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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普洱市南屏镇整碗村，留守村庄的农民主要以种茶为生。茶农董祖祥在村里有2500亩茶园。他不使用化学药品来应对自然加诸农耕的危险，选择了更加坎坷的道路：在劳动力流失严重的农村集聚、发动大量人力，用不伤害自然的方式抵抗自然。53岁的董祖祥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7年。
在云南普洱市南屏镇整碗村，留守村庄的农民主要以种茶为生。董祖祥在村里有2500亩茶园，被称为“董寨”，都是单株大叶种，分行别列，参差地种在山坡之上。山坡不是纯粹的绿色，而是彩色的。
这片茶园独一无二：漫山之间，密密麻麻点缀着黄蓝绿三色的长方形塑料板。塑料板约两只手掌大小，夹在劈开一半的竹枝里，高出树梢约50厘米。竹枝插在土地里，像和树一同生长。这是一种叫粘虫板的生物防治害虫工具。它依靠昆虫的趋光性，吸引并粘取不同种类的虫子。
在整碗村，粘虫板要伏击的主要敌人是小绿叶蝉和蓟马。小绿叶蝉和蓟马都是刺吸式口器昆虫，靠吸食叶片里的汁水为生。小绿叶蝉咬过的叶片是一款叫“东方美人”的乌龙茶的原料。这种小虫子是云南大叶种茶树的破坏者。
粘虫板并不稀奇，它是一种常见的生物防治害虫手段。整碗村的特点在于，2500亩茶园全部由粘虫板覆盖，一共有15万张，平均每亩60张。如此大面积地使用粘虫板，成本可观：粘虫板平均每张一块钱。它还意味着巨大的人力付出。每年4月第一周，在小绿叶蝉和蓟马的入侵高峰之前，粘虫板必须全部插到地里。茶园的具体负责人小熊告诉我，采茶工人每插一块至少要五个步骤：把事先准备的竹条从中劈开一半;插进茶树丛中间的土壤;把粘虫板卡进劈开的竹子中间;用尼龙绳或铁丝把板固定在竹子上;撕开粘虫板上的蜡纸。
清晨的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成片成片的茶树上，叶子都染上金色，露水消散。小绿叶蝉和蓟马出动了。它们被粘虫板明亮的颜色吸引，冲向它们的死亡。粘虫板的有效期只有两个多月。八月雨季一来，雨水会毁坏板子的粘性。像电影倒带，茶工要用重复的动作将粘虫板回收。
粘虫板不是全部。飞虫猖獗的夏天和秋天，每天清晨和黄昏，戴着草帽的茶工一手拿着树枝一手拿着电蚊拍。他们用树枝掠扫过茶树的表层，惊扰停驻在叶底和叶梗上的飞虫，手里的电蚊拍立马跟上，用电击击落这些小虫子。“电蚊拍杀虫”是董寨的独创方式。笔者问了好些人，但没人能回忆起这个法子的具体由来。大家依稀记得，灵感最初是董祖祥和村民们蹲在一起，边抽水烟边讨论出来的。除了15万张粘虫板、1500只电蚊拍，茶园里还有125台诱虫灯。董寨里的诱虫灯是明黄色的，像矮胖版的路灯，矗立在茶树间。一到夜晚，诱虫灯发出不同波段的光线，伏击游荡在茶园里的飞蛾、瓢虫和金龟子。不同种类的昆虫对不同波段光谱的敏感性不同，比如绿光对金龟子有较强的诱集力。
虫害防治体系得以建立并保持有效的秘密，是大量可供支配的人力，这得益于董祖祥把人留在茶园的能力。在农村日益空心化、劳动力流失的时代，董祖祥几乎改变了整个村子的面貌。他在茶园边盖房子、拉电线、修马路，相当于在整碗村里又建起了一座小村庄。他甚至想过在一旁修座庙，让身在异乡的茶工有精神寄托。茶工都是董亲自到深山里请来的：茶园生活清苦，董祖祥就去到比整碗村更偏远、更闭塞的山区和村寨里，动员那里贫穷的村民搬到整碗村来工作。只有这些从深山里来的人才愿意留在董寨，负责茶园日常管理、茶叶采摘等。生长于农村的董祖祥懂得这里的乡情和处事规则。“农民其实需求很简单，希望得到你的尊重，特别是比他地位高的人，希望你倾听他。”董寨的职业经理人李松松说，“怎么和农民打交道，我完全听老董的。他了解农民，农民也都听他的。因为他们跟着老董，这些年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以前家里能发光的只有手电筒，现在有的家里孩子结婚，都买得起车了。”
