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爱国表达(2008年第10期《爱国青年是如何炼成的》)
　　
　　何谓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由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是列宁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阐明了爱国主义是人类普遍性的自然情感，是超越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而固定永续的情感。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共同体对文化、种族的认同和凝聚，任何时代都需要爱国主义。然而，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及伟大思想中，总是要求无产阶级要有全人类的视野．并曾经自称是“世界公民”。现代社会合理而真实的国家观，应该是正确的社会观，应注重以人为本。现代人的人性已经越来越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人的属性，现代国家也正逐渐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利益共同体这一模式。我们在对待爱国主义的问题上“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要克服民族白大主义，也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把情感与理性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
　　黑格尔也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然地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因而，理性的爱国主义不应该是对社会个体的单向的义务与道德的要求，而更应该是每个具有理性的现代公民能够认识到的一种客观需要，也就是说，对于具有理性认识的现代公民，应该将热爱自己的国家、促进社会的发展当作自身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爱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行为和责任，新时期的青年爱国主义，不能仅限于口号式声讨，应该建立在尊重法制社会秩序和体现出建设性的基础上，要把青年的热情、智慧和学识用在实际行动中，表达一种深沉、理性的爱国情怀。
　　(郭立场)
　　
　　审视国民情绪 着力民间交善(2008年第10期《胡福会：中日“软接触”》)
　　
　　福田康夫和胡锦涛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中日两国政府层面的交往固然重要，但是，国民情绪的互相沟通、谅解更为重要。
　　其实，两国领导人早就明确这点：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两国国民情绪，所以中日关系不论如何，其民间交流从未中断。胡主席本次出访，5天的行程安排与日本民间人士、团体接触的人数和次数成为有史以来中日高层互访之最，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中日青少年交流计划。这说明，10年后的中国领导人，还是深知中日友好，必须着力民间交善。
　　毋庸置疑，中日两国都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节。日本的“振兴大和民族”情绪比中国的“振兴中华”更早。明治维新后，日本初步完成了物质现代化，学了西方的硬件、科技、制度和思维方式，但文化与民族精神层面没有及时跟进，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盛行。二战失败后，在废墟上站起来的日本人民，不仅重建了国家，也逐步审视了大和民族文化，逐渐融入西方的文化。大部分国民摆脱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在民族、同家、文化等方面，其视野与包容程度和情绪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还处在比较情绪化阶段，比如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反口游行。国民情绪在“爱国”等标签下，有部分“偏激”“极端”甚至“狭隘”的成分。
　　胡主席的“暖春之旅”，被一些评论家称赞“尽显大国风范”。我们每个国民也不妨审视自我情绪，想想看，我们有没有“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的气度与心胸。一个刚刚崛起的国家，如果其国民都能够及时审视自我情绪，就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历史上的大国因物质崛起而精神狭隘引发的教训有很多，也可以避免中日民间情绪冲突甚至交恶。
　　(周晓翔)
　　
　　解决发电亏损不能仅依靠涨电价(2008年第10期《发电亏损在何处》)
　　
　　有一个概念必须搞清楚。并不是所有的发电郭会亏损的，而仅仅是煤电亏损而已。而煤电亏损的直接原因是电煤价格涨价。在电煤价格涨价情况下，用电价格不涨必然导致煤电发电亏损。这就是说，要解决煤电企业亏损问题，要么控制煤炭价格，要么提高电价，要么政府给煤电企业补贴。
　　对煤炭的需求不只是发电企业，国际煤炭价格已经出现普遍上涨态势，对煤炭需求的不断增长，加之放开的煤炭管理，要控制煤炭价格难度不下。这里面的一大弊端就是，煤电价格用行政手段控制了而煤炭价格却市场化了。从这个角度说，国家应该适当控制一下煤炭资源，大力发展一些国有、带有储备性质的大煤炭集团，同时，严格限制煤炭出口，切实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增大国家调控能力。
　　提高电价是出路之一。但是，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并没有出现亏损。同时，在物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提高电价的时机选择似乎不对。假若非要提高，民用电价格必须排除在涨价之外。
　　解决煤电亏损问题决不能仅仅依靠提高价格。要适当提高国家掌控煤炭资源的能力，严格限制煤炭出口。同时，必须加大水电的投入力度，扩大水电发电能力；积极探索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核发电等新能源。大力调整我国对煤炭依赖较大的电力供应结构。这样，从小的方面讲可以大大降低发电成本、减轻价格压力，从宏观角度看对于节约资源，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有重要意义。
　　(余丰慧)
　　
　　媒体
　　环境的挑战
　　
　　在中国，水泥厂和煤矿往往是建在一起的，为的是节省运输成本。要把石灰石烧成水泥，需要加热到2600°F，每产生一吨水泥要消耗大概400磅的煤炭，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煤渣和二氧化碳。而中国目前生产和消费了世界一半的水泥，因此产生的环境问题可想而知。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和城市里污浊的空气，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令人震惊的负面效应。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而言，我可以选择离开中国，但中国人民没有选择。
　　一年以前，有经济学家进行了全球72个宜居城市的排名，北京排在曼谷和孟买之后，几乎垫底。要改善北京糟糕的环境，奥运会看起来是一个好机会。在申办时，中国政府就承诺把空气质量改善到和其他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同等的水平。大部分人都相信，凭着中国政府不计代价的办事手法，北京的空气质量一定会有明显的改善。
　　2006年8月，北京的空气质量仍然非常糟糕，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有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也认为北京的空气会对他的肺产生伤害。作为一个记者，我每天都拍摄北京的天空，显然政府推动的“蓝天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环境被严重污染的时期，但它们都是在进入富裕社会后才对此进行治理，而中国却必须在还不发达的今天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污染实在太严重了。
　　国家环保部曾经连同世界银行对污染在中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影响进行调查，去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考虑到污染和对环境的过度使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大幅下降，甚至要下降一半。在中国10％的经济增长率中，环境的成本代表其中的2.9％到5.8％。另外，每年有75万人死于污 染。
　　近几年的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开始严肃地对待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对环保NGO的管理宽松了许多，开始允许人们通过法律或集体抗议的形式进行环境维权，在官员的考核和升迁中引入环保因素等。未来的挑战仍很艰巨，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但正面的信息正在多起来。
　　
　　缅甸的灾难
　　
　　
　　人类各种行为深受天气影响。非洲南撒哈拉沙漠的43个国家，有29个在1980至90年代曾爆发内战，原因是缺雨。当地各国多以农业为主，农作物生长季节若缺雨导致收成不佳，该国经济就会衰退而导致内战。近来引起国际关注的达尔富尔种族屠杀，亦和气候变化有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撰文称，风调雨顺时，当地黑人农民愿与阿拉伯牧人共享土地与水等资源，但从1980年后，当地降雨量锐减40％，干旱迫使黑人农民围起土地，不再与阿拉伯牧人分享，冲突于是爆发，超过20万人在短短4年内因此丧命。欧洲过去数个世纪以来有烧死女巫的行为，当天气变化导致经济衰退，寻找代罪羔羊也成为社会共识，一般人会把过错都推给女巫，被烧死的女巫就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