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又有人说放鞭炮是一种陋习。辩论中，有人引用了一对环卫老人的图片劝告大家少放鞭炮。这与同时在河南一所学校里学生集体跪拜孔子的图片，相互呼应。这些新闻的流传中，沾染着每一位瞻前顾后者的口水。
　　关于新与旧的辩论已经有100多年了。100年前的春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后废除旧历，对旧文化深恶痛绝的知识精英们也与旧历年决裂，像梁实秋所说“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但私底下，民众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
　　磕头拜年，真的就不可取吗？恐怕当时梁先生们是来不及去辩论清楚的，或者说磕头拜年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政权，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破四旧。但是，旧的去不彻底，新的不断翻新，新与旧杂糅了一百年。很多事情，按旧的文化无法判断，按新的规矩也难以自洽，是非在撕扯，判断在混淆。
　　1915年，陈独秀汪洋恣肆称“1915年与1916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自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此豪迈之言后的100年，新旧胜负几何？
　　100年前的胜负，发生在一族人立于危房之内的辩论，急于逃出危房的情势并不能证明这房间已无修缮的可能性。大家逃出来后发现广阔的天和地，又盖了不少新房子。于是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很多人毕竟心有不甘，既脱离不了新房子，又念念不忘旧房子，总觉得旧房子是可以修葺好的。
　　100年来的无数次争论，就衍生于如何对待旧房子的问题。到现在这已经成为少数人的问题。因为旧房子已经不是所有人的必须，只是很多种选择中的一种。若好旧者与喜新者相互攻讦，那就是自讨没趣。有人敝房自珍，总想把别人拉进自己的房间，认为别人房间的存在削弱了自己房间的价值。殊不知，这才是旧文化旧思想的根源所在，是当初大家一哄而出的那间旧房子的变种。若强拉别人来你的房子，你就是别人的危房。
　　你认为放鞭炮扰民制造雾霾影响公共生活，他倒觉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风俗才是真正绵延不绝的公共生活。你可以既放鞭炮又戴口罩，既过情人节又扭秧歌。这其实都无妨。多元自由宽容，恰恰是100年前知识精英们所追求的新生活的本质意义所在。
　　逃出危房后，不应自负历史包袱，你获得的所有的自由中，就包括返回旧房拿出一件老物件的自由。1934年，新文化斗士鲁迅先生就痛快了一次，“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当别人家的孩子都过年的时候，已为人父的鲁迅，恐怕也得变着法子讨儿子欢心。
　　恰如陈独秀所言，中国真的是进入了新的历史，新房间鳞次栉比散落在天地之间，有高楼大厦，有小康之家，也有棚户区和旧房子。非要把这些房子都拆掉，把人都赶进一间大房子，其实，已经是做不到了。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
　　年前的进口大片《饥饿游戏3》前传里，凯特尼斯被当做贡品送进一间被极权打造的大房子里，而以文明包装的荒蛮游戏，每个被当做贡品的人都想置你于死地。按着电影的逻辑，在互害型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和施害者，这样的大房子里你如何生？这同样意味着，再激烈的辩论都无法改变事实本身，因为命运掌握在游戏制定者手里，但是，辩论可以让人们保持清醒，那就是只有改变游戏规则才能获得命运的其他可能性。100年来的无数次关于新与旧的辩论，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不是通过辩论获得了真理，而是通过辩论培养了中国社会的思考习惯和表达空间。
　　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和异见者长期为邻，很多人并不再真正关心没有新辞的辩论，但是对于言论的顺畅程度极为在意。这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体现。假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时代，手机客户端像今天一样如此普及，中国的现代文明也许早些年就可以跟世界比肩了。当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候直接对话和辩论的时候，真理和谎言其实都无处可藏。
　　对过年风俗的好恶，并不构成真理的核心意义。梁实秋磕不磕头，鲁迅放不放鞭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不磕头和不放鞭炮的心灵自由。拜不拜孔子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拜与不拜的自由。
　　祝福每一位心灵自由的人，在春节，活泼自在，被爱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