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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嘉辉，河北大学2017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无论中西古今，兄弟相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反复上演的事件，而这一现实问题也总是被文学作品所反映。例如，《尚书·尧典》中的“舜象之争”。还有西方文学经典《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本文以《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和《圣经》中的雅各和以扫兄弟之争的故事，这两个中西文学中“兄弟相争”的典型代表作为分析对象。两个故事的主题都是兄弟二人对于族、国领导权的争夺。
一、对两对兄弟的道德评价标准不同
郑武公一家正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绝佳象征，其父既是家父又是国父，其母既是家母又是国母，其子既是兄弟，又是未来的君王。“君王之家”既是国内千万小家的楷模，又是一个国家兴衰的晴雨表。而身处至高位置的“君王之家”，由于各方势力的渗透、纠缠，往往也是最难和睦相处的。郑伯和共叔段所遇到的正是这个问题。郑武公死后，郑庄公继位，武姜氏和儿子共叔段本应安守本分、辅佐国君，共同维持小家和大家的双重稳定。但共叔段心生嫉妒，再加上母亲武姜氏的纵容，身为“京城太叔”屡屡做出越轨行径，甚至在哥哥的眼皮底下屯粮招兵建立一个“国中国”。所以左丘明将《春秋》中的“段”解释为“段不弟，故不言弟”。身为弟弟不但不尊敬兄长，反而肆意纵容自己的野心，暗中觊觎兄长的王位。再来看郑庄公，身为昆兄同时又是一国之君，明明已经察觉到弟弟图谋不轨，面对臣下的屡次谏言无动于衷，甚至还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且待之。”让大臣和自己一同看弟弟的不义之行是如何招致灾祸降于己身的。在以传统伦理观和儒家生命哲学为指导的价值判断下，左丘明对于这个发生在“君王之家”的兄弟阋墙的悲哀行为，自然会各贬一笔。而这场兄弟之争的收尾，依然需要儒家伦理观念的弥合。
下面来看《圣经》中“雅各和以扫相争”的故事。对比雅各何以扫两兄弟，弟弟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聪慧、伶俐，以及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无比渴望。这一点在他出生时的细节中有所表现，雅各虽说晚于哥哥出生，但是却紧紧抓着以扫的脚跟，仿佛对于仅晚哥哥一步来到世上的结果很不服气。因此“雅各”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有“抓住”的意思。后来，雅各用红豆汤和面饼从打猎归来的以扫那里骗得了长子的名分。接着又在母亲的帮助下，从父亲那里骗得了原本为哥哥准备的祝福。为了逃避以扫的报复，只好寄人篱下于母舅拉班家中。为了娶到美丽的表妹拉结，在舅舅家中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四年。返回家乡时又运用聪明才智，将拉班家中的肥壮牲畜带走。在归乡途中，和上帝派来的使者摔跤，虽然大腿受伤却从对方那里得到了祝福和“以色列”的称号。在和以扫相见之前雅各依旧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他让献给以扫的牲畜队先出发，以平息哥哥的怒气，又将大部队分为两队，以确保以扫杀来时自己的家产不至于丧失殆尽。纵观雅各的经历，可以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贯穿始终，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和对成为强者的不懈追求。
