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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洛宾和彭斯是伟大的诗人和作曲家，其《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一朵红红的玫瑰》深受人们的喜爱。本文研究诗中不同爱人成因，加深对中、西方爱人意象的研究。此外，此专题研究可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和文化素质。
关键词： 爱人 意象 成因 格桑花 玫瑰
一、引言
爱情在东西文学史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有许多赞美爱人与爱情的诗歌。中国伟大诗人和作曲家王洛宾与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在诗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分别借用格桑花和玫瑰作为其诗歌的意象。格桑花主要生长在中国的青海省，在人们心目中，格桑花象征着幸福、幸运和爱情美满；玫瑰花在苏格兰人们心中，代表着火热的爱情与幸福。目前，许多学者注重诗歌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中西方诗歌，如人物性格、任务特点等，然而对不同爱人形象成因的比较分析尚有不足。本文以《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一朵红红的玫瑰》为分析文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论和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为理论基础，从中、西不同地理环境、诗人不同爱情经历和哈萨克与苏格兰民歌的影响三个角度分析其不同爱人意象的成因。
二、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有两个理论基础，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论和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人类社会历史早期发展中，地理环境的存在对意识具有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中国青海和英国的苏格兰，由于气候、地势、地形等不同，所生长的植物不相同，因此，那里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反应截然不同。青海省草原辽阔，人们性格豪迈，格桑花是这里最独特的花朵，有着古老的传说及抵御严寒的能力，象征着顽强和纯洁、幸福和快乐。王洛宾在青海生活时，熟知青海自然与人文，并受其影响。因此，他在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取材于青海省，并选择了青海最具特色的格桑花作为其诗歌意象，以赞美爱人的纯洁、青春与顽强及对爱人的追求。苏格兰西面临海，每年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温和，玫瑰花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花，象征着爱情、热恋。彭斯生活在苏格兰，对玫瑰花十分了解和熟悉，因此将玫瑰作为意象，表达对爱人的仰慕、疼惜和追求。
其次，“意象主义”于20世纪初叶正式提出。庞德和休姆是意象主义诗论代表人，庞德提出诗歌创作三原则，后来被称为“意象主义宣言”。意象主义独创的核心范畴是“意象”，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的一个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庞德还对意象的创造做了心理分析，指出正式意象“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突然的解放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觉，一种我们面对最伟大的艺术品时经常感到的突然长大了的感觉”。休姆和庞德一样，追求诗歌意象，主张通过形象表达诗人细微复杂的思想感情，并认为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他呼吁“诗人必须继续不断创造新的意象”。另外，休姆强调意象描绘的精确性。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诗人通过意象——格桑花和玫瑰表达内心细腻复杂的感情，赞美爱人的纯洁、青春与美丽。
三、不同意象成因
同样是对爱人的赞美和追求，王洛宾和彭斯却分别选择格桑花和玫瑰作为赞美爱人的意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以下从中、西不同地理环境、诗人不同爱情经历、哈萨克与苏格兰民歌这三个角度分析不同意象的成因。
首先，中、西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青海省草原辽阔，人们热情奔放，漫山遍野都是格桑花。格桑花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中，象征着幸福、爱情与幸运。在青海生活后的王洛宾，深深感到它的美丽物纯洁，于是，在诗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王洛宾选择了青藏高原上寓意幸福、纯洁的格桑花为意象，表达对爱人的追求和欣赏，赞美爱人的青春和纯洁、顽强与美丽；与青海不同的是，苏格兰是一个海洋性国家，西面环海，属海洋性气候，人们浪漫奔放，火红的玫瑰花在悠久的岁月里在人们的心理打上深深的烙印，它代表火热的爱情与幸福，作为一名苏格兰人，彭斯在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中以玫瑰花作为爱人的意象，表达了对爱人的赞美和追求。
其次，诗人不同爱情经历的影响。相比彭斯浪漫的爱情经历而言，王洛宾的爱情经历是不幸的。1937年，王洛宾和杜明月结婚，但很快就离婚。1945年，王洛宾在西宁再次结婚，但是他的妻子在1951年因病逝世。1941年，王洛宾去青海拍摄电影，在那里遇见了卓玛，并深深爱上了她，但是由于对音乐的追求，他离开了卓玛。在青海拍摄过程中，王洛宾深受感触，王洛宾多次结婚，却多次失败，如此不幸的遭遇必定对诗人造成心灵的伤害。于是，写下了经久不息的诗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诗歌中爱人纯洁、无瑕的形象真实生动、栩栩如生。与之相比，彭斯的爱情经历就大不相同。彭斯在1786年和Armour秘密结婚，但在此期间，他爱上了Campbell，并在1786年与之结婚。彭斯的爱情经历浪漫、热情，他对爱情充满梦幻和憧憬，因此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他把玫瑰花视做意象赞美爱人，让爱人的美丽与热情跃然纸上。
