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比韦其麟大两个多月，是同龄人。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同学时我比他高一个年级，当时有的课程两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听，后来我又同他和他的同班同学莫绍裘（叶橹）一起负责编校报《新武大》的文艺副刊，经常在一起交谈、散步、讨论各种问题，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叫他老韦，他叫我老杨，毕业后几十年写信、打电话都互相以老韦、老杨称呼。
老韦早慧、早成名。早在十八岁读高中时，他就在《新观察》发表了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二十岁创作了叙事长诗《百鸟衣》，在1955年6月号《长江文艺》发表后，7月号的《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立即同时转载，一炮打响，饮誉国内外。除国内著名诗人、评论家李冰、陶阳、贾芝、沙鸥等给予高度评价外，苏联评论家奇施柯夫也在《李准和韦其麟》一文中，在分析评价了韦其麟《百鸟衣》的思想艺术成就之后宣告：“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登上了全国文坛。”
我印象很深的是，就在1956年第一期头版的《文艺报》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一幅反映全国文学界代表人物面貌的《万象更新图》，老中青三代作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都出现在画面上：画面上端的中心，是郭沫若驾着和平鸽展翅飞翔;闻捷骑在十字路口的柳树枝头散发诗传单;刘绍棠牵着到农村去的一辆板车的马，板车上坐着赵树理、胡丹佛、沙汀等;韦其麟则披着“百鸟衣”在祖国边疆的崇山峻岭间翩翩起舞……
不久，老韦就被邀请出席了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和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到北京参加这些重要的会，他都是悄悄地走，又悄悄地回来，从不声张，不宣扬，很低调。许多同学都不知道。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写点东西，写诗，也写小文章。但从1954年开始，我在报刊上只能发表点书评、影评、短论之类的小文章，寄出去的诗都被退回来了。所以当时先后读到老韦的《玫瑰花的故事》和《百鸟衣》，我是很佩服、很羡慕的，并下决心要好好向他学习。后来我也写了一些根据白族民间传说创作的叙事诗，就是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
《百鸟衣》六十五年前在《长江文艺》发表的时候，我就认真学习过。后来这么多年又多次重读，每一次重读都感到那么亲切而又新鲜，那么自然流畅而又生动感人。长诗用如此单纯、朴素、清新、明净而又精粹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壮族民间故事，塑造了英俊、勇敢的古卡和聪明、美丽的伊里这样两个人物形象，歌颂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爱情和幸福，敢于战胜黑恶势力的精神。全诗从头到尾给人的感觉都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像作者少年时在家乡听“悠然而深情”的山歌那样，“如山顶飘逸的白云，如山间清莹的流泉，如带着草木和野花的芳菲和风，令人陶醉”。《百鸟衣》不仅是韦其麟的成名作、最重要的代表作，也堪称中国新诗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就凭这部长诗，李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称韦其麟为“大器早成的诗人”，苏联评论家把他封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我认为都是恰如其分的。
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开幕前夕，老韦应约为《光明日报》写了《我们永远为祖国歌唱》的文章，他激动地写道：“让我们把我们全部的激情献给我们的党、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我们的人民吧！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歌声永远为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而歌唱！”
大家知道，当他正决心“以最热情的歌声”更好地为祖国人民放声歌唱的时候，却遭遇了1957年的政治风暴，他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叶橹被打成右派，他自己也受到批判，并被开除了团籍。郭小川同志曾计划要他和叶橹毕业后到中国作协工作，也只好作罢。老韦“带着一种莫名的心绪离开学校”，到天平山林场、五七干校、农村公社、铁路工地和药场的劳动锻炼。意外的打击、难言的委屈、反复的锻炼和在林场、农村、工地同工人、农民一起的劳动生活，却也使诗人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更熟悉人民、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使他对民族精神、祖国前途、人类命运、宇宙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感悟和思考。于是，迎着改革开放的黎明和思想解放的春风，老韦“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进入了他个人创作上丰产丰收的黄金季节。
新时期以来，除《百鸟衣》多次再版外，老韦先后创作出版了叙事长诗《凤凰歌》、叙事诗集《寻找太阳的母亲》、诗集《含羞草》《苦果》、诗选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其麟卷》、散文诗集《童心集》《梦的森林》《依然梦在人间》、学术专著《壮族民间文学概论》、散文随笔集《纪念与回忆》。他的作品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他继续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创作的《莫弋之死》《岑逊的悲歌》《寻找太阳的母亲》《普洛陀，昂起你的头》等一系列叙事长诗，都不是对古老传说的简单重复，而是从民间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中不断挖掘出具有永恒意义和时代价值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他每写一首诗，都力求有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突破。他的抒情诗和散文诗，不论是对真、善、美的热诚歌颂或对假、恶、丑的无情鞭挞，都通过自己饱经忧患后的独特的个性感受和深刻的哲理思考，给人以精神鼓舞，令人猛省深思。他有些散文诗，显然受到鲁迅的影响，可以说继承了鲁迅精神。
