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玄奘通过佛陀的方式将和平、友爱和奉献精神传播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每一个印度人都认为高僧玄奘是一位伟大的修行者。” 5月14日下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下，印度总理莫迪参访西安大慈恩寺，并在玄奘三藏院的般若堂中写下了这段意味深长的留言。
　　
　　莫迪之所以选择西安作为此次访华的首站，因为这里不仅是习近平主席的家乡，也是当年玄奘西行求法和返回之地。就在访华前夕，莫迪还在微博上一再表达对西安之行的期待：“亚洲是佛陀之地”“佛教是连接亚洲国家的结合力”。
　　可见，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佛教文化就是拉近两国距离的一条隐形纽带。而在这条纽带上，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的，便是玄奘沿着丝绸之路，西行取经的故事。

乱世出高僧

　　玄奘出生于隋朝末年，俗姓陈，名祎，从小就是个聪慧有志向的人。据说他8岁时，父亲为他讲授《孝经》，讲到曾子按照古代的礼仪，起身恭敬回答老师问题时，年少的玄奘突然起身说：“曾子都起身恭敬回答老师的问题，我现在受父亲教诲，又岂能安坐？”父亲欣慰不已，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可是玄奘命途多舛，母亲早年亡故，父亲又在他10岁时去世。无奈之下，他只好跟随已出家的二哥在洛阳净土寺修行。
　　玄奘13岁时，隋炀帝大发善心，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去洛阳剃度僧人，整个洛阳一共只有14个名额。玄奘年龄太小，未能入选，就在考试的大门边上磨蹭着不走，被郑善果发现。郑善果一看这个小孩相貌堂堂，不同凡响，便上前询问，一听玄奘要出家为僧，便问他为何要出家，玄奘回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意思是从远的角度来说，我要继承释迦牟尼的佛法;从近的愿景来说，我要光大佛教。
　　玄奘的回答打动了以识人著称的郑善果，破格录取了他。从此之后，玄奘就在佛法的知识中翱翔，法师讲过一遍经文，他就能明其大要。当时在洛阳的佛寺非常多，经常有高僧大德开设讲座，玄奘在每个讲座间来回飞奔，积累自己的佛学基础。
　　为躲避隋末战乱，19岁的玄奘和哥哥从洛阳出发，辗转来到成都。当时成都汇集了诸多高僧，玄奘在这里学习切磋，讲经说法，很快声名远扬。21岁时，他在成都受具足戒（指佛教信众在出家加入僧团，成为比丘或比丘尼时，所应接受与遵行的戒律），正式成为国家登记在册的僧人。当时已经改朝换代，根据新王朝唐朝的制度，有了国家颁发的度牒（当和尚的凭证），可以得到国家分配的30亩地。但是玄奘不满足于在成都已有的声名，想到新兴的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去讲经说法。于是他不顾哥哥的反对，与商人结伴远赴长安。公元625年，玄奘到达长安。

　　此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巧合的是，现在学术界所说的佛教传入中国的3个路径，即经西域、经西南、经南海，无一不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在中国土地上与儒学、道教相遇，逐渐被本土化。到了唐代，佛教已经很盛行了，但由于佛经翻译的差异，佛教各派对经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玄奘深感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多有歧义之处，“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更多，便立下宏愿要一统佛法。
　　此时的长安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常有印度僧人来讲经，佛法的精微释讲给玄奘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决定到佛教的诞生地——印度去求法。

