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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16首届南国音乐花会理论研讨会”，于2016年11月26日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隆重举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雁雄，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杨树，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李仙花，华南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彭新一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浙江、广西、广东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出席了会议。
华南理工大学的何平教授针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就关于研究的缘起、研究的着眼点、目前涉及的音乐家研究等作了简要概述。与会的二十余位专家围绕“百年来广东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的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与讨论，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
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至今有着现实意义，这些学术思想集中展现了他们对中国音乐发展方方面面的理性思考，如李凌、陈洪、叶纯之、冼星海、何安东等音乐家的学术见地可谓多元呈现。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的费邓洪指出，李凌（1913—2003）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音乐评论，他最大限度地涉及、参与、拥抱了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各种创作、演唱、演奏、指挥、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等种种音乐活动，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新音乐”“土洋唱法”“音乐的民族风格”，直到“轻音乐”、“新潮音乐”等无所不包。同时，他坚决反对推崇一种风格流派、抨击一种风格流派的负面行为，反对囚笼般一样的“为纯洁民族音乐语言而斗争”的口号。而这些，恰是李凌音乐评论至今未有引起充分研究的两个贡献。
在师范音乐教育事业上，陈洪（1907—2002）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忠国忠党的人民教师，以身作则用以“严慈相济”的教学态度感化每一位师生。华南理工大学的刘小青指出，陈洪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致力于师范音乐教育实践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陈洪认为，应该对音乐师范类学生进行人民教师的思想教育；师范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为核心；要求教师自身应端正“舞台”与“讲台”“师范”与“音乐学院”的关系。
上海音乐学院的韩钟恩认为，叶纯之（1926—1997）在学术思想和教学理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成了《音乐美学十讲》《音乐美学导论》《音乐美学通俗讲话》等几部著作。它们是当代中国人独立撰写的最早的有关音乐美学问题的系统著述，具有学科性质的奠基、开拓和引领意义，其筚路蓝缕之功永远值得后学恭敬。尤其当我们在三十多年之后讨论具规模成系统的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与教学教材问题的时候，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托。
星海音乐学院的周广平认为，在冼星海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来没有中断过音乐教育实践，尤其在延安“魯艺”时期，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更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广东文艺研究所的陈浚辉指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作曲家，何安东（1907—1994）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和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慷慨愤笔，谱出了《奋起救国》《民族英精神》等歌曲；而他的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情操和审美教育的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广州、香港、澳门的培正中学延续。
二、广东音乐家作品的民间地域特征
广东的音乐家，由于在生活、学习环境、经历上的不同，便产生了各具民间地域特征的音乐作品，很富代表性，同时折射出这些音乐家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对当地文化的容他性。他们作品的民间地域风格至今仍然是鲜活的。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黄彦琪认为，章枚（1912—1995）的创作较少有广东音乐的痕迹，他的作品除运用西方调式外，有些是采用苏北地区民歌为素材而创作，这是因为章枚自1940年加入新四军以来，一直跟随陈毅并植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他的代表作《黄桥烧饼歌》采用江苏民歌《杨柳青》的曲调素材，记录了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期间人民拥护军队、军民一心抗敌的热烈场景。这是一首经典的“用音乐记录抗战史实”的作品。
生于广东梅州的张棣昌（1918—1990），2岁时随父母侨居海外，14岁归国，先入“抗大”后转“鲁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作曲家。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第一届作曲组组长兼乐团团长期间先后为28部影片配乐，是我国电影民族音乐风格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魏茜指出，之所以张棣昌的电影音乐作品中带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是因为他一直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因此电影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地域风格浓厚，广为流传。