自然没有偏爱这防护周密的茶园。它显得公平亦残酷。一连三年，董寨都遭受了严重的虫灾。灾难在茶园里激发了运动式的捉虫反击。
三年前，云南大旱，啃食茶树叶片和叶梗的茶谷蛾泛滥。茶谷蛾在董的茶园里尤其猖獗，因为这里没有杀死虫子的农药。茶谷蛾是鳞翅目谷蛾科昆虫，靠咬食茶树叶片和叶梗为生。黑黄色的幼虫吐丝将两叶叠结成纺锤形，匿居苞内咬食叶片，老熟后在虫苞内化蛹。
灾难在二月的末尾显露迹象。因虫咬导致枝条变萎变黄的茶树越来越多，近看茶树的叶子两片两片地卷缩在一起，放眼望去，茶园像被火焰烧灼过一样。“连人走的地方都是虫。”李松松每天上山巡视虫情，就看见吃完一棵茶树树叶的虫子们像排队一样，爬过土壤，爬到另一棵还有叶子的茶树上。茶工停下全部工作，上山捉虫。他们的办法是在胸前挂个矿泉水瓶子，装点水。一棵一棵树检查，把卷缩在一起的两片叶子撕开，把里面的虫子捉出来，放到瓶子里。
这样进行了几天，虫情毫无减缓迹象。董祖祥的家人和董寨的茶工觉得心慌。“这样捉虫，哪里是个头呢？”李松松说他当时有一种“打药都打不完”的恐惧感。
3月10日夜，董祖祥召集大伙儿开会，意在稳定军心。这场开到凌晨3点的会设在董祖祥家对面的一楼办公室里。11个人围在那张圆木剖开、五米长宽的茶案周围，商量对策。
茶园的一位管护说，“要不打一点苦参碱吧，反正欧盟不测这个。这么捉下去，茶树都要死光了。”
苦参碱从豆科植物苦参中提取而成，是一种生物碱，自然可降解。它不在我们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检测名单上，但是日本对苦参碱有检测要求。
“那些个欧盟有机检测的人坏得很，今天这些不能用，明天那些不能用。万一有天苦参碱也不能用了呢？我干脆什么也不用。”董祖祥说，“打到地里的东西是拿不出来的。”这是董寨茶叶通过国外有机认证的第十二年。茶园生产的茶叶，九成卖到欧盟、美国和日本。欧盟的检测标准最严格，检测项从不对外公开，以防茶农和茶商有针对性地作假。“不用怕。我再拿50万出来，也要把它捉完。肯定不打药。”董祖祥安慰大家。 是夜，董寨决定调整捉虫的策略，从各自作战变成集中攻破山头，同时推广两户捉虫高手的捕捉方法。这个方法是李松松巡视时发现的：一天下来，普通人家一般捉1500只左右，但有两家日捉3000只以上，成绩特别突出。他们的办法是，男人上山，将枯黄卷缩的树叶捋下来，用编织袋装回家。女人和小孩们就在家门口，把叶子里的虫子剥出来，扔进装了水的脸盆里。
三月的茶园，隐约可以听到虫咬树叶的沙沙声，被咬噬严重的茶树像被灼烧过一样萎了下去。从3月2日到28日，董祖祥发动了一场对抗茶谷蛾的战争。只有26天，这场战争共俘获6401519条敌人，平均每天捉虫246212条。
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化学武器，全靠人力。茶园的茶工、董祖祥全家，还有在外雇来的学生，共600多人，老少男女一起上阵，用手捉虫。捉虫的场面壮观。而这种方法被推广出去，再加上管理的加强，虫情逐渐得到控制。
按一条5分的人工费，捉虫一共花费了32万。计数方法是100条一堆，放在鸡蛋托或者纸杯里。收虫的人会随机抽查其中几堆的数量，以最小数目作这一家所有虫堆的平均数。
至今，人工捉虫是每年3月、9月和其它虫子明显多起来时候董寨的固定举措。
“这不像一门生意，而像一次赌注。”李松松说。长期经受理性企业管理熏陶的他，觉得董许多罔顾收支平衡的举动是违反自保本性的。