最后，哈萨克与苏格兰民歌的影响。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青海、乌鲁木齐，其民歌表达直白、旋律优美。民歌常常以生活中的动植物作为表达载体，著名民歌有《羊群中躺着想你的人》，王洛宾对它十分感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写下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诗歌在表达上明快、直白，颇有哈萨克民歌之风。相比而言，苏格兰民歌节奏明快、韵律美妙，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爱尔兰民歌和苏格兰民歌。这些民歌常常以玫瑰、海作为表达载体，以表达对爱人的欣赏和赞扬及对炽热爱情的追求。因此，彭斯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以直白明了的方式赞美了爱人的美丽和纯洁，凸显了苏格兰民歌的风格。
四、结语 王洛宾和彭斯在《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虽然以不同意象对爱人进行描写，但有异曲同工之妙——赞美了自己爱人的纯洁、美丽及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对于诗人使用不同的意象，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个人爱情经历及不同民歌的影响。诗歌中不同的爱人形象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是中、西不同爱人形象的代表，因此，这两首诗的比较分析，对于研究意象主义理论及中、西诗歌的意象能够起到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1]Cao Qijie.The issue of “art for art’s sake” in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Overseas English，2013（8）：229-230.
[2]Chen Zhouxin.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love poems.Blooming Season，2013（16）：229-230.
[3]Liu Yiqing.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4]Xu Ting.The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three translation of Robert Burn’s A Red，Red Rose.English Square（Academic Research），2011（4）：38-39.
[5]Zhang Xiao juan.On the style translation of Eileen Chang’s Red Rose，White Rose.Overseas English，2013（9）：167-169.
[6]焦丽.岛国地理环境对英国文化的影响[J].社科论坛，2010（10）：133-135.
[7]卢敬猛.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J].黑龙江史志，2010（15）：198-199.
[8]鹿忆.《一朵红红的玫瑰》与《上邪》的爱情观比较[J].社会科学学科研究，2010（1）：163-164.
[9]王丹丹.经典情诗之美——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与威廉·伯特勒·叶芝的《当你老了》赏析[J].文学评论，2010（4）：25-26.
[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18.
关键词： 爱人 意象 成因 格桑花 玫瑰
一、引言
爱情在东西文学史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有许多赞美爱人与爱情的诗歌。中国伟大诗人和作曲家王洛宾与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在诗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分别借用格桑花和玫瑰作为其诗歌的意象。格桑花主要生长在中国的青海省，在人们心目中，格桑花象征着幸福、幸运和爱情美满；玫瑰花在苏格兰人们心中，代表着火热的爱情与幸福。目前，许多学者注重诗歌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中西方诗歌，如人物性格、任务特点等，然而对不同爱人形象成因的比较分析尚有不足。本文以《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一朵红红的玫瑰》为分析文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论和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为理论基础，从中、西不同地理环境、诗人不同爱情经历和哈萨克与苏格兰民歌的影响三个角度分析其不同爱人意象的成因。
二、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有两个理论基础，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论和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人类社会历史早期发展中，地理环境的存在对意识具有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中国青海和英国的苏格兰，由于气候、地势、地形等不同，所生长的植物不相同，因此，那里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反应截然不同。青海省草原辽阔，人们性格豪迈，格桑花是这里最独特的花朵，有着古老的传说及抵御严寒的能力，象征着顽强和纯洁、幸福和快乐。王洛宾在青海生活时，熟知青海自然与人文，并受其影响。因此，他在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取材于青海省，并选择了青海最具特色的格桑花作为其诗歌意象，以赞美爱人的纯洁、青春与顽强及对爱人的追求。苏格兰西面临海，每年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温和，玫瑰花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花，象征着爱情、热恋。彭斯生活在苏格兰，对玫瑰花十分了解和熟悉，因此将玫瑰作为意象，表达对爱人的仰慕、疼惜和追求。
