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社会发展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在引进外资、开放搞活中呈现出繁荣局面，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内地人口纷纷向南部沿海开放区域迁移，引动了一次“南下潮”;从开放的国门“长驱直入”的外来文化，将人们置身于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的社会文化中。而回望这个时代，音乐学者应该看到的是这个“大变革”时代所充满的“学术话题”。
　　 音乐学发展到今天，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对音乐生产的探索，不仅要观照音乐文本本身，更要将视角扩展至社會文化背景、音乐场合、音乐出版、音乐工业技术发展、音乐传播技术、音乐的空间流动等等“他律”的方方面面。
　　 本文是对1980年代音乐出版的研究，这是一个音乐出版业低靡多年之后又开始高速发展的时代。当时大大小小的音像出版企业纷纷成立，大批音乐通过盒带出版成为可以流通的商品，而这些音乐商品以其平价的优势而迅速进入千家万户，人们的音乐聆听习惯随之改变。无论居家、途中、工作间隙、朋友聚会，抑或清晨、午后、夜晚，只要将一张盒式录音带装入录音机，当播放键被按下的时候，一座“随机”的音乐厅便“打造”完成。
　　一、1980年代音乐出版的“双轨制”：
　　录音盒带与歌谱集配套出版概况
　　（一）1980年代中国音像出版业概况
　　 1979年1月成立于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与总部设在北京的“老牌”音像企业中国唱片社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1980年代中期前后，又有不少音像出版企业纷纷成立，“中唱”和“太平洋”的业务在也不断拓展。“中唱”的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几家分公司陆续成立，太平洋影音公司在1986年也陆续成立了驻上海办事处、驻北京办事处及深圳太平洋影音实业公司，11月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扩大产品的海外出版发行并加强外引内联工作②。总之，至1989年底，专业音像出版社已达190家，复制加工单位也有200余家③。
　　 当时音像出版的发行范围不仅覆盖广大国内区域，还销售至东南亚，如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的李谷一演唱的《我愿是一只小燕》成了新加坡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朱逢博演唱的《红杉树》、李谷一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都被翻版出售④。
　　 虽然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经济搞活的时代，但是，音像出版业并非纯商业化运作，无论是“中唱”还是“太平洋”都有政府管理的背景。前者是中国电影电视部直属机构，后者则归广东省广播局领导。国家针对当时音像出版业初步繁荣而又缺乏规范的情况，设立了出版审批单位，并规定了出版审批程序⑤。1983年7月广播电视部在京召开的“文艺录音制品（唱片和盒式声带）出版工作座谈会”专门就通俗性音乐（包括群众歌曲、抒情歌曲、轻音乐等）出版问题进行讨论，指出“争取出版更多的既能反映时代精神或给人以高尚的文化娱乐，又是有所创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节目”“要防止不健康东西的流传”⑥。但是，音像出版过分强调教育性就弱化了娱乐性，从而使盈利受限甚至威胁音像出版企业的生存，如何协调二者的问题在座谈会上也有讨论：“唱片和盒带都是商品，要保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反对商品化经营”，指出“‘以文养文’是适用于音像出版事业的”⑦。
　　 即便有政府管控，1980年代音像出版业面对庞大消费市场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竞争，盗版音像问题逐渐凸显，这威胁着行业的良性循环。1983年广播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社会上随意翻录、销售和非法倒卖音像制品的现象，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加强对音像制品产、销的管理和整顿⑧，太平洋影音公司在1985年针对盗用公司之名翻版海外盒带，到处兜售，欺骗代理商及广大听众，破坏公司声誉的行为，在1985年《羊城晚报》上发布“郑重声明”⑨。
　　 若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