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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打车的办公区域将整个楼层串联起来，楼道间人来人往，有滴滴的员工，也有前去应聘某个岗位的司机。
CEO程维的办公桌很干净，桌上一摞办公文件，一台笔记本电脑，一瓶矿泉水和一盒没吃完的蔬菜沙拉。程维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衣，踱着步子，耳朵里塞着耳机在接电话。
最近，因为滴滴专车风波的事，许多媒体闻风而至。程维说，这两个月，他拒绝了很多采访邀约，他变得谨慎。
最早将专车服务带入市场的并不是滴滴，在这之前，易到用车已经做了四年，快的也做了一年，“但是市场并没有做起来，直到滴滴专车出现，整个行业迅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程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然而去年底，上海、沈阳、北京等地先后出现对专车是否为“黑车”的质疑，以至于数个城市对其服务叫停或者开出罚单。直到政府主管部门将专车软件定性为“新时期跨越出租汽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创新服务模式”，专车风波才逐渐平息。“专车的事情没有完全尘埃落定，我们也在同各个方面进行沟通。改革或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程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喧嚣和嘈杂并未阻碍程维用移动互联网改变整个社会出行的方式。两年多的时间，滴滴打车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拥有过亿用户，乘客叫车成功率高达90%。而滴滴专车不到半年时间，也已扩张至全国30个城市，日订单量突破30万单。
程维自己没有车，每天都是用滴滴叫车，“如果自己都不相信第三方叫车服务，谁还信？”
央视春晚提供的商机
在程维创业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演了一个关于出租车司机的小品。“说的哥不赚钱，打车又很困难，全是抱怨。大家都在说，但却没有人做点什么去改变这样的局面。”程维回忆。
这些抱怨声让程维看到了创业机会。“我感觉今天已经听不到吃饭难，穿衣服难，住房也越来越好，只有出行这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越来越难。但难，就有机会。”
2012年6月，程维和吴睿、李响决定一起创业。三个月后，滴滴打车上线。“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互联网平台能够把所有的交通工具整合起来，能够根据需求去快速高效率调度交通，使大家体验好起来，使整个交通的效率高起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是有价值的。”
创办滴滴之前，程维听说过英国的打车软件Hailo，但还没听过美国的Uber。他想看看Hailo是怎样一种模式，却苦于没有渠道下载它的软件。“我和美团王兴不一样，他能够很方便地看到国外一些企业的做法，然后带到中国来。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视野和方法，更多的是靠感觉。”程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直到自己的产品上线以后，滴滴的工程师帮程维下载了Hailo打车软件。结果当然是并不能叫到车，因为中国并没有用这款软件的司机。“所以我当时没有用过其他打车软件，事实上我也没有去进行相关的调研和分析。”程维坦陈。
从滴滴创立，程维一直在打仗。“司机不信，乘客不用，好像整个世界都不接受。”
上线没多久，由于打车软件允许加价，2013年5月，滴滴等打车软件被深圳交通委叫停，要求出租车司机不得使用手机召车软件。当时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滴滴打车和摇摇招车。在被叫停后，摇摇招车选择离开深圳市场，程维则坚持和交通部门沟通。
“如果我们放弃，就只有等死。”程维说，在和交管部门的沟通中，他反复强调：“我们是要解决出租车降低空驶率，提高运营效率的。”最终，滴滴留了下来。
没多久，又有人质疑打车软件并不能满足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需求。“滴滴第一天设计的时候确实是针对那些互联网的主流用户，但后来我们也开始去努力，比如我们有12114电话叫车服务，也在老年机上植入我们的一些功能，简化一些操作流程。”程维说。
程维年近60的父亲从老家江西来到北京后，自己学会了用打车软件叫车，学会绑卡支付。“现在有很多老人已经会网上购物了，软件叫车其实比网购更简单。”
创业之后的艰难，是程维没有想到的。早期的城市争夺战，一直持续的价格补贴战，备受争议的专车之战，程维远比一个跨栏运动员需要跨越的障碍多得多。“中国没有一家企业面临我们这么多危机，我们的竞争激烈程度是当世之最。短时间里面我们打了多少场高难度的战役。面对高强度的对手，滴滴还不能高枕无忧。”程维说。
说累了，程维会摘下眼镜，用双手捂眼用力揉搓，直到眼周变得通红，用力吸一口气，仰躺在转椅上。
“迄今为止，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没有赚钱，未来能不能赚钱也还不一定，但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的力量让打车行业变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