老韦在《〈壮族歌墟研究〉序》中说：“作为一个壮族人，又生活在广西这块壮族世代借以生存的土地上，在创造中我总希望——也许是奢望，但恐怕亦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多多少少能够表现我们民族的生活，反映我们民族的悲哀和欢乐、爱憎和向往、精神和命运、现实和追求。”他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在新时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他通过多种多样的题材和不同的诗歌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更深层次地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反映“民族的悲哀和欢乐、爱憎和向往、精神和命运、现实和追求”。这些作品所打开和展现的思想天地和艺术天地，比他青年时代的创作，是更广阔深邃、更境界高远、更丰富多彩、更耐人寻味了。有人对我说过：韦其麟只有《百鸟衣》写得不错，其他作品都不怎么样。这是一种极不公正、非常片面的偏见。我认为，我们当代诗坛和文学评论界，对老韦新时期的创作关注不够、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评论和肯定不够。
刚才容本镇同志说：“在壯族文学史上，韦其麟是一座高峰;在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他也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张燕玲同志说：他“六十年来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两位都讲得非常好，我完全赞同。我想补充强调的是：这座“高峰”和它所达到的“精神高度”，绝不是单单靠一部《百鸟衣》来支撑，而是靠诗人在他近七十年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上的艰苦探索、勤奋写作、不断创造，靠他的全部作品和人格魅力长期积累、逐步形成才最终达到和显示出来的。
近日读到钟世华编著的《韦其麟研究》，全面收入了有关韦其麟的小传、著作系年、作品索引、研究资料索引、重要评论文章，文学史中有关韦其麟的章节、章节目录和采访记以及韦其麟本人谈创作与生活的一些文章，以及《韦其麟研究综述》。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但对老韦后期著作的研究文章还不够多，对他的整个文学人生和把他的创作道路、全部作品同他的高尚人格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比较缺乏。所以我在对《韦其麟研究》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也希望本书的问世不是研究韦其麟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晓雪，云南省文联。本文系2020年9月14日在南宁召开的“《百鸟衣》发表65周年暨《韦其麟研究》的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老韦早慧、早成名。早在十八岁读高中时，他就在《新观察》发表了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二十岁创作了叙事长诗《百鸟衣》，在1955年6月号《长江文艺》发表后，7月号的《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立即同时转载，一炮打响，饮誉国内外。除国内著名诗人、评论家李冰、陶阳、贾芝、沙鸥等给予高度评价外，苏联评论家奇施柯夫也在《李准和韦其麟》一文中，在分析评价了韦其麟《百鸟衣》的思想艺术成就之后宣告：“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登上了全国文坛。”
我印象很深的是，就在1956年第一期头版的《文艺报》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一幅反映全国文学界代表人物面貌的《万象更新图》，老中青三代作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都出现在画面上：画面上端的中心，是郭沫若驾着和平鸽展翅飞翔;闻捷骑在十字路口的柳树枝头散发诗传单;刘绍棠牵着到农村去的一辆板车的马，板车上坐着赵树理、胡丹佛、沙汀等;韦其麟则披着“百鸟衣”在祖国边疆的崇山峻岭间翩翩起舞……
不久，老韦就被邀请出席了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和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到北京参加这些重要的会，他都是悄悄地走，又悄悄地回来，从不声张，不宣扬，很低调。许多同学都不知道。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写点东西，写诗，也写小文章。但从1954年开始，我在报刊上只能发表点书评、影评、短论之类的小文章，寄出去的诗都被退回来了。所以当时先后读到老韦的《玫瑰花的故事》和《百鸟衣》，我是很佩服、很羡慕的，并下决心要好好向他学习。后来我也写了一些根据白族民间传说创作的叙事诗，就是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
《百鸟衣》六十五年前在《长江文艺》发表的时候，我就认真学习过。后来这么多年又多次重读，每一次重读都感到那么亲切而又新鲜，那么自然流畅而又生动感人。长诗用如此单纯、朴素、清新、明净而又精粹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壮族民间故事，塑造了英俊、勇敢的古卡和聪明、美丽的伊里这样两个人物形象，歌颂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爱情和幸福，敢于战胜黑恶势力的精神。全诗从头到尾给人的感觉都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像作者少年时在家乡听“悠然而深情”的山歌那样，“如山顶飘逸的白云，如山间清莹的流泉，如带着草木和野花的芳菲和风，令人陶醉”。《百鸟衣》不仅是韦其麟的成名作、最重要的代表作，也堪称中国新诗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就凭这部长诗，李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称韦其麟为“大器早成的诗人”，苏联评论家把他封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我认为都是恰如其分的。