陆仲任（1911—2011）在他的电影《南海潮》音乐一开始，就运用了《赛龙夺锦》的素材，使人们很快地了解并认识了广东音乐的主要特点。星海音乐学院的王小玲认为，这或许是这首广东音乐第一次用于电影音乐。
三、广东音乐家的作品影响
广东音乐家的作品在历史的冲刷中仍散发着夺目的光辉，作品影响的历史纵横体现出一种集群化特征，无论从哪个维度观察都不难发现其作品的影响面是十分宽泛的。
生于广东阳江的何士德（1910—2000）是新中国电影音乐奠基人。他因1939年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铁军”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新四军军歌》而名闻遐迩。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左娟认为，这首军歌与抗战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是何士德深入军队体验生活后所作，有力地配合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最终成为新四军部队集体宣誓性质的战歌，和《八路军军歌》一起成为新四军部队作战间隙休整开会时必唱的两首军歌。
军旅作曲家肖民（1927—）谱写了《人民军队忠于党》。今年，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张芳芳不辞艰辛地寻访到肖民。据访谈得知，12岁时，肖民毅然参军，来到宣传队教群众和官兵唱歌。战区的音乐要经常更新，年轻的他就是在这样一种抗日队伍和抗日疆场壮怀激烈的环境下激发了创作欲望和灵感。1944年，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群众是我们的靠山》问世。1960年，肖民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人民军队忠于党》。他的创作体会是：大部分队列歌曲雄壮豪迈大气，然缺乏深情之感，我要将这种豪迈的特点与发自内心的深情结合。 《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的作曲家青主（廖尚果，1893—1959）在书香世家的成长环境中有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新式学堂与留学的教育背景，又让他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的胡舜方就青主的这两首作品论到，虽然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体现了青主的主要音乐观念：民族性的创作理念；他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是上界的声音”。
今年正逢李鹰航（1916—1999）诞辰100周年，广东文艺研究所的冯明洋回顾了李鹰航对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影响：除了写有近二十部歌剧外，还有1940 年代广为传唱的著名歌曲《拉骆驼》，这首被称为“内蒙古民歌”的《拉骆驼》，其实并非民歌，而正是李鹰航谱写的歌剧《三边风光》中的插曲。当年音乐家安波去內蒙古采风，曾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收编在自己的《内蒙民歌选》中；作曲家梁寒光不久据此编写了无伴奏合唱，使之成为 “民歌合唱曲”；1947 年上海的《新音乐》月刊发表了这首“民歌”，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1949 年后，《拉骆驼》曾被改编成二胡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合奏曲等形式，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广播里和专业艺术院系的教材中。《拉骆驼》的创作过程正如作者的经历一样，留下了一位像骆驼一样艰苦跋涉、默默奉献的音乐家的足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向延生就延安“鲁艺”音乐系里的“广东仔”展开论述，涉及诸多广东著名音乐家。向延生强调，家庭研究对音乐史来讲也有重要意义。在中国音乐近百年的发展中，广东音乐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北上广，北京在前、其次上海、广州在后。如果从近百年音乐家的角度来讲，这就倒过来了，广州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广上北，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四、广东音乐家的风格引领
广东音乐家无论在作曲技术理论还是在旋律风格，亦或在各音乐门类的创作方面，都表现出了“敢为人先”的创作理念，他们的风格引领在现当代尤显突出。
中国音乐学院的樊祖荫认为，马思聪（1912—1987）的和声技法对中国和声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贡献。他的地位与学历，他的创作精神，他的个性化的与现代风格的音乐语言，包括和声语言，彼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思聪的和声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三度结构和弦进行五声化的处理；二是对旋律的塑造性和声结构。马思聪在中国作曲家中是第一个系统运用旋律和声综合性结构的。
星海音乐学院的王少明对前辈兼邻居的黄锦培（1919—2009）为中国音乐发展所作的贡献阐述了观点：黄锦培对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如为《山乡风云》《七十二家房客》、粤剧戏曲片《搜书院》等作曲和配乐；广东音乐是他创作的重要成就，《月圆曲》《三宝佛》《晨曦》《山河新貌》《五羊风光》《怀念》等为代表的五十多首经典之作，曲调优雅纯粹、轻松明快、悦耳悦心，其影响及至海内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高姝认为，军旅作曲家郑秋枫（1931—）的创作，体裁多样、风格多元，曲调宽广且紧扣时代脉搏，在作品的形式、内容以及作曲技法等方面都做了成功的探索，对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1959年舞剧《五朵红云》的创作开启了郑秋枫的作曲生涯；“文革”后期所创作的独唱歌曲《颂歌献给毛主席》抒情却不乏颂歌式的宽广壮美，作品新颖的音乐语言和鲜明的民族元素以及强烈的时代感，引起广泛关注；同时期的歌曲《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除了展现了细腻委婉的苗族音乐特点外，还加入了当时作曲家们不太勇于使用的花腔女高音，他将花腔女高音赋予了“战斗性”与“英雄性”，这种尝试，拓宽了处于封闭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之路；1979年的歌曲《我爱你，中国》，一经问世就迅速在海外华人圈引起广泛共鸣，其器乐化的音响色彩与和声技巧极尽展现了音乐的魅力。歌曲的艺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使作品富有“雅俗共赏”的特性，开辟了20世纪8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