除了每年在粘虫板和捉虫上花费100多万，肥料是更大的支出。化肥是禁止使用的。为了规避重金属残留的风险，大型养殖场里禽类的粪便也不可使用。最可靠的肥料来源是羊粪。云南的山羊是自然放养，在山上奔跑。董祖祥找工厂单独加工肥料。主要成分是羊粪40%、腐殖土20%、绿肥25%、油枯10%、糖泥5%。这是一个经验配比。今年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帮助董寨优化了肥料的比例。腐殖土和绿肥（即新鲜枝叶、青草、豆科植物等）是茶工一年两次去森林里挖来的;油枯（桐籽榨油后剩下的渣）和糖泥（糖厂产出的胶状物）向加工厂收购。羊粪需要去山上牧羊的人那里收。董祖祥专门成立了31人的“山羊粪收购经纪人”团队。他们开着拖拉机，开到山上无路可走的地方，等着牧羊的赶着牛车把羊粪送到。
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还需要经历两个月左右的渥堆发酵，才变成可用的肥料。平均而言，一亩地每年施肥两次，总共需要1.5吨左右的肥料。每吨肥料合计3400元左右，一亩地在肥料上的花费约5000元，再乘以2500亩的数量，就是董寨每年在肥料上的支出。
“老董太理想化了。”肥料的项目负责人说。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麻烦又昂贵的种茶方式？二十年前，董祖祥开了家林场，攒了第一桶金，大概7000万。后来国家政策收紧，这门生意做不下去，得寻找新的出路和生计。第一年试着养猪，亏了百来万。倒不是他养得不好，而是猪价市场飘忽不定，好容易把猪仔养大，价钱又跌下去了。开林场时认识的香港商人给他建议，你是云南人，不如种茶，“而且要种没有农药和化肥的茶叶”，董于是调整方向，第二年改种茶叶，不打农药不施化肥。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叫有机。头三年连茶树苗都养不活，他坚持继续种。他给家人说，“还是要卖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耐钱’（“耐钱”是当地土话，保值的意思）。”
董祖祥在开林场的那些年，认识了一批见过世面、做名贵林木生意的商人，这让董的视野比普通农民更加开阔。他看准了这种没有农药和化肥的茶叶更有价值，契合茶叶市场的未来。最初的最初，董寨只有20亩，就在董祖祥屋子背后。在地上种东西，也是董祖祥和林场那些兄弟的本行。
“他们骨子里还是农民，对跟土地相关的生意有天然的亲近感，不会产生畏惧。” 李松松说，他在剖析这个建议被采纳的逻辑。这个选择的理性成分还体现在，董祖祥在种茶前，专门到省里请了农业专家来，察看整碗村的土地、气候是否适合茶树的生长。少数派的选择天然遭受着怀疑，这些选择看上去不合时宜又理想化。在董刚开始种茶、坚持不打药、人工捉虫、不计成本、试图影响全村不用农药的种种时刻，劝阻和怀疑声始终不绝于耳。在很多个分岔路口，董祖祥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外界意见，固执地让茶园按照他的设定存在下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
董祖祥把这样的产出交给更严苛的进出口检测系统，接受监管，出口地包括欧盟、日本和美国。少数派道路的艰难，在于既不能借力农药带来的廉价和高效，亦不能享受国内宽松标准给予的余地和侥幸。坚持无农药的董祖祥像一个“反叛者”。
董寨的茶叶只有10%在国内市场销售。他为茶叶的倾囊付出不为人所知，茶叶没有获得与其品质对应的公平对待。2015年，董祖祥签约成为透明溯源茶叶品牌乡土乡亲的第九位农作艺术家，希望借由互联网品牌的力量获得国内市场的认同。无农药种植和国际有机认证是董祖祥的终极坚持。十七年的努力、董寨今天的名誉、他个人在当地的声誉，都建之于上。
