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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和钱锺书两位先生的见面和认识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他俩都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和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在考古所，一个在文学所，因此有了熟识的机会。而夏鼐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两人相识的点滴。
君子之交淡如水
钱锺书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是1949年7月12日。暂时赋闲家中的夏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阅钱锺书《谈艺录》。”第二天也是同样的记录。《谈艺录》1948年6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夏鼐读到此书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1949年7月15日的日记则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阅毕钱锺书《谈艺录》（1～377页）。此君天才高而博学，其文词又足以发挥之，亦难得之佳作也，惟有时有掉书袋之弊，乏要言不烦之趣。”此后还有300余字的举例说明，在此不录。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夏鼐认为他这位外文系的学兄才高博学不假，但有“有时掉书袋”之缺点。夏鼐读书极多，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几乎是一本接一本地读，而且范围很广，不限于历史，这在《夏鼐日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夏鼐还看过钱锺书的《管锥编》。1982年5月9日的日记记载“在家阅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5月25日则记载“下午在家，阅毕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1～400页），其一生功力，俱见于此书中，不朽之名作也。”因此，虽然这是日记中的随手记载，但确是相当中肯之评价。
1950年7月，夏鼐进京就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49年钱锺书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才有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夏鼐在1953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郑先生办公室遇及钱锺书君夫妇。”“郑先生”即时任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夏鼐到郑振铎的办公室商谈考古所1954年的工作计划，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但此后的交往是少之又少。
同在“五七干校”
1969年11月，钱锺书所在的文学所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先遣队”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转到河南息县的东岳公社，编为第二连。第二年5月，夏鼐所在的考古所也来到息县“五七干校”，编为第十连。他7月30日的日记记下了钱锺书的一件趣事：
收到家信，即写回信第十封。这里的东岳公社有邮局，各连有邮递员，每日去邮局送取邮件。我连是武夺琦同志，听说文学所是钱锺书同志。据云，他帮助邮局里工作同志辨认难识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优待，常得茶水款待。这真是“大材小用”，他自己却谦虚地说：“废物利用！废物利用！”
翻阅杨绛的《干校六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默存（钱锺书字）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
这证明此事是一个在“五七干校”广为流传的真人真事。才高八斗、喝过洋墨水的钱锺书老先生在此地的用处是帮助邮局工作人员辨认难字。到了1972年3月，钱锺书和杨绛一起回到了北京，而夏鼐则晚来早走，1970年10月即回了北京。1971年的五六月间，夏鼐奉命参与接待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因外事活动频频见诸报端，还在“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不知何时回京的学部同志们很是羡慕，但也不敢大发牢骚。钱锺书后来告诉夏鼐说，他们不禁低吟吴梅村《圆圆曲》中诗句：“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汉学大会同台发声
1978年9月，夏鼐和钱锺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也称欧洲汉学大会），因而两人有了就近交流的机会，《夏鼐日记》里的相关记载也就多了起来。夏鼐在会上做了题为《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报告，会议主席称赞报告内容丰富，见解深刻。而夏鼐在9月5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了当天上午钱锺书做报告的情形：
钱锺书同志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很受欢迎。报告完毕后，英国范登龙（Van der Loon）表示“希望不要忽视像报告中提及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的增订工作”。法国于如柏（Robert Ruhlmann）询问“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否介绍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况”。由钱同志作答后，即暂告休会。