其背后所隐含的是犹太民族对于“强者精神”和“信者精神”的建构。首先，从客观历史现实的角度看，犹太民族诞生于两河流域，这片古代文明的摇篮，但是在其出现之前这片土地上便已经繁衍出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等强盛的文明。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后进民族唯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克服强敌环肆的恶劣环境，才能够生存和繁衍。于是，对于民族富强和个人强大的追求，便同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犹太民族因信而强，因强所以更信。其次，对“信”和“强”的看重，在《圣经》叙事逻辑内也是合理的。当初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选择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从而获得了最接近神的智慧。而“智慧”便在人类总世代相传。所以，在犹太人看来，“智慧”是具有神圣性的。《圣经》中所刻画的英雄形象，雅各、摩西、约书亚、所罗门王，没有一个不是智勇兼备，又敬爱上帝的。
二、家人关系弥合的原因不同
《左传》中引而不发的郑庄公，看准时机后向弟弟进攻，把他接连赶出了鄢、共二 地。面对里应外合共叔段谋反的母亲姜氏，他只得“遂寘姜氏于城颖”并发下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便是郑庄公和共叔段二人争斗后的悲惨结局。后来郑庄公听从颖谷地方官员颍考叔的建议，“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在“大隧”之内相见，母子重归于好。
郑庄公最终选择与母亲相见与大隧之中，以及左丘明对他悔改认错的肯定态度，其背后的主导因素是儒家的生命哲学。它是“一个暖烘烘的火炉，又像一个温情的大怀抱”，要求人在面对个人欲求和家国伦理的矛盾时，必须牺牲个人的需求，以满足家国稳定。当然这样做虽会损害个人利益，却能够让人不必游荡于残酷的世间，每当遭遇挫折都可以退回到“大家庭”中寻求慰藉。但与此同时其人格的独立性也会随之丧失，沦为儒家伦理“大家庭”中的附属品。即便是郑庄公也不得不面临此种两难境地。若要记恨于母亲、弟弟，便得忍受“孤家寡人”的寂寞，并且被后斥为“不孝不友”之君。他思想出现转变的原因，是儒家生命哲学一直所宣扬的家国伦理。
相较于《左传》中郑庄公和姜氏母子相见与隧中的和好方式，《圣经·创世纪》中雅各和以扫兄弟关系的复合则显得一波三折。雅各寄居在舅舅拉班家，并全心全意地服侍了他十四年。在雅各在妻子拉结生了小儿子约瑟后，他便对舅舅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交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从雅閣萌生返回家乡的念头，到兄弟二人相见冰释前嫌，其中有两次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两次转折中上帝作为隐含的“观察者”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是“工价”问题。拉班因为知道雅各受到上帝的眷顾不愿将他放走，生怕自己的家业会衰落。在雅各的再三要求下，只得同意。借助上帝的启示，雅各带走了牲畜群中有斑点、条纹的肥壮的一批。拉班带人追赶，上帝却在梦中警告他不得威胁雅各，拉班无奈在追上一行人后只得佯装送别，并与雅各立约此后互不侵犯。第二是，雅各在河边遇见上帝的使者，并与其摔跤。拥有非凡神力的使者，虽然仅仅“摸一把”雅各的大腿根就能让他骨折，但却无法在角力中将他制服，结果反被雅各所钳制。雅各逼他留下了对自己的祝福。
在《圣经》的叙事模式所形成的情感倾向和意识形态导向中，以扫是否能够主动原谅雅各从来都不是关键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故事中根本没有描写以扫见到弟弟派来的使者和礼物后的反应的段落。叙述者的描写始终都集中于“选民中的选民”——雅各和他的庇佑者上帝一边。这可以为我们揭示兄弟关系复合的原因提供一点启示。
结语：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兄弟二人的矛盾因私心和权势欲而起，一度致使两兄弟都离“大家庭”而去。共叔段反叛失败，流亡国外，郑庄公与弟弟反目成仇后，更是与母亲断绝了关系。当郑庄公与姜氏相见于大隧之中的时候，那个暂时被个人私欲驱使而离家出走的“浪子”又回归了温暖的“大怀抱”。整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场在温暖“大家庭”中上演的内部纠纷，是一段在以现世安乐为主题的生命之乐中出现的“小插曲”。
《圣经·创世纪》中“雅各以扫相争”情节上的关键转机往往都是隐含的“观察者”——上帝一手操纵。我们可以说上帝才是整个故事的唯一主人公，而“雅各和以扫”兄弟相争的故事，只不过是在他的主导下上演的一场“木偶戏”。通过这场戏，《圣经》向信徒们宣扬的追求“信”、“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得违背上帝旨意的意识形态目的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2