“我们是不可以回头的。”董祖祥说。他为此不计成本，也要保持这条路行进下去。
在云南普洱市南屏镇整碗村，留守村庄的农民主要以种茶为生。董祖祥在村里有2500亩茶园，被称为“董寨”，都是单株大叶种，分行别列，参差地种在山坡之上。山坡不是纯粹的绿色，而是彩色的。
这片茶园独一无二：漫山之间，密密麻麻点缀着黄蓝绿三色的长方形塑料板。塑料板约两只手掌大小，夹在劈开一半的竹枝里，高出树梢约50厘米。竹枝插在土地里，像和树一同生长。这是一种叫粘虫板的生物防治害虫工具。它依靠昆虫的趋光性，吸引并粘取不同种类的虫子。
15万粘虫板的故事
在整碗村，粘虫板要伏击的主要敌人是小绿叶蝉和蓟马。小绿叶蝉和蓟马都是刺吸式口器昆虫，靠吸食叶片里的汁水为生。小绿叶蝉咬过的叶片是一款叫“东方美人”的乌龙茶的原料。这种小虫子是云南大叶种茶树的破坏者。
粘虫板并不稀奇，它是一种常见的生物防治害虫手段。整碗村的特点在于，2500亩茶园全部由粘虫板覆盖，一共有15万张，平均每亩60张。如此大面积地使用粘虫板，成本可观：粘虫板平均每张一块钱。它还意味着巨大的人力付出。每年4月第一周，在小绿叶蝉和蓟马的入侵高峰之前，粘虫板必须全部插到地里。茶园的具体负责人小熊告诉我，采茶工人每插一块至少要五个步骤：把事先准备的竹条从中劈开一半;插进茶树丛中间的土壤;把粘虫板卡进劈开的竹子中间;用尼龙绳或铁丝把板固定在竹子上;撕开粘虫板上的蜡纸。
清晨的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成片成片的茶树上，叶子都染上金色，露水消散。小绿叶蝉和蓟马出动了。它们被粘虫板明亮的颜色吸引，冲向它们的死亡。粘虫板的有效期只有两个多月。八月雨季一来，雨水会毁坏板子的粘性。像电影倒带，茶工要用重复的动作将粘虫板回收。
粘虫板不是全部。飞虫猖獗的夏天和秋天，每天清晨和黄昏，戴着草帽的茶工一手拿着树枝一手拿着电蚊拍。他们用树枝掠扫过茶树的表层，惊扰停驻在叶底和叶梗上的飞虫，手里的电蚊拍立马跟上，用电击击落这些小虫子。“电蚊拍杀虫”是董寨的独创方式。笔者问了好些人，但没人能回忆起这个法子的具体由来。大家依稀记得，灵感最初是董祖祥和村民们蹲在一起，边抽水烟边讨论出来的。除了15万张粘虫板、1500只电蚊拍，茶园里还有125台诱虫灯。董寨里的诱虫灯是明黄色的，像矮胖版的路灯，矗立在茶树间。一到夜晚，诱虫灯发出不同波段的光线，伏击游荡在茶园里的飞蛾、瓢虫和金龟子。不同种类的昆虫对不同波段光谱的敏感性不同，比如绿光对金龟子有较强的诱集力。
虫害防治体系得以建立并保持有效的秘密，是大量可供支配的人力，这得益于董祖祥把人留在茶园的能力。在农村日益空心化、劳动力流失的时代，董祖祥几乎改变了整个村子的面貌。他在茶园边盖房子、拉电线、修马路，相当于在整碗村里又建起了一座小村庄。他甚至想过在一旁修座庙，让身在异乡的茶工有精神寄托。茶工都是董亲自到深山里请来的：茶园生活清苦，董祖祥就去到比整碗村更偏远、更闭塞的山区和村寨里，动员那里贫穷的村民搬到整碗村来工作。只有这些从深山里来的人才愿意留在董寨，负责茶园日常管理、茶叶采摘等。生长于农村的董祖祥懂得这里的乡情和处事规则。“农民其实需求很简单，希望得到你的尊重，特别是比他地位高的人，希望你倾听他。”董寨的职业经理人李松松说，“怎么和农民打交道，我完全听老董的。他了解农民，农民也都听他的。因为他们跟着老董，这些年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以前家里能发光的只有手电筒，现在有的家里孩子结婚，都买得起车了。”
人海战术捕杀640万条虫
