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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宗元谪柳期间的情感十分复杂。而此期间有关山水草木的景物描写便是他内心情感的折射。本文拟通过对柳宗元谪柳诗歌山水草木描写的分析，来揭示他谪柳期间的矛盾心境，以及由此反映的他思想上的特点。
关键词：谪柳；心境；山水草木；楚辞；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元和十年（815年），已经在永州谪居10年的柳宗元回京后再次被外放至更加偏远的柳州。柳州也因此成为他生命的最后一站。柳州生活的四年里，柳宗元看尽世间悲相。满怀一腔凄苦怨愤和不甘沉沦、自我宽慰交织的情绪，柳宗元在柳州时期了创作大量诗歌，诗中的山水树木便是他这种矛盾心境的见证与映射。
一、悲愤的千山遮目与苦楚的万水阻隔
柳宗元的诗歌中，人和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有我”与“无我”一直是评价和形容中国诗歌写景时使用的重要概念。“他未能在观照自然时保持审美的距离，所以‘景’皆著‘我’之色，处处都有一个孤独寂寞的‘我’存在。”[1]柳宗元历经永州十年贬谪生活后，终于于元和十年正月奉诏回京。柳宗元对于前途转折充满希冀，渴望在京任职施展抱负。然而朝廷依然对“永贞革新”耿耿于怀，加之刘禹锡作文讽刺政敌引起权贵不满，柳宗元等人在三月又被外放至蛮荒之地。他在柳州的诗歌的山水草木间便尽沾染上了这种明升暗降的不公遭遇和希望破灭的痛苦郁结的情绪。他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写到“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岭外”是贬谪的目的地，是偏远闭塞的代名词，而“谁料”二字，更深刻道出了他内心理想由炽热到破灭的残酷过程，反映了现实和理想间的剧烈冲突，这既是他对不公的控诉，也是对岭南恶劣环境的不满与郁闷。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他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目光纵横千里，看似开阔而充满希望，却耐不住南岭树木层层的遮挡，一放一收之间，内心的希冀和现实的破灭得以有节奏的呈现；而“曲似九回肠”的柳江恰如诗人此刻的百结愁肠，曲折蜿蜒，带着诗人的忧思流向看不到的远方。因此，与其说是眼前之景切合心情，倒不如说是有此情才看到了此景。柳州东、西、北三面环山，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貌特征，大大小小山峰点缀于城市之间，在如今看来应是别有一番趣味，然而当时柳宗元眼中，这山水无一不是戚戚惨惨的模样。无论是“海畔尖山似剑铓”、“越绝孤城千万峰”，还是“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诗中“剑铓”、“戟”“汤”的比喻都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剑铓”、“戟”，犀利锋锐，象征的是现实的险恶和艰辛；“汤”，炽热滚烫，更是代表了其水深火热的处境。这些意象经历了柳宗元内心的滤镜，全都沾染上了险恶的趋向，充分体现出柳宗元的苦楚，满腔悲情一触即发。他用凄厉冷峻的笔触写柳州的山水，山水即是他内心的映衬，如此一来，景中含情，更加悲戚动人。
二、人生逆境里自宽自救的种树心得
柳宗元官场失意，被贬柳州，身心俱疲，苦楚悲愤的重压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在这一种逆境中，他依然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官一方，他兴利除弊，移风易俗，造福百姓。既是对责任的担当，实际也是对自己的救赎。《种柳戏题》写：“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种树劳动中，他心情想必是开朗的，他可以用诙谐的语气回想过去，推移古今，用笔也轻松明快。他遥想“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的树木成才之景，似乎忘掉了凶险的官场斗争，只想“好作思人树”，为百姓留下好处，福泽于民。同样，“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诗句中，他用极其美满的想象勾勒了一幅甜美的、硕果累累的画面，背后透出的，是居于狭隘偏僻的柳州仍竭力去有所作为的心境。此时的他似乎已经不再沉湎于自我的失意，而是把目光放到了种植和丰收上来，对于收获的向往让他的诗歌意象重新沾染上了希望和光明的色彩。“柳宗元的种植诗，有意识地把所植之物与自我处境、自我精神融合一……”[2]此刻种下的树，不只是为百姓留下的恩泽，同时使柳宗元的心得到了宽慰与暂时的解脱，一定程度上亦是自救。他笔下的植物，大多被他赋予了极具个人色彩的形象，他对树木的希望更是对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建功立业的志向的期望。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有“忠者，尽己之谓”的评价，柳宗元在柳州的尽心竭力，大概便可以称之为“忠”。可看出柳宗元依旧是个有着儒家人格的文人，实践的是中国知識分子的传统，纵使无法治国平天下，也可以修身齐家，以民为本。
三、结语