不像夏鼐的报告，钱锺书是直接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做报告，而且引用意大利作家的话时说的是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在回答问题时也是不断引用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中的典故，语惊四座。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初次在这样的场合露面，钱锺书对其他国家学者发言中的不妥之处，也是及时发问，提出异议。
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夏志清教授没有参加这次欧洲汉学大会，但是讲了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意籍汉学家同钱初晤，觉得名字很熟，即拍额叫道：‘对了，你是夏某人书里的一个专章。’遂即拿书给钱看。”钱锺书这才知道夏志清已经将其列入《中国现代小说史》专章，并且粗略翻阅了这本书。而在1979年4月訪美前夕，钱锺书致信夏志清，提到上年在意大利开会时“晤俄、法、捷译者”，其指的是这三国译者早就将《围城》翻译成了本国文字。这让钱锺书颇感意外，也喜出望外。
在代表团成员之间有空闲谈时，钱锺书说起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的一件事情，夏鼐9月9日的日记是这么记的：
钱谈起在昆明时，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起他的学生陈梦家在《平民》上发表文章，开头说：“请教于闻师一多，师曰……余以为非也。”批判老师，抬高自己，拿老师的未成熟的口头意见，作为靶子来攻，深致不满，此与偷窃老师见解作为己见，为另一种利用老师的方法。
省略号所代表文字不知是当天的日记未记，还是后来整理出版时省略。不过这件事情也反映出陈梦家做学问的“独特”方式，以及闻一多对陈梦家做法的不满。夏鼐的这则日记记载似乎也可看出他和钱锺书两人对陈梦家的非议态度。 同时“荣升”副院长
夏鼐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1962年升为所长，到1982年已经是年过古稀，将任名誉所长，该是退下来的时候了，没想到中国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一项突然的人事安排打乱了他的退休计划。这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傍晚，梅益同志来电话，说乔木院长约我明晨去院部。”具体什么事呢？当时没说，请看第二天的日记：
上午，应乔木院长之约，前往院部。下车便遇到钱锺书同志，也是应约前来，不知何事。小会议室已坐上胡乔木、马洪、梅益三位同志，坐下后寒暄几句，胡乔木院长便单刀直入地提出，要我们二人挂名担任副院长。
理由是社科院要借重两位学者的大名，在对外活动中体现学术性，任挂名副院长但不用负责任何行政工作，以3年为期。钱、夏二位遭此突然“袭击”，首先当然是推辞：
钱公推辞说，前一时期梅益同志代表院部几次登门要求担任文学所名誉所长，坚决拒绝，如果现在担任副院长，岂不成为王安石“小官不做，大官不辞”了么？我也推辞说，仍是担任名誉所长，事情可能少不了，不必再兼任副院长了。
1930年入学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胡乔木院长一听急了，一再坚求，他的这两位清华校友才松口可以试任一年。当天夏鼐在日记里写打油诗一首，奉赠钱锺书学长，兼以自嘲：
伏案终期老未休，无端被召上高楼。
樗材聊作补丁用，时人错认作封侯。
同任挂名副院长之后，夏鼐和钱锺书的关系似乎更亲密了一些。说起来，两人除了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还是上海光华大学的校友呢。不过，夏鼐是1927年到1930年在光华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而钱锺书是1933年从清华毕业后到光华大学外文系教了两年书，两人无法交集。1983年4月12日，夏鼐收到钱锺书的来信，提到“顷得沪友寄来剪报一纸，与兄皆金榜挂名，王先生于弟素昧平生，赐联亦未知闻。渠似与兄雅故，联语或已登记室矣，仍寄奉一粲。”
信中的“王先生”即王蘧常先生，是夏鼐高中时的国文老师，因此钱锺书说他和夏鼐是“雅故”，指的是有师生之谊。剪报是3月27日王蘧常先生发表的《联语偶存》，一共8联，其中有两联是赠予钱锺书、夏鼐两位光华校友的。
一联是“赠默存兄书”。上联为“熔铸百家，远惊海客”，指的是《管锥编》海内外知名。下联是“雕锼万象，独得骊珠”，其中，“骊珠”见《庄子·列御寇篇》，指的是《围城》等作品。
另一联是“书寄夏鼐学弟”。上联是“真积力久，终昭懋绩”，“真积”见《荀子·劝学篇》，指的是夏鼐长于考古学，被英国聘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下联是“藏修游息，犹忆茅茨”，“藏修”见《礼记·学记》，指的是光华刚刚成立时，还是在茅草房里上课。虽然夏鼐年纪略长于钱锺书，但毕竟是受教于王遽常先生，因而被称为“学弟”。夏鼐去世后，王蘧常为这位过去的学生撰写了挽联“讲授茅茨，早识茂才，天祝奈何先我去。通邮邃古，谁继绝学，才难岂为一人哀。”犹忆那茅屋讲学艰苦而美好的岁月。
在1984年末日记的年终总结中，夏鼐先生提到与钱锺书同任挂名副院长之事：
幸亏院中的事，虽挂名（第一）副院长，但是“有言在先”，坚持“三不主义”，即不上班（不要办公室）;不批阅公文，连画圈也不画;不参加会议（钱锺书副院长是做到了，我仍参加了2月18日、3月28日—29日两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实则这会今年也只开了兩次）。
在坚持“三不主义”方面，夏鼐认为自己不如钱锺书，可见钱先生的原则性之强。第二年的6月17日，夏鼐在日记中写下“上午坪井清足来所讲演，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听众约……”至此戛然而止。当天下午，夏鼐先生在家中审阅《世界考古学大事年表》译稿时突感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救治，两天后即与世长辞，而他的3年挂名副院长之期届满。