自然没有偏爱这防护周密的茶园。它显得公平亦残酷。一连三年，董寨都遭受了严重的虫灾。灾难在茶园里激发了运动式的捉虫反击。
三年前，云南大旱，啃食茶树叶片和叶梗的茶谷蛾泛滥。茶谷蛾在董的茶园里尤其猖獗，因为这里没有杀死虫子的农药。茶谷蛾是鳞翅目谷蛾科昆虫，靠咬食茶树叶片和叶梗为生。黑黄色的幼虫吐丝将两叶叠结成纺锤形，匿居苞内咬食叶片，老熟后在虫苞内化蛹。
灾难在二月的末尾显露迹象。因虫咬导致枝条变萎变黄的茶树越来越多，近看茶树的叶子两片两片地卷缩在一起，放眼望去，茶园像被火焰烧灼过一样。“连人走的地方都是虫。”李松松每天上山巡视虫情，就看见吃完一棵茶树树叶的虫子们像排队一样，爬过土壤，爬到另一棵还有叶子的茶树上。茶工停下全部工作，上山捉虫。他们的办法是在胸前挂个矿泉水瓶子，装点水。一棵一棵树检查，把卷缩在一起的两片叶子撕开，把里面的虫子捉出来，放到瓶子里。
这样进行了几天，虫情毫无减缓迹象。董祖祥的家人和董寨的茶工觉得心慌。“这样捉虫，哪里是个头呢？”李松松说他当时有一种“打药都打不完”的恐惧感。
3月10日夜，董祖祥召集大伙儿开会，意在稳定军心。这场开到凌晨3点的会设在董祖祥家对面的一楼办公室里。11个人围在那张圆木剖开、五米长宽的茶案周围，商量对策。
茶园的一位管护说，“要不打一点苦参碱吧，反正欧盟不测这个。这么捉下去，茶树都要死光了。”
苦参碱从豆科植物苦参中提取而成，是一种生物碱，自然可降解。它不在我们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检测名单上，但是日本对苦参碱有检测要求。
“那些个欧盟有机检测的人坏得很，今天这些不能用，明天那些不能用。万一有天苦参碱也不能用了呢？我干脆什么也不用。”董祖祥说，“打到地里的东西是拿不出来的。”这是董寨茶叶通过国外有机认证的第十二年。茶园生产的茶叶，九成卖到欧盟、美国和日本。欧盟的检测标准最严格，检测项从不对外公开，以防茶农和茶商有针对性地作假。“不用怕。我再拿50万出来，也要把它捉完。肯定不打药。”董祖祥安慰大家。 是夜，董寨决定调整捉虫的策略，从各自作战变成集中攻破山头，同时推广两户捉虫高手的捕捉方法。这个方法是李松松巡视时发现的：一天下来，普通人家一般捉1500只左右，但有两家日捉3000只以上，成绩特别突出。他们的办法是，男人上山，将枯黄卷缩的树叶捋下来，用编织袋装回家。女人和小孩们就在家门口，把叶子里的虫子剥出来，扔进装了水的脸盆里。
三月的茶园，隐约可以听到虫咬树叶的沙沙声，被咬噬严重的茶树像被灼烧过一样萎了下去。从3月2日到28日，董祖祥发动了一场对抗茶谷蛾的战争。只有26天，这场战争共俘获6401519条敌人，平均每天捉虫246212条。
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化学武器，全靠人力。茶园的茶工、董祖祥全家，还有在外雇来的学生，共600多人，老少男女一起上阵，用手捉虫。捉虫的场面壮观。而这种方法被推广出去，再加上管理的加强，虫情逐渐得到控制。
按一条5分的人工费，捉虫一共花费了32万。计数方法是100条一堆，放在鸡蛋托或者纸杯里。收虫的人会随机抽查其中几堆的数量，以最小数目作这一家所有虫堆的平均数。
至今，人工捉虫是每年3月、9月和其它虫子明显多起来时候董寨的固定举措。
不合时宜又理想化的选择
“这不像一门生意，而像一次赌注。”李松松说。长期经受理性企业管理熏陶的他，觉得董许多罔顾收支平衡的举动是违反自保本性的。
