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央政治局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中共当时，法学界、法学家们都充满着一种乐观情绪，认为经过我们的努力，在一定的时间甚至是不太长的时间里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越来越觉得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其艰巨性和漫长性可能要超出我们原来的预期。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从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中国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到底是提高了还是滞后了？答案不一。比如，地方政治运行中，“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等等。这导致了有些人对法治的否定，也表现出一些悲观情绪。针对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和社会文化氛围，我们有必要做一些思考，重塑对法治的信念，坚定对法治的信心。
　　法治与中国现代化
　　在大约二十多年前，中国提出一个命题：法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机制和重要目标。我们一直强调把法治纳入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因为它是现代化的一个密切的构成内容，不能把它和现代化割裂。最近看到有学者撰文，说我们过去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指经济的现代化，而现在应当加入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除了强调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还要强调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个话题我们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强调过，那么为什么今天又再强调？因为它具有针对性。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有关政治现代化和思想观念现代化的问题仍然需要重点思考和关注。法治作为现代化构成内容之一，其本身包含着多重的内涵：
　　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意识，一种把法视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法治的观念、意识、理念和文化尊崇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为内容。我国的法律是集体意志的体现，集体意志即人民意志或者公民意志。法律不是不重视个人，法律尊重每一个个人。马克思提出的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联合体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是具有尊严和独立价值的个人。法治同样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尊严，但是排斥个人在社会运行机制中的权威地位。反观一下现实，有没有对个人权威推到极端的情况？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普遍被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所谓良法、善法，也就是法治之法。它包含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另外，法治之法使人们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使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之后必须接受社会的检验。作为立法者，他必须要深刻地了解人类的价值，包括中国社会当前的价值需求，制定出的每一个法律条文都要渗透着价值的要素。如果法律体现了价值要素，那么在实行中会有好的效果；如果没有体现价值，那么在执行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法律的统治是形式法治观的经典表达，且法律的统治是排斥其他方式的，所以我们理解法治不必过于繁琐，就是按规则办事。就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的一个命题：“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虽是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但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在法治社会中，评判人们外在行为的标准虽是法律，但法治从最终目标上是向道德准则接近的。因此，法治是能够统摄社会全部法律价值和政治价值内容的综合性概念，法治的实现也标志着这些价值的实现。
　　何者为界：形式与实质，良法与恶法？
　　法治包括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即法律的统治，个人认为，这一解释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最精确的解释。法律的统治有针对性，它是针对神权的统治、国王的统治、君主的统治或者说是针对人的统治，具体来讲，是针对个人的统治。形式法治观也要求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监督体系，有点类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是中国人容易理解的法治方针，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形式法治观的表达。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实质法治观—不仅要有法，而且还要有包含价值的法。实质法治观对法有更高的要求：制定法律时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每一部法律的制定，都包含有一定的价值，例如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在雇主利益及劳动者利益间做一权衡。实质法治观要求在法律中增加许多价值问题。比如，婚前父母出资给子女买的房产归谁所有？按照旧有规定，房产登记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新出台的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谁出资便归谁所有。这一规定更合情合理。所谓良法善治，要求法律规范体现人类的价值，然后进行公正的执法、司法，从而实现实质法治。
　　良法和恶法由谁来判断？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个权利。但重要的是：谁可以做出有法律意义的判断？在民主国家，就立法而言，只有经过程序化过程做出的判断才是有法律意义的判断；就司法而言，有法律意义的判断是经过审判程序做出的终审判决。显然，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微弱，但我们要尊重这一事实性、制度性的构造，不要试图放大个人的能力。真正的民主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比如，河北一位姓王的妇女主任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过程中，发现河北省地方的土地管理法规与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相矛盾，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对这一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是合理的，要求河北省人大进行研究及做出相应的修改。这是一个良性的案例。但也有公民的意见不被重视的情况。过去有一种观点：中国的法治应该首先表现为形式法治然后为实质法治，但我认为：发达的法治状态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并存的状态，形式法治并非是一过渡状态。过渡状态的说法否定了形式法治的功能和重要性。形式法治的简单表达即为“按法律办事，按规则办事”，这一要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丢弃。
　　为何要强调法治？
　　为何要强调法治，尤其是在政治决策层、政治行为中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经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随着文化的发展，人民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不能再用计划经济年代的方式管理社会。计划经济年代，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做什么，即使个人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也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予以表达。但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决策层在做决策时要考虑更多因素。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种问题都会有多元化的表达，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面前，如何满足最大化的利益诉求，仍是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家改革的转折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中国社会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一个机遇与挑战、希望与困难并存的时代，对于那些富有挑战、创造和冒险精神的人来讲，更具有吸引力和刺激感。同样，对法治工作者来说，这也是一个黄金时代。我们要善于抓住这一机遇，善于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