陈小奇（1954—）为广东流行音乐独树一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宋含宇对这位《涛声依旧》的词曲作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歌词可以看出，陈小奇的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他的生长环境息息相关。日积月累，无论是创作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透露出他的文化内涵——清新、典雅、含蓄，形成了典型的南粤流行音乐风。随着以陈小奇为代表的广东流行音乐人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改进，更多的作品提升了广东流行音乐的品味。
五、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探索
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似乎总是让人耳目一新，他们的创作在较大范围表现了不断进取的精神，且不拘泥于某一种风格样式、某一种体裁形式、某一种音乐门类，而总是在寻求突破。不仅突破自我，也突破前辈、突破“传统”，这或许就是谓之的“广东音乐家的创新”。
冼星海的《神圣之战——第二交响曲》的问世引起了诸多争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岩为冼星海的这部作品发声，他认为《第二交响曲》是作者对身临其境的苏德大战的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切感受，音乐之所以“狰狞状”，皆因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战争之严酷、险恶、错综复杂、不可预料。冼星海充分利用当时的现有条件，不断将音乐进行新的尝试，是由永不、绝不遏止的进取精神所支撑。虽然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采用的不完整的十二音模式、平移调性、音块、大量非三度叠置和弦、游移节奏重音等手法，尚属不完全成熟，但已表明其处处创新、时时创新并不拘条件、国度、地点、方法、战时、非战时，均尽全力为之的心态。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夏炎彬对刘长安（1946—）的无伴奏混声合唱《敕勒川》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位《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作者的近期创作，将点对点和线对线的创作思想，将静态式固定音型、多调性思维以及类似于赋格的写作手法衍化在作品中，同时对民族素材又不是简单地直接复制，而是取其精华，综其特点，散发在音乐的各个角落，铸成既具学术品格又具民族歌唱性的艺术作品。
从流行音乐《弯弯的月亮》到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李海鹰（1954—）完成了其风格的转变。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曹妍针对李海鹰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李海鹰将“流行”与“古典”进行了有机融合，实现了“流行音乐交响化”，如《亮剑》《黑冰》《背叛》这些影视作品的音乐。经过多年的积累，李海鹰又创作完成了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标志着他在音乐探索上的又一新方向。
陈怡（1953—）作为目前唯一一位入选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的美籍华裔女作曲家，以其超凡的音乐创作才华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作曲家之一。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娟认为，陈怡在音乐上不断创新的贡献离不开她的生活经历和所受到的音乐启蒙教育。陈怡虽然长期旅居美国，触碰的都是西方最新的音乐创作技术理念，但她的音乐追求的仍然是具有“传统”的音乐意境。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影响着陈怡的音乐创作，中国的文学、诗歌、绘画、民歌以及传统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这些，使得她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显得别具特色。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伯瑜对“广东音乐的影响”“广东音乐走向世界”等若干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真正走向世界的音乐是“广东音乐”。但这个“广东音乐”不是个体，不是某一乐器、某一作曲家、某一风格，而是整个地域所形成的文化特征，这样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音乐，就是广东音乐。浙江音乐学院的杨九华对生在广东番禺、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黄飞立的贡献作了表述。
天津音乐学院的靳学东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本次研讨会发言题目的内容涉及到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理论的众多侧面，包含了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等广阔的领域。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鼎鼎大名的音乐家，也有些在音乐史中涉及较少的、甚至默默无闻的音乐家。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辈分、不同类别、甚至不同量级的音乐家的共同努力，才谱写出广东岭南音乐辉煌的乐章。大家的研讨勾勒出了非常鲜活的广东音乐家的群像，渗透出广东音乐家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甘做基石、默默奉献的精神；容纳百川、多元交汇的精神；勇于求索、敢为人先的精神；精益求精、创造卓越的精神……这些精神不仅成为广东的音乐曾经为中国音乐做出诸多历史性贡献的重要原由，也是广东和广东音乐家对当代中国音乐的慷慨奉献和深刻启示。何平教授将其总结为“永远在探索路上的广东音乐家”。如果广东的音乐和音乐家正在“探索的路上”，这次的研讨会就很像一个“驿站”，休整蓄力，扬鞭前行。我们期望并坚信，今天的广东音乐家们一定能够通过这次理论研讨，更好地思索历史，继往开来，一路高歌，再创辉煌。