除了每年在粘虫板和捉虫上花费100多万，肥料是更大的支出。化肥是禁止使用的。为了规避重金属残留的风险，大型养殖场里禽类的粪便也不可使用。最可靠的肥料来源是羊粪。云南的山羊是自然放养，在山上奔跑。董祖祥找工厂单独加工肥料。主要成分是羊粪40%、腐殖土20%、绿肥25%、油枯10%、糖泥5%。这是一个经验配比。今年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帮助董寨优化了肥料的比例。腐殖土和绿肥（即新鲜枝叶、青草、豆科植物等）是茶工一年两次去森林里挖来的;油枯（桐籽榨油后剩下的渣）和糖泥（糖厂产出的胶状物）向加工厂收购。羊粪需要去山上牧羊的人那里收。董祖祥专门成立了31人的“山羊粪收购经纪人”团队。他们开着拖拉机，开到山上无路可走的地方，等着牧羊的赶着牛车把羊粪送到。
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还需要经历两个月左右的渥堆发酵，才变成可用的肥料。平均而言，一亩地每年施肥两次，总共需要1.5吨左右的肥料。每吨肥料合计3400元左右，一亩地在肥料上的花费约5000元，再乘以2500亩的数量，就是董寨每年在肥料上的支出。
“老董太理想化了。”肥料的项目负责人说。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麻烦又昂贵的种茶方式？二十年前，董祖祥开了家林场，攒了第一桶金，大概7000万。后来国家政策收紧，这门生意做不下去，得寻找新的出路和生计。第一年试着养猪，亏了百来万。倒不是他养得不好，而是猪价市场飘忽不定，好容易把猪仔养大，价钱又跌下去了。开林场时认识的香港商人给他建议，你是云南人，不如种茶，“而且要种没有农药和化肥的茶叶”，董于是调整方向，第二年改种茶叶，不打农药不施化肥。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叫有机。头三年连茶树苗都养不活，他坚持继续种。他给家人说，“还是要卖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耐钱’（“耐钱”是当地土话，保值的意思）。”
董祖祥在开林场的那些年，认识了一批见过世面、做名贵林木生意的商人，这让董的视野比普通农民更加开阔。他看准了这种没有农药和化肥的茶叶更有价值，契合茶叶市场的未来。最初的最初，董寨只有20亩，就在董祖祥屋子背后。在地上种东西，也是董祖祥和林场那些兄弟的本行。
“他们骨子里还是农民，对跟土地相关的生意有天然的亲近感，不会产生畏惧。” 李松松说，他在剖析这个建议被采纳的逻辑。这个选择的理性成分还体现在，董祖祥在种茶前，专门到省里请了农业专家来，察看整碗村的土地、气候是否适合茶树的生长。少数派的选择天然遭受着怀疑，这些选择看上去不合时宜又理想化。在董刚开始种茶、坚持不打药、人工捉虫、不计成本、试图影响全村不用农药的种种时刻，劝阻和怀疑声始终不绝于耳。在很多个分岔路口，董祖祥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外界意见，固执地让茶园按照他的设定存在下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
董祖祥把这样的产出交给更严苛的进出口检测系统，接受监管，出口地包括欧盟、日本和美国。少数派道路的艰难，在于既不能借力农药带来的廉价和高效，亦不能享受国内宽松标准给予的余地和侥幸。坚持无农药的董祖祥像一个“反叛者”。
董寨的茶叶只有10%在国内市场销售。他为茶叶的倾囊付出不为人所知，茶叶没有获得与其品质对应的公平对待。2015年，董祖祥签约成为透明溯源茶叶品牌乡土乡亲的第九位农作艺术家，希望借由互联网品牌的力量获得国内市场的认同。无农药种植和国际有机认证是董祖祥的终极坚持。十七年的努力、董寨今天的名誉、他个人在当地的声誉，都建之于上。
“我们是不可以回头的。”董祖祥说。他为此不计成本，也要保持这条路行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