无论中西古今，兄弟相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反复上演的事件，而这一现实问题也总是被文学作品所反映。例如，《尚书·尧典》中的“舜象之争”。还有西方文学经典《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本文以《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和《圣经》中的雅各和以扫兄弟之争的故事，这两个中西文学中“兄弟相争”的典型代表作为分析对象。两个故事的主题都是兄弟二人对于族、国领导权的争夺。
一、对两对兄弟的道德评价标准不同
郑武公一家正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绝佳象征，其父既是家父又是国父，其母既是家母又是国母，其子既是兄弟，又是未来的君王。“君王之家”既是国内千万小家的楷模，又是一个国家兴衰的晴雨表。而身处至高位置的“君王之家”，由于各方势力的渗透、纠缠，往往也是最难和睦相处的。郑伯和共叔段所遇到的正是这个问题。郑武公死后，郑庄公继位，武姜氏和儿子共叔段本应安守本分、辅佐国君，共同维持小家和大家的双重稳定。但共叔段心生嫉妒，再加上母亲武姜氏的纵容，身为“京城太叔”屡屡做出越轨行径，甚至在哥哥的眼皮底下屯粮招兵建立一个“国中国”。所以左丘明将《春秋》中的“段”解释为“段不弟，故不言弟”。身为弟弟不但不尊敬兄长，反而肆意纵容自己的野心，暗中觊觎兄长的王位。再来看郑庄公，身为昆兄同时又是一国之君，明明已经察觉到弟弟图谋不轨，面对臣下的屡次谏言无动于衷，甚至还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且待之。”让大臣和自己一同看弟弟的不义之行是如何招致灾祸降于己身的。在以传统伦理观和儒家生命哲学为指导的价值判断下，左丘明对于这个发生在“君王之家”的兄弟阋墙的悲哀行为，自然会各贬一笔。而这场兄弟之争的收尾，依然需要儒家伦理观念的弥合。
下面来看《圣经》中“雅各和以扫相争”的故事。对比雅各何以扫两兄弟，弟弟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聪慧、伶俐，以及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无比渴望。这一点在他出生时的细节中有所表现，雅各虽说晚于哥哥出生，但是却紧紧抓着以扫的脚跟，仿佛对于仅晚哥哥一步来到世上的结果很不服气。因此“雅各”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有“抓住”的意思。后来，雅各用红豆汤和面饼从打猎归来的以扫那里骗得了长子的名分。接着又在母亲的帮助下，从父亲那里骗得了原本为哥哥准备的祝福。为了逃避以扫的报复，只好寄人篱下于母舅拉班家中。为了娶到美丽的表妹拉结，在舅舅家中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四年。返回家乡时又运用聪明才智，将拉班家中的肥壮牲畜带走。在归乡途中，和上帝派来的使者摔跤，虽然大腿受伤却从对方那里得到了祝福和“以色列”的称号。在和以扫相见之前雅各依旧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他让献给以扫的牲畜队先出发，以平息哥哥的怒气，又将大部队分为两队，以确保以扫杀来时自己的家产不至于丧失殆尽。纵观雅各的经历，可以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贯穿始终，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和对成为强者的不懈追求。
其背后所隐含的是犹太民族对于“强者精神”和“信者精神”的建构。首先，从客观历史现实的角度看，犹太民族诞生于两河流域，这片古代文明的摇篮，但是在其出现之前这片土地上便已经繁衍出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等强盛的文明。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后进民族唯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克服强敌环肆的恶劣环境，才能够生存和繁衍。于是，对于民族富强和个人强大的追求，便同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犹太民族因信而强，因强所以更信。其次，对“信”和“强”的看重，在《圣经》叙事逻辑内也是合理的。当初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选择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从而获得了最接近神的智慧。而“智慧”便在人类总世代相传。所以，在犹太人看来，“智慧”是具有神圣性的。《圣经》中所刻画的英雄形象，雅各、摩西、约书亚、所罗门王，没有一个不是智勇兼备，又敬爱上帝的。
