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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喧哗与骚动》是美国南方文学中最著名作家福克纳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的是杰弗生镇没落贵族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史,是对美国南方衰败的真实写照。作者着重刻画了三位女性形象—— 康普生太太、凯蒂、小昆丁。本文主要通过这三位女性形象来探析从祖母、母亲到女儿这三代女性人物在传统的南方社会中受到了非人道的压制和摧残和对男权社会的几种态度和采取的行动。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 女性形象 反抗
在清教统治的南方社会,男权世界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人为地把南方妇女或“拔高为女神、圣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挚爱的象征,或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1](P108),这种两极式的分类极大地限制和扭曲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为了生存,她们必须达到南方社会对她们所规定的完美及顺从标准,必须放弃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抑制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忍辱屈从地自我消亡,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
康普生夫人是南方极端的男权思想和清教思想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同时也是腐朽过时的南方妇道传统的维护者。她时时以南方大家闺秀的身份自居,虚伪、冷漠、自私,总感觉自己被家庭和孩子拖累,完全没有作为母亲和妻子应具有的爱心与宽容。凯蒂的小弟弟班吉是个先天性白痴,康普生太太不仅没有给予孩子应有的母爱,反而整天地怨天尤人,说:“这准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惩罚。”[2](P5)她因为怕丢脸,甚至不允许班吉使用自己娘家人的名字。对女儿凯蒂,她也从没有任何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只是完全刻板地按传统的规约来左右和束缚凯蒂,并以此为荣。在班吉回忆的一个场景中,小凯蒂弯下身子费力地抱班吉去母亲床边,并恳求母亲说:“只要您抱住他,他就会不哭的。”康普生太太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训斥凯蒂说:“你不能再抱他了。这样会影响你的脊背的。咱们这种人家的女子一向是为自己挺直的体态感到骄傲的。你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跟洗衣婆子一样吗?”[2](P65)
康普生夫人爱慕虚荣。她打心里看重自己的地位,认为自己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因而她只能成为地位的象征。因为把自己当作“大家闺秀”,她就不断显示自己作为“大家闺秀”的“美德”,从而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孩子们。她看重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名声和地位。得知凯蒂怀孕后,她带凯蒂去度假以逃避谣言,并趁机给她抓一个丈夫,把她嫁出去,以免坏了家里的名声。事实上,她确实成功地把凯蒂嫁给了赫伯特·海德,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康普生夫人为此觉得脸上有光。在海德发现凯蒂未婚先孕的事继而抛弃她后,康普生夫人也坚决不许女儿进家门,因怕影响康普生家及她作为母亲的名声,至于女儿被赶出家门后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她根本就不会考虑,或者她明知会有怎样的后果却毫不关心。
作为“大家闺秀”,康普生夫人把贞操看得高于一切。凯蒂十五岁时吻了一个男孩,这对康普生夫人来说就如晴天一个霹雳,所以,康普生太太“第二天一整天都穿了丧服戴了面纱在屋里转来转去”为凯蒂吊丧,“一面哭一面说她的小女儿死了”[2](P232)。她非但没有悉心地去理解、引导女儿,帮助她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念,反而派二儿子杰生监视凯蒂,更加严格地依照传统妇道思想来压制和管教她,禁止她与男孩子交往。而凯蒂失贞的那天,对康普生夫人来说真是世界末日到了,她吓昏过去了。最后,为了维护家庭和她这个“大家闺秀”的名声,康普生夫人绝情地把凯蒂赶出了家门,同时也把她赶上了绝路,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凯蒂从此沦为妓女。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康普生夫人“对凯蒂的沦落要负最终的责任”[4](P127),是不无道理的,她对待名声与贞操的这种态度对凯蒂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说她把凯蒂一步一步地推向毁灭并不为过。但即使在她把凯蒂赶出家门后,也常常骂女儿贱,拒绝接受凯蒂寄回家养小昆丁的钱,因而评论家普利浦·维恩斯坦说她被社会传统思想对贞操的要求害得扭曲了[3](P51)。