宋含宇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师
何 平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
华南理工大学的何平教授针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就关于研究的缘起、研究的着眼点、目前涉及的音乐家研究等作了简要概述。与会的二十余位专家围绕“百年来广东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的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与讨论，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
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至今有着现实意义，这些学术思想集中展现了他们对中国音乐发展方方面面的理性思考，如李凌、陈洪、叶纯之、冼星海、何安东等音乐家的学术见地可谓多元呈现。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的费邓洪指出，李凌（1913—2003）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音乐评论，他最大限度地涉及、参与、拥抱了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各种创作、演唱、演奏、指挥、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等种种音乐活动，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新音乐”“土洋唱法”“音乐的民族风格”，直到“轻音乐”、“新潮音乐”等无所不包。同时，他坚决反对推崇一种风格流派、抨击一种风格流派的负面行为，反对囚笼般一样的“为纯洁民族音乐语言而斗争”的口号。而这些，恰是李凌音乐评论至今未有引起充分研究的两个贡献。
在师范音乐教育事业上，陈洪（1907—2002）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忠国忠党的人民教师，以身作则用以“严慈相济”的教学态度感化每一位师生。华南理工大学的刘小青指出，陈洪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致力于师范音乐教育实践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陈洪认为，应该对音乐师范类学生进行人民教师的思想教育；师范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为核心；要求教师自身应端正“舞台”与“讲台”“师范”与“音乐学院”的关系。
上海音乐学院的韩钟恩认为，叶纯之（1926—1997）在学术思想和教学理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成了《音乐美学十讲》《音乐美学导论》《音乐美学通俗讲话》等几部著作。它们是当代中国人独立撰写的最早的有关音乐美学问题的系统著述，具有学科性质的奠基、开拓和引领意义，其筚路蓝缕之功永远值得后学恭敬。尤其当我们在三十多年之后讨论具规模成系统的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与教学教材问题的时候，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托。
星海音乐学院的周广平认为，在冼星海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来没有中断过音乐教育实践，尤其在延安“魯艺”时期，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更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广东文艺研究所的陈浚辉指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作曲家，何安东（1907—1994）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和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慷慨愤笔，谱出了《奋起救国》《民族英精神》等歌曲；而他的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情操和审美教育的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广州、香港、澳门的培正中学延续。
二、广东音乐家作品的民间地域特征
广东的音乐家，由于在生活、学习环境、经历上的不同，便产生了各具民间地域特征的音乐作品，很富代表性，同时折射出这些音乐家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对当地文化的容他性。他们作品的民间地域风格至今仍然是鲜活的。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黄彦琪认为，章枚（1912—1995）的创作较少有广东音乐的痕迹，他的作品除运用西方调式外，有些是采用苏北地区民歌为素材而创作，这是因为章枚自1940年加入新四军以来，一直跟随陈毅并植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他的代表作《黄桥烧饼歌》采用江苏民歌《杨柳青》的曲调素材，记录了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期间人民拥护军队、军民一心抗敌的热烈场景。这是一首经典的“用音乐记录抗战史实”的作品。
生于广东梅州的张棣昌（1918—1990），2岁时随父母侨居海外，14岁归国，先入“抗大”后转“鲁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作曲家。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第一届作曲组组长兼乐团团长期间先后为28部影片配乐，是我国电影民族音乐风格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魏茜指出，之所以张棣昌的电影音乐作品中带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是因为他一直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因此电影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地域风格浓厚，广为流传。
陆仲任（1911—2011）在他的电影《南海潮》音乐一开始，就运用了《赛龙夺锦》的素材，使人们很快地了解并认识了广东音乐的主要特点。星海音乐学院的王小玲认为，这或许是这首广东音乐第一次用于电影音乐。