这也给他与钱锺书先生虽亲密但不频繁的交往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书中有故事》 作者：叶新）
君子之交淡如水
钱锺书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是1949年7月12日。暂时赋闲家中的夏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阅钱锺书《谈艺录》。”第二天也是同样的记录。《谈艺录》1948年6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夏鼐读到此书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1949年7月15日的日记则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阅毕钱锺书《谈艺录》（1～377页）。此君天才高而博学，其文词又足以发挥之，亦难得之佳作也，惟有时有掉书袋之弊，乏要言不烦之趣。”此后还有300余字的举例说明，在此不录。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夏鼐认为他这位外文系的学兄才高博学不假，但有“有时掉书袋”之缺点。夏鼐读书极多，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几乎是一本接一本地读，而且范围很广，不限于历史，这在《夏鼐日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夏鼐还看过钱锺书的《管锥编》。1982年5月9日的日记记载“在家阅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5月25日则记载“下午在家，阅毕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1～400页），其一生功力，俱见于此书中，不朽之名作也。”因此，虽然这是日记中的随手记载，但确是相当中肯之评价。
1950年7月，夏鼐进京就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49年钱锺书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才有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夏鼐在1953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郑先生办公室遇及钱锺书君夫妇。”“郑先生”即时任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夏鼐到郑振铎的办公室商谈考古所1954年的工作计划，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但此后的交往是少之又少。
同在“五七干校”
1969年11月，钱锺书所在的文学所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先遣队”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转到河南息县的东岳公社，编为第二连。第二年5月，夏鼐所在的考古所也来到息县“五七干校”，编为第十连。他7月30日的日记记下了钱锺书的一件趣事：
收到家信，即写回信第十封。这里的东岳公社有邮局，各连有邮递员，每日去邮局送取邮件。我连是武夺琦同志，听说文学所是钱锺书同志。据云，他帮助邮局里工作同志辨认难识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优待，常得茶水款待。这真是“大材小用”，他自己却谦虚地说：“废物利用！废物利用！”
翻阅杨绛的《干校六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默存（钱锺书字）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
这证明此事是一个在“五七干校”广为流传的真人真事。才高八斗、喝过洋墨水的钱锺书老先生在此地的用处是帮助邮局工作人员辨认难字。到了1972年3月，钱锺书和杨绛一起回到了北京，而夏鼐则晚来早走，1970年10月即回了北京。1971年的五六月间，夏鼐奉命参与接待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因外事活动频频见诸报端，还在“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不知何时回京的学部同志们很是羡慕，但也不敢大发牢骚。钱锺书后来告诉夏鼐说，他们不禁低吟吴梅村《圆圆曲》中诗句：“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汉学大会同台发声
1978年9月，夏鼐和钱锺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也称欧洲汉学大会），因而两人有了就近交流的机会，《夏鼐日记》里的相关记载也就多了起来。夏鼐在会上做了题为《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报告，会议主席称赞报告内容丰富，见解深刻。而夏鼐在9月5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了当天上午钱锺书做报告的情形：
钱锺书同志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很受欢迎。报告完毕后，英国范登龙（Van der Loon）表示“希望不要忽视像报告中提及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的增订工作”。法国于如柏（Robert Ruhlmann）询问“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否介绍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况”。由钱同志作答后，即暂告休会。