康普生夫人对男权思想和清教思想的认同使她因循了几千年的家教。正是这种认同使她完全不尊重女性的人格。也正是这种认同,使她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人格,没有过自己的欢乐和幸福,也未给家人带来一点女人的温情和母亲的慈爱。她仅仅是南方“大家闺秀”——一个僵死的化身。
二
《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美丽而善良。青少年时期的凯蒂美丽温柔、充满母性、勇敢而富有同情心。在缺少父母关爱的家里,她便为弟弟班吉担当起母亲的角色,给予他无法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温暖与呵护。同时她带给另外两个兄弟的爱,也使她成为他们生命的希望和支撑。凯蒂还是一个诚实、个性强、爱憎分明、敢于同旧传统和不良行为作斗争的女孩子。她不准杰生欺负班吉,同他的恶行对着干,甚至揭露她母亲的虚伪,敢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具有叛逆精神。在7岁时,她就公开宣布:“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2](P19)这个家庭,特别是康普生夫人和昆丁竭力用传统妇道观来把她造就成一个“大家闺秀”,然而她对此嗤之以鼻,拒绝顺从,宣称贞节不过是“指头上的倒刺”。凯蒂不在意社会和家庭对女人的要求,我行我素,敢爱敢恨,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身体发育的成熟、青春的躁动使她迫切地出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她的第一次爱情中,疯狂地爱上了达尔顿·艾密斯,然而她对性爱的渴望与追求却遭到了整个社会和家庭的扼杀,周围人似乎都毫无例外地成了她贞节的捍卫者,堕落的制造者。后来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凯蒂开始惧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为未婚先孕在当时南方社会妇道传统道德中是大逆不道的,嫁人是她向传统道德妥协的媒介,她此时已经完全屈从于南方妇道观了。凯蒂的失贞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是她走向堕落的开端。她已不再是勇敢爬上大树,窥探奶奶屋里秘密的小姑娘了。她开始自暴自弃,不再抗争,而是被动地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可婚后丈夫知道凯蒂的失贞后又将她无情地抛弃。在南方清教妇道传统看来,失去贞操的女人就失去了一切美德,就是万恶之源,社会把凯蒂置入耻辱的境地,而这种耻辱又使凯蒂失去了社会普遍认同的女性归宿——婚姻,使她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而凯蒂母亲也为了家族的声誉,狠心地断绝了与女儿的来往,无奈之下,凯蒂只好当了妓女,为求生存而日益沉沦。就这样,她的反抗和叛逆终于在世俗观念和家庭的重压下以悲剧告终。一个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勇敢女子被根深蒂固的南方清教妇道传统给毁掉了。
三
福克纳曾说,《喧哗与骚动》是“两个堕落女人的悲剧:凯蒂和她的女儿”[5](P169)。在杰生成为一家之主后,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就体现在最后也同样离家出走的昆丁小姐身上。昆丁被杰生斥为一个廉价的小娼妇,愿意向任何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放荡不羁这一点上,她跟母亲相似,但却不具备母亲所拥有的许多美德:天性善良、和蔼可亲、极富爱心和同情心。凯蒂给了不幸的班吉最无私的关心和爱护,而昆丁则从心底里瞧不起只会成天哼哼唧唧的班吉。尽管迪尔西总是像母亲一样保护小昆丁,使她免遭杰生叔叔的无端欺辱,但她却对迪尔西缺乏应有的尊敬与爱戴。但细细想来,昆丁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昆丁的童年生活像她妈妈一样悲凉而压抑,生长在一个缺乏欢乐与温馨、充满喧哗与混乱的家庭。她甚至没有享受过她母亲曾经拥有的手足之情。她备受祖母康太太和杰生叔叔的非难,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关怀与指点。就连杰生在跟他母亲谈话时也不得不承认:“您有人管教,她可没有。”[2](P5)我们不能指望在如此恶劣环境下长大的昆丁依然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她极度地苦闷与沮丧。