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人数超过6亿的天弘余额宝，本周首度出现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2%，再创历史新低。遥想成立之初年化收益率超6%，2018年一度限购的场景，如今余额宝的收益率已经有如鸡肋。对喜好低风险和注重流动性的投资者来说，这不是一件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对股市投资者来说，又由此升起“资金搬家”的想象。余额宝收益率破“2”能否成为股市行情的发动机？笔者认为二者不能完全划上等号，至少不是领先或同步的指标，还需要有更多的指标进行辅助观察。
　　余额宝不仅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基金，更从2017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其收益率的高低，客观上反映了国内资金面的松紧程度，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无风险收益率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其收益率历史性的破“2”，折射出目前国内流动性处于比较宽松的程度，这和另外两个指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交易所国债逆回购利率可以相互印证。以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为例，今年以来鲜少超过2%，3月下旬更有多日跌破1%;而上交所1天期国债逆回购3月份以来大部分时间也都低于2%，3月19日到23日更是盘中大部分交易时间都在1%以下。因此，早在余额宝之前，这两大无风险收益率的指标早已经破“2”，甚至还有破“1”的情况出现，余额宝收益率走低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和余额宝类似，目前许多基金特别是在交易所挂牌的场内货基，7日年化收益率也已经破“2”，显示在降准等货幣宽松政策的引导下，国内的无风险收益率明显走低。理论上来说，这对股市的资金面是一大利好，也更凸显高股息品种的“性价比”优势，催生“资金搬家”的效应，有助于股市走强。
　　不过，理论不一定等于现实，至少不一定马上转换为现实。尽管今年以来货币基金收益率不断走低，但其整体规模却有增无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货币基金规模增长超过13%，增长的绝对数量超过偏股型基金，占了国内公募基金规模的将近一半。投资者对货币基金避险需求的上升，超过了收益率下滑带来的投资需求减弱的部分。显然，在一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过程中，不少投资者选择了“现金为王”，将货币基金作为资金停泊的“避风港”。
　　历史上，货币基金收益率走低，股市并未上涨甚至下跌的“背离”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4年1月到7月，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从6.70%下滑到4.17%附近，跌幅超过30%，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并未出现上涨，而是维持横盘整理（图中“1”的部分）;2018年1月到11月，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从4.39%下滑到2.49%附近，跌幅超过40%，同期沪深300指数在短暂冲高之后一路下跌，累计跌幅接近20%（图中“2”的部分）。除了这两次比较典型的背离之外，今年以来余额宝的收益率出现了将近20%的下跌，但同期大盘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图中“3”的部分）。因此，如果一看到货币基金收益率走低，就认为一定会成为股市行情启动的标志，很难得到充足的事实依据。

　　在笔者看来，余额宝等货币基金收益率的走低，固然是股市的长期利好，但影响股市的因素有很多，资金利好未必能够马上得到盘面的反应，在被其它因素压制的情况下，出现一段时间的“背离”并不算太离谱的事情。而在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走低的过程中，市场潜藏的资金动能也在不断地累积中，等待其它压抑股市的因素逐渐减弱、消退之后，资金面反应出来的向上力量就会厚积薄发地展现出来。什么时候接近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笔者认为有三大指标可以关注：
　　一、余额宝收益率在持续走低一段时间之后，出现阶段性的企稳甚至小幅走高。这在2014年7月、2019年1月行情启动前，都有出现类似的现象。
　　二、场内货基从溢价变为持续折价。这一现象反映出原先在货币基金避险的资金开始出现流出，存在向股票“搬家”的可能。而场内货基作为股市投资者现金管理的工具之一，如同“股民余额宝”，比天弘余额宝更贴近股市，能够更灵敏地反应出资金的风险偏好。
　　三、整体货基的规模不再快速增长，甚至有所下滑。这一指标更直观地表达出投资者不满足于货基所能提供的风险收益比，其中一部分资金可能流向债券基金、银行理财等固定收益品种，也有一些可能选择股市作为新战场，将会为股市带来新的生力军。
　　投资者除了观察这三大指标之外，更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余额宝等货币基金收益率破“2”，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全球货币宽松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即使未来重新回到“2”以上，也很难再现2013年成立之初的盛况。可用于长期投资的闲钱放在货币基金无疑是一种闲置和浪费，布局股市相关品种，从长远角度来看具有更高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