柳宗元谪柳诗歌的悲戚和自我宽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矛盾的特征。柳诗所展现的悲戚，上溯源头，大抵可追寻到屈原在广阔的南方大地上求索寻觅的身影。汪森《韩柳诗选》：“（柳诗）其至忧思郁结，纡徐凄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骚之遗。”楚辞诞生之时，“具有人文精神的自然观的肇生，使得自然美的审美意识开始萌芽”[3]，他的山水诗歌是写景状物，也是他是将自己一片情感融入山山水水之中，他作为迁客骚人的愁绪，在极具主观化的山水描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和“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不仅是遭遇的相似，也是心境的共鸣，甚至是一种历史的继承。然而，“深得骚学”的柳宗元还是比屈原更加接地气，“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回来了”[4]，他满身风尘，憔悴悲苦，却依然心系百姓，尽着朴素又真挚的地方官本分。他的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倔强，将儒家道德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尽管他终其一生也未摆脱谪迁的苦楚悲凉，客死他乡，可他所行政事已经被百姓，被天下记住。柳宗元在诗作中尽管为不幸叹息，但也能直视生活，不沉湎于哀痛。这表现出柳宗元复杂的思想背景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些让他的谪柳诗歌从情感到意象都沾染上了矛盾的色彩。
总之，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谪柳期间的心境是忧愁与悲苦的。他命运多舛，去国离乡，宦海沉浮，疾病缠身，因此笔下的山水大都染上了主观的色彩，阴郁冷峻。然而其诗作中，亦有直面现实的坚强和身为地方官为民造福的责任与担当，书中多次写及的种树措施，便是其突出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骚客情怀和儒家担当，始终是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思想矛盾和精神脉络，这种精神脉络深藏在漫长历史年代中无数文人起伏的命运和因此造就的诗文中。柳宗元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分析柳宗元谪柳诗歌此方面的特点，不仅有利于理解柳宗元，对于整个诗歌史脉络中文人形象的建立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杨文榜，《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
[2]杨文榜，《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
[3]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30页.
关键词：谪柳；心境；山水草木；楚辞；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元和十年（815年），已经在永州谪居10年的柳宗元回京后再次被外放至更加偏远的柳州。柳州也因此成为他生命的最后一站。柳州生活的四年里，柳宗元看尽世间悲相。满怀一腔凄苦怨愤和不甘沉沦、自我宽慰交织的情绪，柳宗元在柳州时期了创作大量诗歌，诗中的山水树木便是他这种矛盾心境的见证与映射。
一、悲愤的千山遮目与苦楚的万水阻隔
柳宗元的诗歌中，人和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有我”与“无我”一直是评价和形容中国诗歌写景时使用的重要概念。“他未能在观照自然时保持审美的距离，所以‘景’皆著‘我’之色，处处都有一个孤独寂寞的‘我’存在。”[1]柳宗元历经永州十年贬谪生活后，终于于元和十年正月奉诏回京。柳宗元对于前途转折充满希冀，渴望在京任职施展抱负。然而朝廷依然对“永贞革新”耿耿于怀，加之刘禹锡作文讽刺政敌引起权贵不满，柳宗元等人在三月又被外放至蛮荒之地。他在柳州的诗歌的山水草木间便尽沾染上了这种明升暗降的不公遭遇和希望破灭的痛苦郁结的情绪。他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写到“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岭外”是贬谪的目的地，是偏远闭塞的代名词，而“谁料”二字，更深刻道出了他内心理想由炽热到破灭的残酷过程，反映了现实和理想间的剧烈冲突，这既是他对不公的控诉，也是对岭南恶劣环境的不满与郁闷。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他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目光纵横千里，看似开阔而充满希望，却耐不住南岭树木层层的遮挡，一放一收之间，内心的希冀和现实的破灭得以有节奏的呈现；而“曲似九回肠”的柳江恰如诗人此刻的百结愁肠，曲折蜿蜒，带着诗人的忧思流向看不到的远方。因此，与其说是眼前之景切合心情，倒不如说是有此情才看到了此景。柳州东、西、北三面环山，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貌特征，大大小小山峰点缀于城市之间，在如今看来应是别有一番趣味，然而当时柳宗元眼中，这山水无一不是戚戚惨惨的模样。无论是“海畔尖山似剑铓”、“越绝孤城千万峰”，还是“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诗中“剑铓”、“戟”“汤”的比喻都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剑铓”、“戟”，犀利锋锐，象征的是现实的险恶和艰辛；“汤”，炽热滚烫，更是代表了其水深火热的处境。这些意象经历了柳宗元内心的滤镜，全都沾染上了险恶的趋向，充分体现出柳宗元的苦楚，满腔悲情一触即发。他用凄厉冷峻的笔触写柳州的山水，山水即是他内心的映衬，如此一来，景中含情，更加悲戚动人。