不像夏鼐的报告，钱锺书是直接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做报告，而且引用意大利作家的话时说的是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在回答问题时也是不断引用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中的典故，语惊四座。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初次在这样的场合露面，钱锺书对其他国家学者发言中的不妥之处，也是及时发问，提出异议。
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夏志清教授没有参加这次欧洲汉学大会，但是讲了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意籍汉学家同钱初晤，觉得名字很熟，即拍额叫道：‘对了，你是夏某人书里的一个专章。’遂即拿书给钱看。”钱锺书这才知道夏志清已经将其列入《中国现代小说史》专章，并且粗略翻阅了这本书。而在1979年4月訪美前夕，钱锺书致信夏志清，提到上年在意大利开会时“晤俄、法、捷译者”，其指的是这三国译者早就将《围城》翻译成了本国文字。这让钱锺书颇感意外，也喜出望外。
在代表团成员之间有空闲谈时，钱锺书说起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的一件事情，夏鼐9月9日的日记是这么记的：
钱谈起在昆明时，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起他的学生陈梦家在《平民》上发表文章，开头说：“请教于闻师一多，师曰……余以为非也。”批判老师，抬高自己，拿老师的未成熟的口头意见，作为靶子来攻，深致不满，此与偷窃老师见解作为己见，为另一种利用老师的方法。
省略号所代表文字不知是当天的日记未记，还是后来整理出版时省略。不过这件事情也反映出陈梦家做学问的“独特”方式，以及闻一多对陈梦家做法的不满。夏鼐的这则日记记载似乎也可看出他和钱锺书两人对陈梦家的非议态度。 同时“荣升”副院长
夏鼐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1962年升为所长，到1982年已经是年过古稀，将任名誉所长，该是退下来的时候了，没想到中国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一项突然的人事安排打乱了他的退休计划。这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傍晚，梅益同志来电话，说乔木院长约我明晨去院部。”具体什么事呢？当时没说，请看第二天的日记：
上午，应乔木院长之约，前往院部。下车便遇到钱锺书同志，也是应约前来，不知何事。小会议室已坐上胡乔木、马洪、梅益三位同志，坐下后寒暄几句，胡乔木院长便单刀直入地提出，要我们二人挂名担任副院长。
理由是社科院要借重两位学者的大名，在对外活动中体现学术性，任挂名副院长但不用负责任何行政工作，以3年为期。钱、夏二位遭此突然“袭击”，首先当然是推辞：
钱公推辞说，前一时期梅益同志代表院部几次登门要求担任文学所名誉所长，坚决拒绝，如果现在担任副院长，岂不成为王安石“小官不做，大官不辞”了么？我也推辞说，仍是担任名誉所长，事情可能少不了，不必再兼任副院长了。
1930年入学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胡乔木院长一听急了，一再坚求，他的这两位清华校友才松口可以试任一年。当天夏鼐在日记里写打油诗一首，奉赠钱锺书学长，兼以自嘲：
伏案终期老未休，无端被召上高楼。
樗材聊作补丁用，时人错认作封侯。
同任挂名副院长之后，夏鼐和钱锺书的关系似乎更亲密了一些。说起来，两人除了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还是上海光华大学的校友呢。不过，夏鼐是1927年到1930年在光华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而钱锺书是1933年从清华毕业后到光华大学外文系教了两年书，两人无法交集。1983年4月12日，夏鼐收到钱锺书的来信，提到“顷得沪友寄来剪报一纸，与兄皆金榜挂名，王先生于弟素昧平生，赐联亦未知闻。渠似与兄雅故，联语或已登记室矣，仍寄奉一粲。”
信中的“王先生”即王蘧常先生，是夏鼐高中时的国文老师，因此钱锺书说他和夏鼐是“雅故”，指的是有师生之谊。剪报是3月27日王蘧常先生发表的《联语偶存》，一共8联，其中有两联是赠予钱锺书、夏鼐两位光华校友的。
一联是“赠默存兄书”。上联为“熔铸百家，远惊海客”，指的是《管锥编》海内外知名。下联是“雕锼万象，独得骊珠”，其中，“骊珠”见《庄子·列御寇篇》，指的是《围城》等作品。
另一联是“书寄夏鼐学弟”。上联是“真积力久，终昭懋绩”，“真积”见《荀子·劝学篇》，指的是夏鼐长于考古学，被英国聘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下联是“藏修游息，犹忆茅茨”，“藏修”见《礼记·学记》，指的是光华刚刚成立时，还是在茅草房里上课。虽然夏鼐年纪略长于钱锺书，但毕竟是受教于王遽常先生，因而被称为“学弟”。夏鼐去世后，王蘧常为这位过去的学生撰写了挽联“讲授茅茨，早识茂才，天祝奈何先我去。通邮邃古，谁继绝学，才难岂为一人哀。”犹忆那茅屋讲学艰苦而美好的岁月。
在1984年末日记的年终总结中，夏鼐先生提到与钱锺书同任挂名副院长之事：
幸亏院中的事，虽挂名（第一）副院长，但是“有言在先”，坚持“三不主义”，即不上班（不要办公室）;不批阅公文，连画圈也不画;不参加会议（钱锺书副院长是做到了，我仍参加了2月18日、3月28日—29日两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实则这会今年也只开了兩次）。
在坚持“三不主义”方面，夏鼐认为自己不如钱锺书，可见钱先生的原则性之强。第二年的6月17日，夏鼐在日记中写下“上午坪井清足来所讲演，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听众约……”至此戛然而止。当天下午，夏鼐先生在家中审阅《世界考古学大事年表》译稿时突感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救治，两天后即与世长辞，而他的3年挂名副院长之期届满。
这也给他与钱锺书先生虽亲密但不频繁的交往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书中有故事》 作者：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