三、广东音乐家的作品影响
广东音乐家的作品在历史的冲刷中仍散发着夺目的光辉，作品影响的历史纵横体现出一种集群化特征，无论从哪个维度观察都不难发现其作品的影响面是十分宽泛的。
生于广东阳江的何士德（1910—2000）是新中国电影音乐奠基人。他因1939年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铁军”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新四军军歌》而名闻遐迩。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左娟认为，这首军歌与抗战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是何士德深入军队体验生活后所作，有力地配合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最终成为新四军部队集体宣誓性质的战歌，和《八路军军歌》一起成为新四军部队作战间隙休整开会时必唱的两首军歌。
军旅作曲家肖民（1927—）谱写了《人民军队忠于党》。今年，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张芳芳不辞艰辛地寻访到肖民。据访谈得知，12岁时，肖民毅然参军，来到宣传队教群众和官兵唱歌。战区的音乐要经常更新，年轻的他就是在这样一种抗日队伍和抗日疆场壮怀激烈的环境下激发了创作欲望和灵感。1944年，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群众是我们的靠山》问世。1960年，肖民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人民军队忠于党》。他的创作体会是：大部分队列歌曲雄壮豪迈大气，然缺乏深情之感，我要将这种豪迈的特点与发自内心的深情结合。 《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的作曲家青主（廖尚果，1893—1959）在书香世家的成长环境中有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新式学堂与留学的教育背景，又让他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的胡舜方就青主的这两首作品论到，虽然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体现了青主的主要音乐观念：民族性的创作理念；他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是上界的声音”。
今年正逢李鹰航（1916—1999）诞辰100周年，广东文艺研究所的冯明洋回顾了李鹰航对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影响：除了写有近二十部歌剧外，还有1940 年代广为传唱的著名歌曲《拉骆驼》，这首被称为“内蒙古民歌”的《拉骆驼》，其实并非民歌，而正是李鹰航谱写的歌剧《三边风光》中的插曲。当年音乐家安波去內蒙古采风，曾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收编在自己的《内蒙民歌选》中；作曲家梁寒光不久据此编写了无伴奏合唱，使之成为 “民歌合唱曲”；1947 年上海的《新音乐》月刊发表了这首“民歌”，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1949 年后，《拉骆驼》曾被改编成二胡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合奏曲等形式，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广播里和专业艺术院系的教材中。《拉骆驼》的创作过程正如作者的经历一样，留下了一位像骆驼一样艰苦跋涉、默默奉献的音乐家的足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向延生就延安“鲁艺”音乐系里的“广东仔”展开论述，涉及诸多广东著名音乐家。向延生强调，家庭研究对音乐史来讲也有重要意义。在中国音乐近百年的发展中，广东音乐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北上广，北京在前、其次上海、广州在后。如果从近百年音乐家的角度来讲，这就倒过来了，广州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广上北，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四、广东音乐家的风格引领
广东音乐家无论在作曲技术理论还是在旋律风格，亦或在各音乐门类的创作方面，都表现出了“敢为人先”的创作理念，他们的风格引领在现当代尤显突出。
中国音乐学院的樊祖荫认为，马思聪（1912—1987）的和声技法对中国和声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贡献。他的地位与学历，他的创作精神，他的个性化的与现代风格的音乐语言，包括和声语言，彼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思聪的和声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三度结构和弦进行五声化的处理；二是对旋律的塑造性和声结构。马思聪在中国作曲家中是第一个系统运用旋律和声综合性结构的。
星海音乐学院的王少明对前辈兼邻居的黄锦培（1919—2009）为中国音乐发展所作的贡献阐述了观点：黄锦培对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如为《山乡风云》《七十二家房客》、粤剧戏曲片《搜书院》等作曲和配乐；广东音乐是他创作的重要成就，《月圆曲》《三宝佛》《晨曦》《山河新貌》《五羊风光》《怀念》等为代表的五十多首经典之作，曲调优雅纯粹、轻松明快、悦耳悦心，其影响及至海内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高姝认为，军旅作曲家郑秋枫（1931—）的创作，体裁多样、风格多元，曲调宽广且紧扣时代脉搏，在作品的形式、内容以及作曲技法等方面都做了成功的探索，对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1959年舞剧《五朵红云》的创作开启了郑秋枫的作曲生涯；“文革”后期所创作的独唱歌曲《颂歌献给毛主席》抒情却不乏颂歌式的宽广壮美，作品新颖的音乐语言和鲜明的民族元素以及强烈的时代感，引起广泛关注；同时期的歌曲《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除了展现了细腻委婉的苗族音乐特点外，还加入了当时作曲家们不太勇于使用的花腔女高音，他将花腔女高音赋予了“战斗性”与“英雄性”，这种尝试，拓宽了处于封闭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之路；1979年的歌曲《我爱你，中国》，一经问世就迅速在海外华人圈引起广泛共鸣，其器乐化的音响色彩与和声技巧极尽展现了音乐的魅力。歌曲的艺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使作品富有“雅俗共赏”的特性，开辟了20世纪8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
