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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的第一场电影，是越剧《红楼梦》。那时，我家所在的中西关街新建了一个露天电影院。宽大的雪白银幕紧贴露天影院的南墙，由几根粗壮的草绳捆绑住四角，固定在两根靠墙而立的树干上，座椅还没建起，影院才圈了四墙，竖了银幕后就开始试演了。
试演的影片就是越剧《红楼梦》，那场电影反复放映，且是免费的，从拉起银幕一直试映到露天影院的红砖长条凳坐椅抹了水泥等待凝固才停映。以至于我们那条街上的老奶奶们都学会了黛玉葬花那一节的唱词：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
免费电影的时光总是很快的，尤其是露天影院的设施全部建成后：水泥长凳凝固干透了，铁大门的栅栏被白铁皮蒙住了，四面围墙的墙头上插满了闪闪发亮的碎玻璃，售票房建得像个小炮楼……于是，《红楼梦》不再放了，取而代之的是故事片，每个片子放映两天到三天。起先，五分钱一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票价涨到了一毛钱。
露天影院的建成和电影票涨到一毛钱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小街人们的生活。电影涨到一毛钱一场了，人们对看电影这件事情自然要认真和慎重一些了。于是，小街上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具——看电影的垫凳。露天影院的水泥长凳天冷时不好用，坐着受寒气，几场电影下来，难说不得风湿病。报纸、旧褥子、小棉袄都不能当个常用的家什垫着坐。于是某个木匠，用废弃的木料，设计了木垫凳。它由四长两短的六根木条组成，四根长木条平行排列，用铁钉钉在两根短木条上，这样四根长木条就组成了凳子面，而两根短木条则成了凳子腿。这个垫凳自问世后就受到了小街上人们的追捧，不出一个月，家家户户都有了这样的垫凳，均是自制的，木条家家有，铁钉一钉就成了。那木匠真是设计得简洁实用，少一根多一根木条还真不能做成一个既舒适又美观的垫凳。
电影票涨到一毛钱了，人们对看电影的慎重态度除了制作一个像模像样的垫凳，也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电影牌和写电影牌的人。
电影牌起先只是一些简单的电影布告，用白石灰在街道旁的某面墙上刷一块四方面，木炭写就几个简单的字，仅公示影片名称。不久，电影牌改头换面正式成型了。黑色油漆刷就一块一米五见方的小黑板，四边用水泥勾抹出了边框。写电影牌的人不再马虎毛糙，而是换成了写一手好美术字的人，很专业的，以各式广告色红绿黄蓝白调配，变换不同字体，手拿大小不同的排笔，轮换着书写。除了影片名称，还多出“主演”“某某电影制片厂”“导演”“彩色宽银幕”等字样来……街上的老人孩子们围观写电影牌的人是如何调色写布告，成了一景。在人们指指点点，赞叹敬佩的唏嘘声中，写电影牌的人日趋庄重和敬业，不仅写了字，换了多种颜色，而且在电影布告的四周即兴画出花朵蝴蝶云彩等次次不同的装饰纹，并偶有“悬念丛生”“武打功夫”“恐怖悬疑”“乡土喜剧”这样的新词汇点缀。那段时期的电影牌几乎算得上是小街上新生事物新鲜词汇的扫盲据点，也因其更新快，色彩艳丽，图案丰富而引领了育红班孩子们的绘画潮流。电影牌上画出云纹时，小街的墙面上便会出现木炭、粉笔，乃至小刀刻画的稚嫩手笔的各色云纹；等到写电影牌的人改画三叶草的修饰纹时，连我家碗柜门上的画作也被我和妹妹追赶潮流地换成了三叶草。然而在不久后，电影海报出现了，艳丽逼真的年画似的海报拿浆糊往电影牌上一贴，广告色和写电影牌的排刷便退场了，那是新一轮的新鲜与激荡……
三十年过去了，我偶然走回童年时居住的小街，仍能看见水泥勾框的电影牌还盘踞在小街的某一面墙上，有的贴满了小广告，有的上面无一纸半字，在龟裂的牌面上泛出淡淡的黑漆的乌墨旧痕。而露天影院却早已沉寂了，废弃而荒凉，那四面高墙之内，透过大门缝隙探进目光而望见的唯有一些杂草。而现在再去，它已消失，连高墙和杂草也不属于它了。
有一天，因写一篇公文的需要，我翻检陈年的文化档案，看见一则关于电影的大事记，“一九八○年春节某某镇露天电影院放映彩色故事片《白蛇传》，四方观众云集，散场时，场内的观众往外挤，场外的观众往里挤，将场内的隔墙挤倒，踩死1人，重伤1人，轻伤22人，全省电影战线通报。”
这一则当年还幼小的我所不曾听闻的事件，被一段文字压缩进了历史的档案里，就此尘封。我的眼睛再次掠过“露天电影院”这几个字，很多往事重现，我在这灾难的事记中看到了喧嚣的，因电影和电影院而来的记忆，五味杂陈。无从说那是一种贫瘠还是富有，总有新的东西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激越，让我们欣喜和狂热……我无法说尝遍美食后再去吃一个烤白薯舌面生出索然无味的寡淡，抑或是从未品过佳肴美味而醉心于一个普通的烤白薯，哪一种滋味更值得追寻和纪念。只是有一种苍凉的美好，一种因简单和贫瘠而衬托出的日子的丰盛，在回忆中定格于童年时我家碗柜门板上画着的三叶草修饰纹，缠绕成一种怀旧的酸甜交杂和对人生万般思索不得释然的空茫中。每一点被偶然之手打捞起来的往事，都仿佛在见证着什么，引我感念生活，为着尘世的变迁，在我们的眼前和心中真诚地走过，飘然而去又留下诸多或美好或难忘或悲喜的痕迹……
