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故事》，洋洋洒洒十五本，谓之煌煌巨著也不为过。纵观整个罗马史，待到恺撒、奥古斯都大帝建立功勋之时，已然是开枝散叶，繁花似锦，但若要深究罗马帝国的成功，或许更应该顺着历史的长河上溯，看看枝繁叶茂之下的树大根深。
　　与讲究血统、地缘封闭的希腊不同，罗马相当的开放。公元初期的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任何比同化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罗马强大的了”。的确，罗马人善于同化被征服的民族。从第一代王起，对于被征服的民族，罗马不是采取屠杀、奴役、歧视政策，而是采取了同化政策，欢迎他们到罗马定居，给予和罗马人一样的市民权，成为罗马的命运共同体。甚至对于奴隶，只要赎回自己的自由后，也可以获得市民权。当然，获得权利的同时也意味着承担对等的义务。
　　虽然在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但初步的交换已经存在，而身份与民族隔阂显然不利于更流畅的交流、更多的交换。而能够包容其他民族的罗马则能吸引众多有智慧、有技术、有抱负、有野心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一直没有自己的大型学校，但却吸引着小亚细亚、雅典等地有才能的人络绎不绝地投奔罗马，流落在草野之中的有识之士不用三顾茅庐也会自动地聚集在罗马。
　　同化意味着整合。哈耶克认为，“知识以分散的、不完美的、不稳定的形式存在于众多个人的头脑中”，市场的作用是通过一种程序，通过交换与竞争，来达成对分散知识的处理、协调、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更大规模、更高效的利用知识的结果就是技术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第二代国王努马，对市民进行了行业分工的政策。罗马是诸神之国，每一个保护神对应的是一个行业，努马让每个人归属独立保护神的团体，不管他们是拉丁人还是萨宾人抑或伊特鲁利亚人，于是，罗马就出现了木工公会、铁匠公会、陶艺公会等等。紧密联系技工的公会促进技术进步，也消融了民族的界限。在罗马初期的排水开垦中，伊特鲁利亚人的技术就发挥了很大作用。新民族技术的使用带来了快速的工 商业发展，经济活动扩大了，社会也更加繁荣。
　　同化与融合带来的更高效的协调、整合分散知识，不仅在经济活动层面体现在普通市民身上，同时，也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掌权者的血统上。移居罗马的战败者中的有权有势者，能直接进入元老院，而第二代王努马与第四代国王安库斯就不是拉丁人而是萨宾人。到了公元前367年，罗马制定了《李锡尼法》，不但改6人军事指挥官体制为两人执政官体制，更重要的是，所有政府官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从平民中选出的护民官，也能在任期结束后进入元老院。出身不再是门槛，而能力决定一切——罗马人选择了全面的开放、全面的竞争，用新崛起的能人，用新兴的阶层，用新鲜的知识充实着自己的决策机构。
　　这种全面的包容，不管是罗马的建国之王罗穆路斯，还是第二代王努马，乃至倡导“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奥古斯都大帝都一以贯之地执行着。
　　对人的包容带来了分散知识的更高效利用，这直接促进了罗马在学习曲线上达到一个更高的顶点。所谓学习曲线（the learning curve），也称为经验曲线，是指随着生产的进行，产品的增加，单位产品的耗费、成本会以一定的比例下降，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的技能或知识的速度会增加。它源于“二战”时期的飞机工业，当产量上升时，生产每架飞机的劳动时间会极大地下降。在学习曲线背后，则是劳动人员技能的提升、工艺的改进、经验的积累。不管是生产或战争，罗马人的“技术树”的土壤都更加深厚。
　　包容与开放的另一个象征，则是罗马的道路。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500年里，罗马人铺设的道路仅干道就长达8万公里，如果加上支线，则长达惊人的15万公里。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张，罗马大道更是遍及欧洲、北非、中东。
　　之所以用专有名词“罗马大道”来称呼，是因为“罗马大道”并不是指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内开辟一条道路那么简单，而是有着相应的工程标准：主路分四层铺设，最上面是拼接的石板，宽4米，供车马行驶，旁边是3米的人行道，路边有供路人歇息的石凳，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石柱作为里程标示，还有刻在石碑上的地图，另外，每隔一天左右的路程，就有供旅人休息的旅社，在恺撒时代之后，路途上还有供帝国邮政使用的驿站，以及维护治安的兵站。可以说，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大道不仅仅是道路，更是一个完整的软硬结合的系统。
　　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话估计现在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其实，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而是从罗马开始，条条人工修建的“罗马大道”就像骨骼与血管，支撑、滋养了整个帝国。
　　罗马人认为，道路不是有了经济实力之后才修，而是为了实现包括经济在内的一系列目的而修，是“必需的大事业”。罗马人修建道路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军团的调遣更有效率，所以，道路也有军团士兵修建。
　　而这个目的背后，则是为了更好地同化被征服的民族，最早的人工修建的罗马大道是公元前312年开工的阿皮亚大道，通向的就是被征服的民族。到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大道成了连接皇帝与各行省，各军团将军的最佳方式，快速的帝国邮政在罗马大道上飞驰。皇帝的命令，紧急军情可以以每天70公里的速度传播。这些都有利地维护了罗马帝国的统治。
　　信息的传递速度影响着管理的权威。有人从这个角度分析元帝国的崩溃，认为元帝国过于庞大，缓慢的信息传递速度制约了中央集权，也从直观上降低了皇帝的权威—显然，2个月后才收到的命令，与一个月收到的命令，在心理上有微妙的差异。而今天更快捷的、全球同步的信息传递，直接促使了全球合作、跨国公司的出现。
　　从经济角度看，毫无疑问，道路是一种基础设施，畅通而安全的道路带来的外部性明显，通过降低交通的时间、金钱成本，把本来不合算的交换变为有利可图，从而推动交换范围的扩大，推动经济的繁荣。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内，农民、商人、艺术家、技工、知识分子，沿着罗马大道频繁交流，随着交流，一个横跨欧洲、北非、中东的经济圈建立起来。当然，毋庸讳言，这个经济圈的经济联系不可能像今天那么密集，但直到19世纪出现铁路之前，人类的交通速度并未有太大超越。
　　某种程度上，同化、包容的态度与不断延伸的罗马道路，一个是观念基础，一个是实体体现。令人慨叹的巧合是，同时期的中国人正在修建长城。《罗马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盐野七生在序言中说道：“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作者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