华人移民，不再视此为白种人的压力，而是盛赞华人“自古开疆辟土——自北向南，自东徂西——历时三千年”;他否定了自己原先对远东固执、片面的“粗陋之见”，转而认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个性鲜明的民族和文明，所有东方人不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性格的个体;他以“秦”与“大秦”分别指代中国与土耳其，在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中国没有通过对外征服、开拓殖民地来输出人口和文化，而是通过人口的自然对外迁移，潜移默化地扩大自身的文明范围。汤因比已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盛赞，称中国自古以来的策略反而是成功和更加有效的，中国创建现代国家的活动或许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甚至可能使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形见绌。
上述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写作。《中国纪行》英文版的扉页使用了一幅中国的太极图，反映出汤因比对中国“阴阳”观念的注意。而在《历史研究》中，他肯定并借用了“阴阳”理念，将动与静、运动与休止的观念用于形容文明的起源和成长，认为这个公式“很好地适用于文明的形成”。在《历史研究》中，当再次述及中国的海外移民，他不再视其为压力，而是更多地站在了移民的角度，转为“富有进取心”的移民离开家乡、应对当地环境挑战的叙事。 在晚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将中国放在极高的地位，他对中国的海外移民保持同情与赞赏的态度，认为中国人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中华民族拥有的优秀品质尤其在海外华侨中发扬光大。在他晚年世界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中，中国的作用是尤其关键的。他设想的世界大一统不是通过军事征服，而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由于中国人在数千年时间里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圆满地将民众在政治和文化上团结了起来，“恐怕只有中国能够承担在政治上和平统一半个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使命”——类似这种论断的得出，都可以在一九二九年中国之行中找到源头。
不过还是要指出，《中国纪行》依旧体现出汤因比努力破除西方偏见与身陷西方话语局限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汤因比以“东方学家”（Orientalist）身份自居，在一九二五年写给岳父吉尔伯特·穆雷的信中，汤因比表明自己由于拒绝一份在土耳其担任教授的工作，他只能成为“业余”而非“专业”的东方学家。当然，汤因比想成为的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东方学家——这种区别来自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他破除西方中心、将人类进步视为简单的直线运动的努力是看得见的，在《历史研究》中，他反复强调了对西方人“不变的东方”印象的批判。
但是，他似乎没能逃脱萨义德的总结：每一位知識渊博的欧洲的东方旅行者都感到自己是已经成功地穿越了含混性这一幕幛的西方人的典型代表。汤因比体现出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立的潜在观念，强烈关心非西方世界如何接受“西方化”，流露出身为大英帝国子民、面对“臣属”之地的“优越感”——尽管这可能是不自觉的。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与建设，被汤因比视为“功绩”，并认为这造福着当地的人民：马来亚的华工“应该感谢大英帝国的建设者为其提供机遇，使他们得以大获成功”，这些华人所享有的较好生活条件，都是英国所赐之礼;而繁荣的近代上海跟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等欧洲城市一样，都是“北欧人”创造的“奇迹”，他忽视了中国本土因素对上海的塑造。
国内学界对汤因比此行的关注并不多。在《历史研究》还未问世的一九二九年，国内对汤因比的了解还有限，目前仅发现《申报》在报道太平洋国际学会时提及汤因比，称其为“英国当代最著名史学家”，此外英国背景的《北华捷报》有数篇报道，以及时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的叶公超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发表的英文书评（叶公超也参加过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他这篇书评面向英文读者，他的关注可能更多是学会身份使然）。汤因比在中国受到热捧是在《历史研究》出版之后，尤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呈升温趋势。这种趋势在五十年代降温，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最大亮点当属《历史研究》中译本的出版。大陆首个《历史研究》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出版于一九五九年，中册一九六二年，下册一九六四年，译者为老一辈翻译家曹未风等，下册的译者还集合了耿淡如、林同济等一批名家。