得不到关怀与温暖的昆丁像她母亲一样跑到男人那儿去寻欢作乐,试图寻找爱的替代品,其叛逆的行为与南方“淑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于是也成了为社会和家庭所不齿的“堕落的女人”。昆丁在一定程度上也感知到自己沦落的缘由。一次,她悲愤地指责杰生:“如果我坏,这是因为我没法不坏。是你逼出来的。”昆丁是她身处其中的家庭与社会的牺牲品。当她向杰生说“是你逼出来的”时,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子申诉呐喊,她们的“淫荡”是对周围压抑环境的一种叛逆性的回应。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生活中蕴含的希望因子清晰地体现在昆丁身上。尽管昆丁有时对迪尔西不够尊重,但恰恰也是昆丁给了勒斯特(迪尔西的外孙)渴望至极的25美分;也恰恰是昆丁使得这个缺乏生气的家庭还维持着些许的和睦与秩序,但她最终还是不堪杰生的虐待与残暴离家出走了。昆丁逃跑的日子极具象征意义——复活节的前一天,昆丁带着杰生的不义之财与一个流浪艺人私奔了。于是,人们在这个复活节里看到的并非是复活的耶稣,而是勇敢的小昆丁逃离了坟墓一样的康家,而且走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终获新生,这是希望的象征。
四
我们可以看出康普生太太的人性被扭曲而表现出来的罪恶使这个家庭走向解体。同时她又是深受南方传统妇道观束缚的受害者,是各种非人道的道德、宗教和社会势力对女性人性摧残的悲剧性人物。凯蒂以堕落结尾,她却是小说中最可爱的女性人物。她的可爱不仅体现在她对家人特别是班吉无私的爱中,而且表现在她具有勇敢、自信、反叛等多种宝贵的品质。应该说凯蒂是传统的南方社会的牺牲品,她的堕落与毁灭是来自男权制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势力共同作用造成的必然结果。虽然昆丁生活的环境重复着凯蒂的悲剧色彩,而且昆丁一如她母亲那样,也是社会和家庭的牺牲品,但她并没被打垮。相反,她成功地击败了杰生,而且以杰生所能理解的唯一方式击溃了他——带走了本该属于她,却被杰生巧取豪夺的钱财。昆丁大胆叛逆的行为给这一“两个堕落女人的悲剧”增添了一笔生命和希望的亮色,并使她同样成为不可毁灭的女性的代表。
参考文献:
[1]D.L.卡莫迪著.徐钧尧等译.妇女与世界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3]Weinstein,Philip M.Faulkner’s Subject:A Comos No One Ow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Kinney,Athur F,Ed,Critical Essays on Willam Faulkner:the Compson Family[M].Boston:G.K Hall,1982.
[5]William Faulkner.The Sound and the Fury[M].New York:W.W.Norton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 女性形象 反抗
在清教统治的南方社会,男权世界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人为地把南方妇女或“拔高为女神、圣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挚爱的象征,或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1](P108),这种两极式的分类极大地限制和扭曲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为了生存,她们必须达到南方社会对她们所规定的完美及顺从标准,必须放弃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抑制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忍辱屈从地自我消亡,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
康普生夫人是南方极端的男权思想和清教思想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同时也是腐朽过时的南方妇道传统的维护者。她时时以南方大家闺秀的身份自居,虚伪、冷漠、自私,总感觉自己被家庭和孩子拖累,完全没有作为母亲和妻子应具有的爱心与宽容。凯蒂的小弟弟班吉是个先天性白痴,康普生太太不仅没有给予孩子应有的母爱,反而整天地怨天尤人,说:“这准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惩罚。”[2](P5)她因为怕丢脸,甚至不允许班吉使用自己娘家人的名字。对女儿凯蒂,她也从没有任何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只是完全刻板地按传统的规约来左右和束缚凯蒂,并以此为荣。在班吉回忆的一个场景中,小凯蒂弯下身子费力地抱班吉去母亲床边,并恳求母亲说:“只要您抱住他,他就会不哭的。”康普生太太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训斥凯蒂说:“你不能再抱他了。这样会影响你的脊背的。咱们这种人家的女子一向是为自己挺直的体态感到骄傲的。你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跟洗衣婆子一样吗?”[2](P65)
