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铁岭和丹东两地熟悉的上榜名单，作为曾经的国内足球专业编辑，勾起了太多共鸣和震颤。甚至哀伤。过往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大好年华，居然一直在与狼共舞，把那么多假球，渲染得那么激动人心。像是助纣为虐。不过同时又慨叹，面对这系统工程式的隐蔽操作，作为媒体人，实在也无可奈何。
　　历史的闪回纷至沓来。媒体也曾做过努力。但是《羊城体育》的前车之鉴，诠释了媒体打假此路不通。1998年，面对陆俊嚣张的诉讼，所有媒体都跟《羊城体育》同行一起，感受到了无助和寒冷。证据，足以被法庭采信的证据，让所有同行负载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说，那是中国足协的漂亮狙击战，借陆俊的官司遏制了媒体的怀疑浪潮。此后的几年内，媒体陷入了长期的心灵折磨和新闻压抑，直到2002年假球黑哨泛滥成灾，媒体再度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不过，实际操作起来，依旧动辄得咎。影响最大的是圈内臭名昭著的王珀状告《足球》报损害名誉，足球报败诉。这是时隔7年后，媒体又一次被足球界黑恶势力重击。
　　《足球》报惹火上身的是2005年3至4月的系列调查报告。我当时正负责该报的国内足球新闻，自觉从媒体的角度看，由资深记者袁野、付晓海等撰写的稿子已无懈可击。《追债九年，王珀害我妻离子散》、《西安事变，本溪小市谈“珀”色变》、《证据可送王珀蹲15年》、《王珀连打三个电话求饶》、《四面楚歌，王珀官司不断》及《我目睹王珀开价500万元》，每一篇都证据翔实，逻辑严密。但是，哈尔滨中院最终依旧判王珀胜诉，黑龙江高院维持原判。判决下来时，我已回到体坛传媒，但心情依旧很糟糕，同时也不得不深刻思考，面对显而易见的“黑恶”，媒体到底该怎么办？是选择当鸵鸟粉饰太平，还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如果选择后者，该怎样避免惹上法律麻烦？
　　我的律师朋友浦志强，对判决结果也非常失望，他从法律的角度做了如下思考：
　　“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缺陷，既不愿意承认客观事实永难还原，也不考虑有些真相连司法调查都难以证明。表现在此类案件中，便是普遍忽略媒体的行业局限，不对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新闻真实加以区分，要求媒体‘一步到位’地证明有待逐渐接近的客观真相；在事实证明程度上，法院习惯把‘基本真实’这一质的概念，误作‘全部真实’这一量的概念，以‘部分事实有出入’为由判决媒体败诉；对于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则机械地‘一刀切’或者‘用一把刀去切’，殊不知这才是对平等原则的破坏；在分配举证责任时，错误地把‘谁主张谁举证’误解为‘谁发表了文章谁举证’，从而赋予媒体过重的举证责任；在证据的形式要件和证人能否出庭作证问题吹毛求疵，不考虑有些证据不可能由媒体获得，比如本案中王珀与银行间贷款合同的原件。”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院要求的‘核实、审查’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公正’的义务，不仅《足球》报难以做到，而且古今中外所有媒体都无法胜任”。这意味着，谁碰揭黑报道，谁就会成为一定败诉的被告。
　　至少我个人很气馁，也更加糊涂。足球界的贪腐现象，归根结底还是裁判问题，而裁判左右比赛，必然会露出马脚。无原则的错判、反判，最终指向是一个既定的结果。裁判反常的表现岂能逃过球迷的慧眼。声声“黑哨”也绝不是信口开喊。但是作为媒体人，新闻上强调“互证”原则，即同一条新闻，一定要通过至少两个不同渠道加以印证，才能见诸报端。人家把事情做得那么严密，怎么可能留下法律意义上的“证据”给记者，就算狐狸尾巴露出半截，也一定在各方密切协作下抽回去。我想，我的疑惑也是整个行业的困扰，2005以后，媒体的打假渐渐失去声势。这也证明了现实本身的荒谬。
　　我们曾一起假装高潮，但国家队的战绩让中国足球原形毕露。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队吹响了打假扫黑的冲锋号。今天，当从电视上看到昔日足协头头们的枯朽容貌，怎么也捕捉不起他们昔日衣冠楚楚的形象。曾几何时，他们都坚持不懈地在自己的形象上下功夫，发型、服饰、谈吐，甚至表情，都极其考究。他们的生活品位之高，非常人所及。追求品位和追求时髦一样，都是很花钱的。以他们局级或副局级干部的正常收入，应该不会够得上那样的消费水平。但是，媒体如此推理，没有司法的介入，等于扯淡。
　　唯有司法介入，才可能收集各种线索和证据，还原历史本相。司法介入足球不应该是运动式的，一劳永逸的，而应该成为常态。别指望媒体监督，媒体干不了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