这个译本是内部发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到了八九十年代，汤因比重新“来到”了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历史研究》曹未风译本重新编辑，列入“西方学术译丛”，以新的面貌出版，此时印数已以万计。其他著作也得到了多家出版社的挖掘。在汤因比已经显得过时的时候，中国依然对他不失热情。恐怕这主要还是因为在汤因比风头最盛的时候中国错失了与国际史学界对接的时机。这种错位，导致了中国在引进翻译汤因比著作的完整度上落后于人。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重振声势，与其说是对汤因比史学理论的热衷，更不如说是源自一种反弹，或者说中国急于与世界接轨的期望。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国内目前已经翻译出版的汤因比著作总数在十种左右。写于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纪行》一直少人问津，与此背景不无关系。
国际上史学理念与流派不断推陈出新，随着中国与国际史学界逐渐接轨，对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越发成熟完善，新的史学理论、史学著作不断进入国内，在此情形之下，汤因比仿佛一位努力保持做派的老派绅士，他的著作就像过时的古董，似乎不再那么光鲜了。然而，近年来重读汤因比的呼声渐起。就像郭小凌教授所作的《重读汤因比：感受智人遗产》演讲一样，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不比过去少，汤因比对文明阶梯提出的挑战并没有过时。
从一九二九年亲临中国，到现今《中国纪行》中译本首次出版，中间刚好走过了九十年。其中沉浮跌宕，世事变幻，一部汤因比“来到”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于尘世中磨砺经典光泽的历史。汤因比在一九二九年游览明十三陵时，感受到其中并未泯灭的历史气息，感性地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句诗：“既然铜、石、或大地、或无边的海，没有不屈服于那阴惨的无常……”时间具有强大的摧毁力，柔弱的美却能与之对抗。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中国大地上生发的感慨，若干年后竟然应验在了自己身上：闪耀智慧之光的经典，终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司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
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计划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向汤因比发来邀请，给他提供了前往东方的契机。汤因比没有选择从伦敦一路向西，经美洲大陆、太平洋的路线，而是向东而行，一路穿越近东、中东、远东等他曾经涉足和未曾涉足的辽阔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偕家人，颇具浪漫气息地驾驶着一辆福特汽车，从伦敦出发，沿途经过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到达土耳其。随后独自继续旅程，经过叙利亚、伊拉克、印度等地后，于十月到达中国。他在中国重点关注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政治中心南京、古都北京（当时称北平）、国际大都市上海、尚处潜在冲突中的东北。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辗转数次后，他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横穿苏联回到欧洲。
对中国进行一次实地旅行，是汤因比文明研究的必需。他早年以希腊、罗马历史为研究对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转向文明研究后，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的短板，对亚洲等“未知区域”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动力。汤因比在旅行中进行着“旧时”与“今日”、“西方”与“东方”的对照。他热衷于将旅行中的亲见亲闻与历史典故天马行空地联系，尤其关注亚洲各国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反应，从而在这部游记体现出他关怀人类文明命运的宏大叙事。比如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他以“伊斯兰直面西方”为题，详细观察当地衣着、语言乃至政治、经济的变化，分析其世俗化表现;在印度的焦特布尔地区，他声称找到了一个能够妥善解决自身与西方文明关系的东方社会，这里没有那种在东方常见的、与西方文明接触后的不适感;在中国，他感慨这里已经通过“对西方文化去芜存菁的移植”而获得了自身的新生，通过对比分析，他将土耳其和日本归纳为自上而下的西方化，中国则是自下而上进行的。