康普生夫人爱慕虚荣。她打心里看重自己的地位,认为自己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因而她只能成为地位的象征。因为把自己当作“大家闺秀”,她就不断显示自己作为“大家闺秀”的“美德”,从而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孩子们。她看重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名声和地位。得知凯蒂怀孕后,她带凯蒂去度假以逃避谣言,并趁机给她抓一个丈夫,把她嫁出去,以免坏了家里的名声。事实上,她确实成功地把凯蒂嫁给了赫伯特·海德,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康普生夫人为此觉得脸上有光。在海德发现凯蒂未婚先孕的事继而抛弃她后,康普生夫人也坚决不许女儿进家门,因怕影响康普生家及她作为母亲的名声,至于女儿被赶出家门后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她根本就不会考虑,或者她明知会有怎样的后果却毫不关心。
作为“大家闺秀”,康普生夫人把贞操看得高于一切。凯蒂十五岁时吻了一个男孩,这对康普生夫人来说就如晴天一个霹雳,所以,康普生太太“第二天一整天都穿了丧服戴了面纱在屋里转来转去”为凯蒂吊丧,“一面哭一面说她的小女儿死了”[2](P232)。她非但没有悉心地去理解、引导女儿,帮助她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念,反而派二儿子杰生监视凯蒂,更加严格地依照传统妇道思想来压制和管教她,禁止她与男孩子交往。而凯蒂失贞的那天,对康普生夫人来说真是世界末日到了,她吓昏过去了。最后,为了维护家庭和她这个“大家闺秀”的名声,康普生夫人绝情地把凯蒂赶出了家门,同时也把她赶上了绝路,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凯蒂从此沦为妓女。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康普生夫人“对凯蒂的沦落要负最终的责任”[4](P127),是不无道理的,她对待名声与贞操的这种态度对凯蒂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说她把凯蒂一步一步地推向毁灭并不为过。但即使在她把凯蒂赶出家门后,也常常骂女儿贱,拒绝接受凯蒂寄回家养小昆丁的钱,因而评论家普利浦·维恩斯坦说她被社会传统思想对贞操的要求害得扭曲了[3](P51)。
康普生夫人对男权思想和清教思想的认同使她因循了几千年的家教。正是这种认同使她完全不尊重女性的人格。也正是这种认同,使她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人格,没有过自己的欢乐和幸福,也未给家人带来一点女人的温情和母亲的慈爱。她仅仅是南方“大家闺秀”——一个僵死的化身。
二
《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美丽而善良。青少年时期的凯蒂美丽温柔、充满母性、勇敢而富有同情心。在缺少父母关爱的家里,她便为弟弟班吉担当起母亲的角色,给予他无法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温暖与呵护。同时她带给另外两个兄弟的爱,也使她成为他们生命的希望和支撑。凯蒂还是一个诚实、个性强、爱憎分明、敢于同旧传统和不良行为作斗争的女孩子。她不准杰生欺负班吉,同他的恶行对着干,甚至揭露她母亲的虚伪,敢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具有叛逆精神。在7岁时,她就公开宣布:“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2](P19)这个家庭,特别是康普生夫人和昆丁竭力用传统妇道观来把她造就成一个“大家闺秀”,然而她对此嗤之以鼻,拒绝顺从,宣称贞节不过是“指头上的倒刺”。凯蒂不在意社会和家庭对女人的要求,我行我素,敢爱敢恨,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身体发育的成熟、青春的躁动使她迫切地出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她的第一次爱情中,疯狂地爱上了达尔顿·艾密斯,然而她对性爱的渴望与追求却遭到了整个社会和家庭的扼杀,周围人似乎都毫无例外地成了她贞节的捍卫者,堕落的制造者。后来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凯蒂开始惧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为未婚先孕在当时南方社会妇道传统道德中是大逆不道的,嫁人是她向传统道德妥协的媒介,她此时已经完全屈从于南方妇道观了。凯蒂的失贞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是她走向堕落的开端。她已不再是勇敢爬上大树,窥探奶奶屋里秘密的小姑娘了。她开始自暴自弃,不再抗争,而是被动地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可婚后丈夫知道凯蒂的失贞后又将她无情地抛弃。在南方清教妇道传统看来,失去贞操的女人就失去了一切美德,就是万恶之源,社会把凯蒂置入耻辱的境地,而这种耻辱又使凯蒂失去了社会普遍认同的女性归宿——婚姻,使她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而凯蒂母亲也为了家族的声誉,狠心地断绝了与女儿的来往,无奈之下,凯蒂只好当了妓女,为求生存而日益沉沦。就这样,她的反抗和叛逆终于在世俗观念和家庭的重压下以悲剧告终。一个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勇敢女子被根深蒂固的南方清教妇道传统给毁掉了。