二、家人关系弥合的原因不同
《左传》中引而不发的郑庄公，看准时机后向弟弟进攻，把他接连赶出了鄢、共二 地。面对里应外合共叔段谋反的母亲姜氏，他只得“遂寘姜氏于城颖”并发下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便是郑庄公和共叔段二人争斗后的悲惨结局。后来郑庄公听从颖谷地方官员颍考叔的建议，“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在“大隧”之内相见，母子重归于好。
郑庄公最终选择与母亲相见与大隧之中，以及左丘明对他悔改认错的肯定态度，其背后的主导因素是儒家的生命哲学。它是“一个暖烘烘的火炉，又像一个温情的大怀抱”，要求人在面对个人欲求和家国伦理的矛盾时，必须牺牲个人的需求，以满足家国稳定。当然这样做虽会损害个人利益，却能够让人不必游荡于残酷的世间，每当遭遇挫折都可以退回到“大家庭”中寻求慰藉。但与此同时其人格的独立性也会随之丧失，沦为儒家伦理“大家庭”中的附属品。即便是郑庄公也不得不面临此种两难境地。若要记恨于母亲、弟弟，便得忍受“孤家寡人”的寂寞，并且被后斥为“不孝不友”之君。他思想出现转变的原因，是儒家生命哲学一直所宣扬的家国伦理。
相较于《左传》中郑庄公和姜氏母子相见与隧中的和好方式，《圣经·创世纪》中雅各和以扫兄弟关系的复合则显得一波三折。雅各寄居在舅舅拉班家，并全心全意地服侍了他十四年。在雅各在妻子拉结生了小儿子约瑟后，他便对舅舅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交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从雅閣萌生返回家乡的念头，到兄弟二人相见冰释前嫌，其中有两次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两次转折中上帝作为隐含的“观察者”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是“工价”问题。拉班因为知道雅各受到上帝的眷顾不愿将他放走，生怕自己的家业会衰落。在雅各的再三要求下，只得同意。借助上帝的启示，雅各带走了牲畜群中有斑点、条纹的肥壮的一批。拉班带人追赶，上帝却在梦中警告他不得威胁雅各，拉班无奈在追上一行人后只得佯装送别，并与雅各立约此后互不侵犯。第二是，雅各在河边遇见上帝的使者，并与其摔跤。拥有非凡神力的使者，虽然仅仅“摸一把”雅各的大腿根就能让他骨折，但却无法在角力中将他制服，结果反被雅各所钳制。雅各逼他留下了对自己的祝福。
在《圣经》的叙事模式所形成的情感倾向和意识形态导向中，以扫是否能够主动原谅雅各从来都不是关键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故事中根本没有描写以扫见到弟弟派来的使者和礼物后的反应的段落。叙述者的描写始终都集中于“选民中的选民”——雅各和他的庇佑者上帝一边。这可以为我们揭示兄弟关系复合的原因提供一点启示。
结语：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兄弟二人的矛盾因私心和权势欲而起，一度致使两兄弟都离“大家庭”而去。共叔段反叛失败，流亡国外，郑庄公与弟弟反目成仇后，更是与母亲断绝了关系。当郑庄公与姜氏相见于大隧之中的时候，那个暂时被个人私欲驱使而离家出走的“浪子”又回归了温暖的“大怀抱”。整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场在温暖“大家庭”中上演的内部纠纷，是一段在以现世安乐为主题的生命之乐中出现的“小插曲”。
《圣经·创世纪》中“雅各以扫相争”情节上的关键转机往往都是隐含的“观察者”——上帝一手操纵。我们可以说上帝才是整个故事的唯一主人公，而“雅各和以扫”兄弟相争的故事，只不过是在他的主导下上演的一场“木偶戏”。通过这场戏，《圣经》向信徒们宣扬的追求“信”、“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得违背上帝旨意的意识形态目的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