陈小奇（1954—）为广东流行音乐独树一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宋含宇对这位《涛声依旧》的词曲作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歌词可以看出，陈小奇的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他的生长环境息息相关。日积月累，无论是创作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透露出他的文化内涵——清新、典雅、含蓄，形成了典型的南粤流行音乐风。随着以陈小奇为代表的广东流行音乐人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改进，更多的作品提升了广东流行音乐的品味。
五、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探索
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似乎总是让人耳目一新，他们的创作在较大范围表现了不断进取的精神，且不拘泥于某一种风格样式、某一种体裁形式、某一种音乐门类，而总是在寻求突破。不仅突破自我，也突破前辈、突破“传统”，这或许就是谓之的“广东音乐家的创新”。
冼星海的《神圣之战——第二交响曲》的问世引起了诸多争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岩为冼星海的这部作品发声，他认为《第二交响曲》是作者对身临其境的苏德大战的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切感受，音乐之所以“狰狞状”，皆因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战争之严酷、险恶、错综复杂、不可预料。冼星海充分利用当时的现有条件，不断将音乐进行新的尝试，是由永不、绝不遏止的进取精神所支撑。虽然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采用的不完整的十二音模式、平移调性、音块、大量非三度叠置和弦、游移节奏重音等手法，尚属不完全成熟，但已表明其处处创新、时时创新并不拘条件、国度、地点、方法、战时、非战时，均尽全力为之的心态。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夏炎彬对刘长安（1946—）的无伴奏混声合唱《敕勒川》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位《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作者的近期创作，将点对点和线对线的创作思想，将静态式固定音型、多调性思维以及类似于赋格的写作手法衍化在作品中，同时对民族素材又不是简单地直接复制，而是取其精华，综其特点，散发在音乐的各个角落，铸成既具学术品格又具民族歌唱性的艺术作品。
从流行音乐《弯弯的月亮》到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李海鹰（1954—）完成了其风格的转变。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曹妍针对李海鹰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李海鹰将“流行”与“古典”进行了有机融合，实现了“流行音乐交响化”，如《亮剑》《黑冰》《背叛》这些影视作品的音乐。经过多年的积累，李海鹰又创作完成了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标志着他在音乐探索上的又一新方向。
陈怡（1953—）作为目前唯一一位入选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的美籍华裔女作曲家，以其超凡的音乐创作才华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作曲家之一。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娟认为，陈怡在音乐上不断创新的贡献离不开她的生活经历和所受到的音乐启蒙教育。陈怡虽然长期旅居美国，触碰的都是西方最新的音乐创作技术理念，但她的音乐追求的仍然是具有“传统”的音乐意境。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影响着陈怡的音乐创作，中国的文学、诗歌、绘画、民歌以及传统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这些，使得她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显得别具特色。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伯瑜对“广东音乐的影响”“广东音乐走向世界”等若干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真正走向世界的音乐是“广东音乐”。但这个“广东音乐”不是个体，不是某一乐器、某一作曲家、某一风格，而是整个地域所形成的文化特征，这样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音乐，就是广东音乐。浙江音乐学院的杨九华对生在广东番禺、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黄飞立的贡献作了表述。
天津音乐学院的靳学东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本次研讨会发言题目的内容涉及到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理论的众多侧面，包含了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等广阔的领域。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鼎鼎大名的音乐家，也有些在音乐史中涉及较少的、甚至默默无闻的音乐家。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辈分、不同类别、甚至不同量级的音乐家的共同努力，才谱写出广东岭南音乐辉煌的乐章。大家的研讨勾勒出了非常鲜活的广东音乐家的群像，渗透出广东音乐家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甘做基石、默默奉献的精神；容纳百川、多元交汇的精神；勇于求索、敢为人先的精神；精益求精、创造卓越的精神……这些精神不仅成为广东的音乐曾经为中国音乐做出诸多历史性贡献的重要原由，也是广东和广东音乐家对当代中国音乐的慷慨奉献和深刻启示。何平教授将其总结为“永远在探索路上的广东音乐家”。如果广东的音乐和音乐家正在“探索的路上”，这次的研讨会就很像一个“驿站”，休整蓄力，扬鞭前行。我们期望并坚信，今天的广东音乐家们一定能够通过这次理论研讨，更好地思索历史，继往开来，一路高歌，再创辉煌。
宋含宇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师
何 平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