三
福克纳曾说,《喧哗与骚动》是“两个堕落女人的悲剧:凯蒂和她的女儿”[5](P169)。在杰生成为一家之主后,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就体现在最后也同样离家出走的昆丁小姐身上。昆丁被杰生斥为一个廉价的小娼妇,愿意向任何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放荡不羁这一点上,她跟母亲相似,但却不具备母亲所拥有的许多美德:天性善良、和蔼可亲、极富爱心和同情心。凯蒂给了不幸的班吉最无私的关心和爱护,而昆丁则从心底里瞧不起只会成天哼哼唧唧的班吉。尽管迪尔西总是像母亲一样保护小昆丁,使她免遭杰生叔叔的无端欺辱,但她却对迪尔西缺乏应有的尊敬与爱戴。但细细想来,昆丁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昆丁的童年生活像她妈妈一样悲凉而压抑,生长在一个缺乏欢乐与温馨、充满喧哗与混乱的家庭。她甚至没有享受过她母亲曾经拥有的手足之情。她备受祖母康太太和杰生叔叔的非难,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关怀与指点。就连杰生在跟他母亲谈话时也不得不承认:“您有人管教,她可没有。”[2](P5)我们不能指望在如此恶劣环境下长大的昆丁依然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她极度地苦闷与沮丧。得不到关怀与温暖的昆丁像她母亲一样跑到男人那儿去寻欢作乐,试图寻找爱的替代品,其叛逆的行为与南方“淑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于是也成了为社会和家庭所不齿的“堕落的女人”。昆丁在一定程度上也感知到自己沦落的缘由。一次,她悲愤地指责杰生:“如果我坏,这是因为我没法不坏。是你逼出来的。”昆丁是她身处其中的家庭与社会的牺牲品。当她向杰生说“是你逼出来的”时,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子申诉呐喊,她们的“淫荡”是对周围压抑环境的一种叛逆性的回应。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生活中蕴含的希望因子清晰地体现在昆丁身上。尽管昆丁有时对迪尔西不够尊重,但恰恰也是昆丁给了勒斯特(迪尔西的外孙)渴望至极的25美分;也恰恰是昆丁使得这个缺乏生气的家庭还维持着些许的和睦与秩序,但她最终还是不堪杰生的虐待与残暴离家出走了。昆丁逃跑的日子极具象征意义——复活节的前一天,昆丁带着杰生的不义之财与一个流浪艺人私奔了。于是,人们在这个复活节里看到的并非是复活的耶稣,而是勇敢的小昆丁逃离了坟墓一样的康家,而且走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终获新生,这是希望的象征。
四
我们可以看出康普生太太的人性被扭曲而表现出来的罪恶使这个家庭走向解体。同时她又是深受南方传统妇道观束缚的受害者,是各种非人道的道德、宗教和社会势力对女性人性摧残的悲剧性人物。凯蒂以堕落结尾,她却是小说中最可爱的女性人物。她的可爱不仅体现在她对家人特别是班吉无私的爱中,而且表现在她具有勇敢、自信、反叛等多种宝贵的品质。应该说凯蒂是传统的南方社会的牺牲品,她的堕落与毁灭是来自男权制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势力共同作用造成的必然结果。虽然昆丁生活的环境重复着凯蒂的悲剧色彩,而且昆丁一如她母亲那样,也是社会和家庭的牺牲品,但她并没被打垮。相反,她成功地击败了杰生,而且以杰生所能理解的唯一方式击溃了他——带走了本该属于她,却被杰生巧取豪夺的钱财。昆丁大胆叛逆的行为给这一“两个堕落女人的悲剧”增添了一笔生命和希望的亮色,并使她同样成为不可毁灭的女性的代表。
参考文献:
[1]D.L.卡莫迪著.徐钧尧等译.妇女与世界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3]Weinstein,Philip M.Faulkner’s Subject:A Comos No One Ow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Kinney,Athur F,Ed,Critical Essays on Willam Faulkner:the Compson Family[M].Boston:G.K Hall,1982.
[5]William Faulkner.The Sound and the Fury[M].New York:W.W.No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