二、人生逆境里自宽自救的种树心得
柳宗元官场失意，被贬柳州，身心俱疲，苦楚悲愤的重压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在这一种逆境中，他依然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官一方，他兴利除弊，移风易俗，造福百姓。既是对责任的担当，实际也是对自己的救赎。《种柳戏题》写：“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种树劳动中，他心情想必是开朗的，他可以用诙谐的语气回想过去，推移古今，用笔也轻松明快。他遥想“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的树木成才之景，似乎忘掉了凶险的官场斗争，只想“好作思人树”，为百姓留下好处，福泽于民。同样，“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诗句中，他用极其美满的想象勾勒了一幅甜美的、硕果累累的画面，背后透出的，是居于狭隘偏僻的柳州仍竭力去有所作为的心境。此时的他似乎已经不再沉湎于自我的失意，而是把目光放到了种植和丰收上来，对于收获的向往让他的诗歌意象重新沾染上了希望和光明的色彩。“柳宗元的种植诗，有意识地把所植之物与自我处境、自我精神融合一……”[2]此刻种下的树，不只是为百姓留下的恩泽，同时使柳宗元的心得到了宽慰与暂时的解脱，一定程度上亦是自救。他笔下的植物，大多被他赋予了极具个人色彩的形象，他对树木的希望更是对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建功立业的志向的期望。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有“忠者，尽己之谓”的评价，柳宗元在柳州的尽心竭力，大概便可以称之为“忠”。可看出柳宗元依旧是个有着儒家人格的文人，实践的是中国知識分子的传统，纵使无法治国平天下，也可以修身齐家，以民为本。
三、结语
柳宗元谪柳诗歌的悲戚和自我宽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矛盾的特征。柳诗所展现的悲戚，上溯源头，大抵可追寻到屈原在广阔的南方大地上求索寻觅的身影。汪森《韩柳诗选》：“（柳诗）其至忧思郁结，纡徐凄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骚之遗。”楚辞诞生之时，“具有人文精神的自然观的肇生，使得自然美的审美意识开始萌芽”[3]，他的山水诗歌是写景状物，也是他是将自己一片情感融入山山水水之中，他作为迁客骚人的愁绪，在极具主观化的山水描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和“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不仅是遭遇的相似，也是心境的共鸣，甚至是一种历史的继承。然而，“深得骚学”的柳宗元还是比屈原更加接地气，“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回来了”[4]，他满身风尘，憔悴悲苦，却依然心系百姓，尽着朴素又真挚的地方官本分。他的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倔强，将儒家道德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尽管他终其一生也未摆脱谪迁的苦楚悲凉，客死他乡，可他所行政事已经被百姓，被天下记住。柳宗元在诗作中尽管为不幸叹息，但也能直视生活，不沉湎于哀痛。这表现出柳宗元复杂的思想背景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些让他的谪柳诗歌从情感到意象都沾染上了矛盾的色彩。
总之，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谪柳期间的心境是忧愁与悲苦的。他命运多舛，去国离乡，宦海沉浮，疾病缠身，因此笔下的山水大都染上了主观的色彩，阴郁冷峻。然而其诗作中，亦有直面现实的坚强和身为地方官为民造福的责任与担当，书中多次写及的种树措施，便是其突出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骚客情怀和儒家担当，始终是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思想矛盾和精神脉络，这种精神脉络深藏在漫长历史年代中无数文人起伏的命运和因此造就的诗文中。柳宗元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分析柳宗元谪柳诗歌此方面的特点，不仅有利于理解柳宗元，对于整个诗歌史脉络中文人形象的建立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杨文榜，《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
[2]杨文榜，《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
[3]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