汤因比此行不乏有趣的经历，他时不时流露出自我揶揄的幽默感。像如何在土耳其边境被海关人员为难，如何在日本寻觅一套必需的礼服，在上海寻找丢失的行李箱，怎么应对在西伯利亚铁路上遇到的饮食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轶事，他在此行中遭遇了一次情感挫折。他在京都会议期间遇见英国女性历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随后结伴在中国旅行，在旅行中他迷上了对方。当得知对方即将结婚，已是有妇之夫的汤因比鼓起勇气向她表白，却遭到了拒绝。这段经历由麦克尼尔在其撰写的汤因比传记中予以披露，《中国纪行》原文中短暂出现的“her”或许算得上间接证据，也许汤因比在书中妙语连珠也缘于这位爱慕对象在身边。不管怎样，一九二九年的中国之行对汤因比来说多半是“刻骨铭心”的。
在旅行结束之后，汤因比把游记汇集成书，以《中国纪行》之名出版（汤因比原本拟命名为《见闻录》，因有同名书籍，为避免重复而改用《中国纪行》）。这本书准确地说应是一部“亚欧大陆纪行”，全书四十七章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为十七章，不到一半。使用这样一个导致“文不对题”的书名，可以理解为汤因比对中国的重视;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是汤因比对东方文明的概括，最集中地体现了他所构思的文明史观。尽管汤因比的很多印象只是短暂停留中的感性抒发，但是他对局势的预判、对当地文化的感悟能力依然是令人惊叹的。如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汉·库马尔所言，《中国纪行》典型地体现了汤因比观察事物的方式：从一种文明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对某個特别问题或具体困惑的理解。
中国之于汤因比，正如美洲之于哥伦布，他的这句感叹是最好的概括：“我的新世界便是中国——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此次旅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汤因比自我纠正了对东方的“偏见”，丰富了对“新世界”的认知，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晚年中国观的基础。
汤因比一度对中国表现出偏见，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话语和知识体系的影响。然而，在一九二九年中国之行后，汤因比的中国印象已经变得更加深刻立体。他目睹雄伟的长城和古都北京，感慨中国能够以人力征服和利用“自然”，完全凭借人工建造起“世界之都”;他在中国各地感受到新的发展活力，比如东北大学的新建校舍，南京国民政府撤废领事裁判权、恢复主权的努力;他还预感到由于多种文明接触而即将发生的危机，在中、日、苏博弈的东北，恐怕会成为“又一个阿伽门农的战场”，处在东西方碰撞最前沿的上海，如同“一杯酒精度太高的鸡尾酒”，“可能会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市之一”，“亦可能燃烧殆尽”。随之而来，他的中国观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在槟榔屿、马来亚目睹数量众多的华人移民，不再视此为白种人的压力，而是盛赞华人“自古开疆辟土——自北向南，自东徂西——历时三千年”;他否定了自己原先对远东固执、片面的“粗陋之见”，转而认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个性鲜明的民族和文明，所有东方人不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性格的个体;他以“秦”与“大秦”分别指代中国与土耳其，在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中国没有通过对外征服、开拓殖民地来输出人口和文化，而是通过人口的自然对外迁移，潜移默化地扩大自身的文明范围。汤因比已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盛赞，称中国自古以来的策略反而是成功和更加有效的，中国创建现代国家的活动或许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甚至可能使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形见绌。
上述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写作。《中国纪行》英文版的扉页使用了一幅中国的太极图，反映出汤因比对中国“阴阳”观念的注意。而在《历史研究》中，他肯定并借用了“阴阳”理念，将动与静、运动与休止的观念用于形容文明的起源和成长，认为这个公式“很好地适用于文明的形成”。在《历史研究》中，当再次述及中国的海外移民，他不再视其为压力，而是更多地站在了移民的角度，转为“富有进取心”的移民离开家乡、应对当地环境挑战的叙事。 在晚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将中国放在极高的地位，他对中国的海外移民保持同情与赞赏的态度，认为中国人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中华民族拥有的优秀品质尤其在海外华侨中发扬光大。在他晚年世界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中，中国的作用是尤其关键的。他设想的世界大一统不是通过军事征服，而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由于中国人在数千年时间里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圆满地将民众在政治和文化上团结了起来，“恐怕只有中国能够承担在政治上和平统一半个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使命”——类似这种论断的得出，都可以在一九二九年中国之行中找到源头。