发稿/赵菱 tianxie1013@163.com
试演的影片就是越剧《红楼梦》，那场电影反复放映，且是免费的，从拉起银幕一直试映到露天影院的红砖长条凳坐椅抹了水泥等待凝固才停映。以至于我们那条街上的老奶奶们都学会了黛玉葬花那一节的唱词：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
免费电影的时光总是很快的，尤其是露天影院的设施全部建成后：水泥长凳凝固干透了，铁大门的栅栏被白铁皮蒙住了，四面围墙的墙头上插满了闪闪发亮的碎玻璃，售票房建得像个小炮楼……于是，《红楼梦》不再放了，取而代之的是故事片，每个片子放映两天到三天。起先，五分钱一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票价涨到了一毛钱。
露天影院的建成和电影票涨到一毛钱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小街人们的生活。电影涨到一毛钱一场了，人们对看电影这件事情自然要认真和慎重一些了。于是，小街上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具——看电影的垫凳。露天影院的水泥长凳天冷时不好用，坐着受寒气，几场电影下来，难说不得风湿病。报纸、旧褥子、小棉袄都不能当个常用的家什垫着坐。于是某个木匠，用废弃的木料，设计了木垫凳。它由四长两短的六根木条组成，四根长木条平行排列，用铁钉钉在两根短木条上，这样四根长木条就组成了凳子面，而两根短木条则成了凳子腿。这个垫凳自问世后就受到了小街上人们的追捧，不出一个月，家家户户都有了这样的垫凳，均是自制的，木条家家有，铁钉一钉就成了。那木匠真是设计得简洁实用，少一根多一根木条还真不能做成一个既舒适又美观的垫凳。
电影票涨到一毛钱了，人们对看电影的慎重态度除了制作一个像模像样的垫凳，也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电影牌和写电影牌的人。
电影牌起先只是一些简单的电影布告，用白石灰在街道旁的某面墙上刷一块四方面，木炭写就几个简单的字，仅公示影片名称。不久，电影牌改头换面正式成型了。黑色油漆刷就一块一米五见方的小黑板，四边用水泥勾抹出了边框。写电影牌的人不再马虎毛糙，而是换成了写一手好美术字的人，很专业的，以各式广告色红绿黄蓝白调配，变换不同字体，手拿大小不同的排笔，轮换着书写。除了影片名称，还多出“主演”“某某电影制片厂”“导演”“彩色宽银幕”等字样来……街上的老人孩子们围观写电影牌的人是如何调色写布告，成了一景。在人们指指点点，赞叹敬佩的唏嘘声中，写电影牌的人日趋庄重和敬业，不仅写了字，换了多种颜色，而且在电影布告的四周即兴画出花朵蝴蝶云彩等次次不同的装饰纹，并偶有“悬念丛生”“武打功夫”“恐怖悬疑”“乡土喜剧”这样的新词汇点缀。那段时期的电影牌几乎算得上是小街上新生事物新鲜词汇的扫盲据点，也因其更新快，色彩艳丽，图案丰富而引领了育红班孩子们的绘画潮流。电影牌上画出云纹时，小街的墙面上便会出现木炭、粉笔，乃至小刀刻画的稚嫩手笔的各色云纹；等到写电影牌的人改画三叶草的修饰纹时，连我家碗柜门上的画作也被我和妹妹追赶潮流地换成了三叶草。然而在不久后，电影海报出现了，艳丽逼真的年画似的海报拿浆糊往电影牌上一贴，广告色和写电影牌的排刷便退场了，那是新一轮的新鲜与激荡……
三十年过去了，我偶然走回童年时居住的小街，仍能看见水泥勾框的电影牌还盘踞在小街的某一面墙上，有的贴满了小广告，有的上面无一纸半字，在龟裂的牌面上泛出淡淡的黑漆的乌墨旧痕。而露天影院却早已沉寂了，废弃而荒凉，那四面高墙之内，透过大门缝隙探进目光而望见的唯有一些杂草。而现在再去，它已消失，连高墙和杂草也不属于它了。
有一天，因写一篇公文的需要，我翻检陈年的文化档案，看见一则关于电影的大事记，“一九八○年春节某某镇露天电影院放映彩色故事片《白蛇传》，四方观众云集，散场时，场内的观众往外挤，场外的观众往里挤，将场内的隔墙挤倒，踩死1人，重伤1人，轻伤22人，全省电影战线通报。”
这一则当年还幼小的我所不曾听闻的事件，被一段文字压缩进了历史的档案里，就此尘封。我的眼睛再次掠过“露天电影院”这几个字，很多往事重现，我在这灾难的事记中看到了喧嚣的，因电影和电影院而来的记忆，五味杂陈。无从说那是一种贫瘠还是富有，总有新的东西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激越，让我们欣喜和狂热……我无法说尝遍美食后再去吃一个烤白薯舌面生出索然无味的寡淡，抑或是从未品过佳肴美味而醉心于一个普通的烤白薯，哪一种滋味更值得追寻和纪念。只是有一种苍凉的美好，一种因简单和贫瘠而衬托出的日子的丰盛，在回忆中定格于童年时我家碗柜门板上画着的三叶草修饰纹，缠绕成一种怀旧的酸甜交杂和对人生万般思索不得释然的空茫中。每一点被偶然之手打捞起来的往事，都仿佛在见证着什么，引我感念生活，为着尘世的变迁，在我们的眼前和心中真诚地走过，飘然而去又留下诸多或美好或难忘或悲喜的痕迹……
发稿/赵菱 tianxie10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