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开幕前夕，老韦应约为《光明日报》写了《我们永远为祖国歌唱》的文章，他激动地写道：“让我们把我们全部的激情献给我们的党、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我们的人民吧！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歌声永远为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而歌唱！”
大家知道，当他正决心“以最热情的歌声”更好地为祖国人民放声歌唱的时候，却遭遇了1957年的政治风暴，他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叶橹被打成右派，他自己也受到批判，并被开除了团籍。郭小川同志曾计划要他和叶橹毕业后到中国作协工作，也只好作罢。老韦“带着一种莫名的心绪离开学校”，到天平山林场、五七干校、农村公社、铁路工地和药场的劳动锻炼。意外的打击、难言的委屈、反复的锻炼和在林场、农村、工地同工人、农民一起的劳动生活，却也使诗人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更熟悉人民、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使他对民族精神、祖国前途、人类命运、宇宙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感悟和思考。于是，迎着改革开放的黎明和思想解放的春风，老韦“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进入了他个人创作上丰产丰收的黄金季节。
新时期以来，除《百鸟衣》多次再版外，老韦先后创作出版了叙事长诗《凤凰歌》、叙事诗集《寻找太阳的母亲》、诗集《含羞草》《苦果》、诗选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其麟卷》、散文诗集《童心集》《梦的森林》《依然梦在人间》、学术专著《壮族民间文学概论》、散文随笔集《纪念与回忆》。他的作品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他继续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创作的《莫弋之死》《岑逊的悲歌》《寻找太阳的母亲》《普洛陀，昂起你的头》等一系列叙事长诗，都不是对古老传说的简单重复，而是从民间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中不断挖掘出具有永恒意义和时代价值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他每写一首诗，都力求有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突破。他的抒情诗和散文诗，不论是对真、善、美的热诚歌颂或对假、恶、丑的无情鞭挞，都通过自己饱经忧患后的独特的个性感受和深刻的哲理思考，给人以精神鼓舞，令人猛省深思。他有些散文诗，显然受到鲁迅的影响，可以说继承了鲁迅精神。
老韦在《〈壮族歌墟研究〉序》中说：“作为一个壮族人，又生活在广西这块壮族世代借以生存的土地上，在创造中我总希望——也许是奢望，但恐怕亦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多多少少能够表现我们民族的生活，反映我们民族的悲哀和欢乐、爱憎和向往、精神和命运、现实和追求。”他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在新时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他通过多种多样的题材和不同的诗歌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更深层次地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反映“民族的悲哀和欢乐、爱憎和向往、精神和命运、现实和追求”。这些作品所打开和展现的思想天地和艺术天地，比他青年时代的创作，是更广阔深邃、更境界高远、更丰富多彩、更耐人寻味了。有人对我说过：韦其麟只有《百鸟衣》写得不错，其他作品都不怎么样。这是一种极不公正、非常片面的偏见。我认为，我们当代诗坛和文学评论界，对老韦新时期的创作关注不够、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评论和肯定不够。
刚才容本镇同志说：“在壯族文学史上，韦其麟是一座高峰;在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他也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张燕玲同志说：他“六十年来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两位都讲得非常好，我完全赞同。我想补充强调的是：这座“高峰”和它所达到的“精神高度”，绝不是单单靠一部《百鸟衣》来支撑，而是靠诗人在他近七十年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上的艰苦探索、勤奋写作、不断创造，靠他的全部作品和人格魅力长期积累、逐步形成才最终达到和显示出来的。
近日读到钟世华编著的《韦其麟研究》，全面收入了有关韦其麟的小传、著作系年、作品索引、研究资料索引、重要评论文章，文学史中有关韦其麟的章节、章节目录和采访记以及韦其麟本人谈创作与生活的一些文章，以及《韦其麟研究综述》。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但对老韦后期著作的研究文章还不够多，对他的整个文学人生和把他的创作道路、全部作品同他的高尚人格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比较缺乏。所以我在对《韦其麟研究》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也希望本书的问世不是研究韦其麟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晓雪，云南省文联。本文系2020年9月14日在南宁召开的“《百鸟衣》发表65周年暨《韦其麟研究》的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