在印度功成名就

　　现在人们总会把玄奘和《西游记》中的唐僧画上等号，其实两者之间有不少差异。《西游记》中，唐僧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弟，是由皇帝亲自选定西行取经的高僧;而历史上的玄奘，其实是一个“偷渡客”。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王朝开国不久，不允许国民出境，玄奘西行的请求被驳回，也就意味着他无法获得出入关口的“过所”，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在同行的僧人纷纷打退堂鼓的时候，玄奘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偷渡。当时的偷渡可不是好玩的，不但有官府的严格盘查，还有大河、高山、大漠、戈壁等自然环境的阻隔。《西游记》说唐僧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到真经，事实中的玄奘取经可不止八十一难，每一天对他来讲都是磨难。
　　玄奘西行虽然艰难，但也常遇到贵人。先是凉州都督李大亮不允许他出境，河西佛教领袖惠威法师就派遣两个弟子晓行夜宿把他送到了瓜州（今甘肃瓜州县）。到了瓜州没多久，凉州的通缉令就到了。可这份通缉令恰巧被佛教徒、州吏李昌拿到了，李昌拿着通缉令问玄奘：“您不是这个人吧？”见玄奘迟迟未答，李昌又说：“如果您真是玄奘，我会帮助您。”玄奘说了实话，李昌就当着他的面把通缉令给撕了。
　　唐代经新疆去往中亚的丝绸之路大体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玄奘基本是沿着北道和中道西行的。一路上，他偷越玉门关、过五烽、到伊吾、至高昌，继续西行至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经过今天的撒马尔罕、阿富汗、巴基斯坦境内，最终到达古代印度。若从贞观元年8月他从长安出发算起，到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末冬初到达目的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为止，玄奘跋涉了4年多，行程5万余里。
　　那烂陀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初，是当时世界上的佛教圣地，藏经丰富、佛法庄严、大师辈出，常住僧人就有4000多位，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非佛教徒也在这里学习，整个寺院有1万多人，规模堪比今天的大学。玄奘拜师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法师，如饥似渴地学习了5年。 　　这5年他学习了大量佛经，如《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等，对梵文更是下了大功夫，这为他回国翻译佛经打下了基础。而他的翻译，又为印度在遭受阿拉伯帝国入侵后的佛教复兴提供了大量资料。他还促进了当时印度大乘与小乘佛教之间的统一认识。在学成回国前参加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玄奘得到了印度大乘、小乘佛教的一致认同：大乘佛教徒称他为“大乘天”;小乘佛教称他为“解脱天”。由此大小乘佛教的理论分歧在玄奘身上得到了统一，这是他在印度“留学”生涯的顶峰。
　　那烂陀寺毁于1200年左右的战火。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发现了一片佛教遗址，经过与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核对，证明这就是那烂陀寺，地址就在今天印度的巴特那县东南90公里处。上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感念于玄奘的功绩，在此修建了玄奘纪念堂，使之成为中印文化交流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荣耀归国

　　玄奘虽然狼狈出国，但等他回国时，便是另外一番光景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他从印度启程回国。因为声名远播，一路上都有当地的国王和信徒护送、布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他终于到达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后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二月一日，玄奘在洛阳见到了唐太宗，此时距他离开长安已经过去了18年。这次会见有两个重要成果，即佛经的翻译和《大唐西域记》的撰写。
　　玄奘从印度带回梵夹装佛经520夹、657部，和佛舍利150粒。在回国后的19年里，他一共翻译出75部、1335卷佛经。因为译经传道的声望，很多外国留学生到他门下学法，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
　　玄奘还根据自己在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还有中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巴基斯坦北部、几乎整个印度地区、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南部地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风俗、自然风貌等，是古代西域和印度的百科全书。如里面就记载了“瞿折罗国”的情况，那里现在便是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
　　为提升佛教地位，玄奘不遗余力。开国之初，李氏唐朝认为道教所尊崇的老子与自己是一个姓，所以一直把道教尊为“本朝家教”，位于儒释道之首。唐太宗时，还发了一个敕令：“老子是朕之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唐高宗时，又发了一道根据世俗的法律处罚僧尼的法令。经过玄奘的努力，后面的法令被取消，但“道先佛后”的法令还在保留。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后，玄奘与武则天的关系密切，在武则天生唐中宗李显时，召见玄奘并请求加持，后李显号为“佛光王”，玄奘为其受戒、着法服，并带在身边养育。这是玄奘希望在教权与皇权之间寻找平衡的一种努力。
　　公元664年，64岁的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唐高宗哀叹：“朕失国宝矣！”
　　正是通过玄奘为佛教传播做出的努力，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僧尼的排位终于高于道士女冠之上。这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本土化，为儒释道三家合流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影响了中国文化格局。
　　玄奘为了心中理想而从长安出发，经丝绸之路远赴印度求法，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催生了此后中印之间外交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僧侣、商人、使臣在丝绸之路上不绝于途。如公元641年，印度戒日王遣使远赴唐朝，不久唐太宗又派遣以梁怀敬为正使的使团回访了北印度的摩揭陀国。此后双方又多次遣使往来，其中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臣，在22年间，多次往返于中印之间。
　　玄奘西行，不仅是一次求法取经之行，更是一场文化交流之旅。他正式揭开了中印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序幕，给亚洲的佛教传播打下了夯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