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财政活动一向都关联国家大政，财政改革则历来是惊心动魄的事件。处于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世界巨变关键时期的十六世纪明代财政史，尤其值得特别关注。《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约百万字，作为明朝万历初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张居正改革的直接产物，是一部古代国家财政大型数据文献，也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由于卷帙浩繁，长期以来这部书使中外研究者望而却步，未经整理，书中的数据也一直难以得到有效利用，这就使得明代财政史研究和“举一反三”的扩展研究（涉及张居正改革这样的代表性财政大事件与社会制度变革著名案例）也得不到其可能提供的宝贵依托支持，难以走向深入。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通过整理与研究《万历会计录》（以下简称《会计录》），引出如下成果共识：一是关于明朝财政体系的整体认识，二是关于明代财政体系基本特征的认识，三是关于明代财政体系变革趋向的认识，并提出了明朝是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新观点。在此，把该书的特点撮述如下。

一、对于张居正改革的意义新解

　　作者提出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这部规模庞大、数据浩繁的大型财政数据文献，是明代财政体系处于急剧转型过渡的历史见证和张居正改革攻坚阶段的直接产物。其内容备载全国十三布政司两直隶田赋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各边镇饷额;内库和各库各监局物料额;商价、光禄寺物料供应、宗藩禄粮、官员俸禄、营卫俸粮、漕运、仓场、屯田、盐法、茶法、钞关、商税和杂课等，林林总总，包括了明代财政的方方面面，主要是万历六年（一五七八）户部掌握的明朝中央财政会计数据，也有少量其他年代数据，是在各省直呈报文册和档案、条例、事例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十六世纪末国家财政会计现状报告及其分析。当时户部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进一步改革的需要。迄今为止，张居正改革遗存的全国性文献仅见《会计录》和《清丈条例》，张居正当时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法令，在《清丈条例》通行全国后，赋役统一征银，“一条鞭法”水到渠成。通过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对《会计录》的性质与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对张居正改革进行了重新诠释。

二、研究视角创新

　　此书试图突破以往财政史研究的框架，在全面整理大型基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线索，开拓了财政史研究的新视角。从白银货币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为切入点，从中国国家和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开端的高度来审视晚明财政。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者万明就开始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通过研究，指出明代白银货币化经历了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再到官方认可自上而下推行全国的历程，提出这一历程背后是市场的推力，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相连。由于中国本土内部对白银货币的巨大需求，拉动了外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由此中国在与全球的互动下走向了世界。作为学术理路的延续，在经过对一系列明代赋役改革的研究之后，进入对《会计录》这部珍贵的大型数据资料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摸索新的研究模式。作者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田赋历来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明朝赋役改革与历朝历代不同的特征是赋役折银。明朝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是重合在一起的历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赋役改革，最后走到了国家财政改革。十六世纪，晚明白银形成社会流通领域主币，中国市场与世界连接，形成了强烈冲击波，在此大背景下，张居正改革试图重组国家集权财政体系，以保证帝国的正常运行。《会计录》清楚呈现出实物→折银→征银的历程，混杂多样的税目，实物和白银货币并行的计量单位，二者的激烈博弈印证了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财政主体的变化，使得情况异常复杂，明朝财政凸显其变化多端特征，处于急剧转型之中。

三、研究方法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史学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尝试以统计表格形式复原十六世纪末明代财政结构和整体财政规模，揭示晚明中国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长期以来，明代财政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相当薄弱，数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不够系统全面，以致总体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停留在描述和简单估计阶段，没有比较全面精确的计量分析，影响了对于明代财政史全貌的认识。与其他的断代财政史相比较，明代财政史研究的薄弱和滞后的状况，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
　　此前，只有黄仁宇出版于七十年代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试图全面论述十六世纪明代财政与税收问题，但遗憾的是，作者仅利用了《会计录》中六个数据，并由此产生对十六世纪明代财政史的误读。而本书在对《会计录》中田赋的数字资料进行开发性初级处理的基础上，首次将数理统计多元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应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将十五个省直作为样本，按照它们在田赋水平上的紧密程度进行分类，以同一类中已知省直的实物折银标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折银标准未知省直的相同实物的折银标准，由此确定各省直田赋项目的折银标准。然后以白银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将全国田赋折银，进而得到十六世纪末全国各省直田赋的分布及其货币化比例，并选取个别省进行了个案分析。由于《会计录》卷六山东田赋数据全部缺失，此书在由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得到的山东与南直隶为一类的结论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应用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和随机数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以白银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对万历初年山东省及其所辖府州县田赋数据进行了补遗，并展现了田赋货币化结构。以田赋为因变量，积谷为预测变量，对于所分各类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终，此书以白银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严格依据《会计录》记载的实物与折银部分，将《会计录》中的财政收支细目全部货币化，统一计算，又在计算出的财政货币总额中除去实物部分，从而获得了财政的货币收支总额，达到了切实了解十六世纪末明代国家财政的总体规模、结构与货币化比例的目的，并进而认识晚明财政体系的发展趋势与走向。

四、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财政是了解古代帝国最基本特征的一把锁钥。以往的研究主要运用基于西方国家财政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来理解中国，理论视角过于单一。借助财政社会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弥补对于明代财政体系的整体研究，作者以明代白银货币化为主线索，重新审视晚明中国的财政体系演变过程。《会计录》当时处于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变的过渡形态。《会计录》的编纂，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清丈条例》向全国颁行，为实现计亩征银，使白银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形式，奠定了坚实基础，清楚地反映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明代财政改革具有两个走向：一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二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赋税征收对象。计算所得的万历六年财政收支总额显示，财政二元结构业已形成，并具有财政主体全面转向白银货币的明显趋势。十六世纪末明朝财政总收入的货币化比例达到41.93%，财政总支出的货币化比例已达到49.41%。全国财政实银收入为7589182.91两，而实银支出为9163098.67两，在收支上有高达1573915.76两的赤字。 因此改革势在必行，明朝采用白银作为本位货币，增加白银货币收入迫在眉睫，改革必须大规模加速进行。事实上，全国清丈土地完成，“一条鞭法”统一征银水到渠成。
　　总之，通过《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从白银入手，最终求得了明代户部掌控的中央财政收支的白银货币总数，以及全国各个省直乃至府、州、县的白银货币财政的具体数额，发掘了《会计录》数据的史料价值，基本复原了当时财政的整体面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结论是十六世纪明代财政从实物向货币的全面转型，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商品货币经济基础上的以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这一新观点深化了对于明代财政体系乃至中国从古代实物财政向近代货币转型的认识。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全三册），万明、徐英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