不过还是要指出，《中国纪行》依旧体现出汤因比努力破除西方偏见与身陷西方话语局限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汤因比以“东方学家”（Orientalist）身份自居，在一九二五年写给岳父吉尔伯特·穆雷的信中，汤因比表明自己由于拒绝一份在土耳其担任教授的工作，他只能成为“业余”而非“专业”的东方学家。当然，汤因比想成为的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东方学家——这种区别来自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他破除西方中心、将人类进步视为简单的直线运动的努力是看得见的，在《历史研究》中，他反复强调了对西方人“不变的东方”印象的批判。
但是，他似乎没能逃脱萨义德的总结：每一位知識渊博的欧洲的东方旅行者都感到自己是已经成功地穿越了含混性这一幕幛的西方人的典型代表。汤因比体现出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立的潜在观念，强烈关心非西方世界如何接受“西方化”，流露出身为大英帝国子民、面对“臣属”之地的“优越感”——尽管这可能是不自觉的。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与建设，被汤因比视为“功绩”，并认为这造福着当地的人民：马来亚的华工“应该感谢大英帝国的建设者为其提供机遇，使他们得以大获成功”，这些华人所享有的较好生活条件，都是英国所赐之礼;而繁荣的近代上海跟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等欧洲城市一样，都是“北欧人”创造的“奇迹”，他忽视了中国本土因素对上海的塑造。
国内学界对汤因比此行的关注并不多。在《历史研究》还未问世的一九二九年，国内对汤因比的了解还有限，目前仅发现《申报》在报道太平洋国际学会时提及汤因比，称其为“英国当代最著名史学家”，此外英国背景的《北华捷报》有数篇报道，以及时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的叶公超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发表的英文书评（叶公超也参加过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他这篇书评面向英文读者，他的关注可能更多是学会身份使然）。汤因比在中国受到热捧是在《历史研究》出版之后，尤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呈升温趋势。这种趋势在五十年代降温，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最大亮点当属《历史研究》中译本的出版。大陆首个《历史研究》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出版于一九五九年，中册一九六二年，下册一九六四年，译者为老一辈翻译家曹未风等，下册的译者还集合了耿淡如、林同济等一批名家。这个译本是内部发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到了八九十年代，汤因比重新“来到”了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历史研究》曹未风译本重新编辑，列入“西方学术译丛”，以新的面貌出版，此时印数已以万计。其他著作也得到了多家出版社的挖掘。在汤因比已经显得过时的时候，中国依然对他不失热情。恐怕这主要还是因为在汤因比风头最盛的时候中国错失了与国际史学界对接的时机。这种错位，导致了中国在引进翻译汤因比著作的完整度上落后于人。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重振声势，与其说是对汤因比史学理论的热衷，更不如说是源自一种反弹，或者说中国急于与世界接轨的期望。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国内目前已经翻译出版的汤因比著作总数在十种左右。写于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纪行》一直少人问津，与此背景不无关系。
国际上史学理念与流派不断推陈出新，随着中国与国际史学界逐渐接轨，对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越发成熟完善，新的史学理论、史学著作不断进入国内，在此情形之下，汤因比仿佛一位努力保持做派的老派绅士，他的著作就像过时的古董，似乎不再那么光鲜了。然而，近年来重读汤因比的呼声渐起。就像郭小凌教授所作的《重读汤因比：感受智人遗产》演讲一样，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不比过去少，汤因比对文明阶梯提出的挑战并没有过时。
从一九二九年亲临中国，到现今《中国纪行》中译本首次出版，中间刚好走过了九十年。其中沉浮跌宕，世事变幻，一部汤因比“来到”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于尘世中磨砺经典光泽的历史。汤因比在一九二九年游览明十三陵时，感受到其中并未泯灭的历史气息，感性地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句诗：“既然铜、石、或大地、或无边的海，没有不屈服于那阴惨的无常……”时间具有强大的摧毁力，柔弱的美却能与之对抗。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中国大地上生发的感慨，若干年后竟然应验在了自己身上：闪耀智慧之光的经典，终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司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