其次，“意象主义”于20世纪初叶正式提出。庞德和休姆是意象主义诗论代表人，庞德提出诗歌创作三原则，后来被称为“意象主义宣言”。意象主义独创的核心范畴是“意象”，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的一个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庞德还对意象的创造做了心理分析，指出正式意象“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突然的解放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觉，一种我们面对最伟大的艺术品时经常感到的突然长大了的感觉”。休姆和庞德一样，追求诗歌意象，主张通过形象表达诗人细微复杂的思想感情，并认为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他呼吁“诗人必须继续不断创造新的意象”。另外，休姆强调意象描绘的精确性。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诗人通过意象——格桑花和玫瑰表达内心细腻复杂的感情，赞美爱人的纯洁、青春与美丽。
三、不同意象成因
同样是对爱人的赞美和追求，王洛宾和彭斯却分别选择格桑花和玫瑰作为赞美爱人的意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以下从中、西不同地理环境、诗人不同爱情经历、哈萨克与苏格兰民歌这三个角度分析不同意象的成因。
首先，中、西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青海省草原辽阔，人们热情奔放，漫山遍野都是格桑花。格桑花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中，象征着幸福、爱情与幸运。在青海生活后的王洛宾，深深感到它的美丽物纯洁，于是，在诗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王洛宾选择了青藏高原上寓意幸福、纯洁的格桑花为意象，表达对爱人的追求和欣赏，赞美爱人的青春和纯洁、顽强与美丽；与青海不同的是，苏格兰是一个海洋性国家，西面环海，属海洋性气候，人们浪漫奔放，火红的玫瑰花在悠久的岁月里在人们的心理打上深深的烙印，它代表火热的爱情与幸福，作为一名苏格兰人，彭斯在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中以玫瑰花作为爱人的意象，表达了对爱人的赞美和追求。
其次，诗人不同爱情经历的影响。相比彭斯浪漫的爱情经历而言，王洛宾的爱情经历是不幸的。1937年，王洛宾和杜明月结婚，但很快就离婚。1945年，王洛宾在西宁再次结婚，但是他的妻子在1951年因病逝世。1941年，王洛宾去青海拍摄电影，在那里遇见了卓玛，并深深爱上了她，但是由于对音乐的追求，他离开了卓玛。在青海拍摄过程中，王洛宾深受感触，王洛宾多次结婚，却多次失败，如此不幸的遭遇必定对诗人造成心灵的伤害。于是，写下了经久不息的诗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诗歌中爱人纯洁、无瑕的形象真实生动、栩栩如生。与之相比，彭斯的爱情经历就大不相同。彭斯在1786年和Armour秘密结婚，但在此期间，他爱上了Campbell，并在1786年与之结婚。彭斯的爱情经历浪漫、热情，他对爱情充满梦幻和憧憬，因此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他把玫瑰花视做意象赞美爱人，让爱人的美丽与热情跃然纸上。
最后，哈萨克与苏格兰民歌的影响。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青海、乌鲁木齐，其民歌表达直白、旋律优美。民歌常常以生活中的动植物作为表达载体，著名民歌有《羊群中躺着想你的人》，王洛宾对它十分感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写下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诗歌在表达上明快、直白，颇有哈萨克民歌之风。相比而言，苏格兰民歌节奏明快、韵律美妙，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爱尔兰民歌和苏格兰民歌。这些民歌常常以玫瑰、海作为表达载体，以表达对爱人的欣赏和赞扬及对炽热爱情的追求。因此，彭斯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以直白明了的方式赞美了爱人的美丽和纯洁，凸显了苏格兰民歌的风格。
四、结语 王洛宾和彭斯在《在那遥远的地方》与《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虽然以不同意象对爱人进行描写，但有异曲同工之妙——赞美了自己爱人的纯洁、美丽及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对于诗人使用不同的意象，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个人爱情经历及不同民歌的影响。诗歌中不同的爱人形象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是中、西不同爱人形象的代表，因此，这两首诗的比较分析，对于研究意象主义理论及中、西诗歌的意象能够起到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1]Cao Qijie.The issue of “art for art’s sake” in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Overseas English，2013（8）：229-230.
[2]Chen Zhouxin.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love poems.Blooming Season，2013（16）：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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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