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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文学的审美意识上大多数比较注重于对意境的研究，其多数情况下，会利用一些人、事、物的描写来反映作者的生活现状和道德情操。日本的文学作品主要注重细节的描写，作品常常以“近景式”的手法来刻画;亦以自然元素为主，寻求人和自然之间追求和谐的状态，常以“物哀”“深幽”的形式进行表达，文风直接。与之相对，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当中，大多数是以“大格局式”的、总体性的描写来进行表现，其多以群体为中心进行创造，用文学的方式去表述出作者的境况以及利用周围自然环境来烘托自身的情感进行表达，对负面、消极的现象多用暗语、讽刺的手法进行表现。本文将从两国文化背景及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出发，对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意识进行探究。
一、中日文化的差异导致审美意识的不同
中国和日本是一水相邻的两个国家，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同出一脉。日本在中国隋唐时期把中国的文化和文字带至本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出现了现代日本社会当中的片假名，因其中的文字起源相似，且都属于象形文字，利用形象的自然手法去表述想传达的意境。在文字的发展当中不难看出，中日两国在文化的表达和表述方面，都习惯用一定的自然元素进行表达，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例如，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当中，仅靠一些景物的烘托就可以体现诗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唐朝王昌龄的《出塞二首》中提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利用对于自然景观的塑造，烘托出军队抵御城墙下的威严气势，也表达了作者爱国的高尚情操;又如，日本古典俳句代表的松尾芭蕉，其著名的俳句“古池や 蛙飛 び込む 水の音”，借助青蛙跳入水中“扑通”的声音，表现出“静”的意境。在日本的文学创作当中，也受到当时、当地的生活习惯的影响。例如，日本的审美风格和我国存在较大的差异，日本女性的牙齿以不整齐作为美的评价，在青年女子当中其牙齿的排列方式越不整齐就显得漂亮，直至今日，日本人依旧对“八重齿”有着特殊的偏爱，其属于一种“畸形”的审美风格。但是在我国的认知当中，一切的事物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其“天圆地方”的思想深入人心，只有万事万物形成一定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呈现一定的顺序，才能称之为美。这种生活认知习惯的不同导致中日的文学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日本的批判文化当中，常常会出现对于某个事物的夸张手法运用，其描绘手法以“物哀”为主，利用某个人物角色的悲惨经历或是最后的凄惨结局，给文章增添惋惜之情，从而表达作者想要传递的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近代的发展当中，极大地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对于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度较高，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大的限制性。导致社会出现了很多风格迥异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的文学创作对日本国内的文化影响深远。
二、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从长安到日本》这一书中对日本的文学进行了一定的考古研究，中国唐朝时期，长安对日本的影响较大，在日本的古代文学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响。对于东亚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尤其是唐文化对于大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例如日本古典作品《源氏物语》中对唐朝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诗歌的大量引用。我国从元朝以来有着两次少数民族领导政权，故我国的文化包容性较强，我国的语言变迁随着改朝换代的次数增多，受到的改变也较大。回看元、清的诗词，今日读来较不押韵，但在当时是较押韵的。日本的朝代更替现象不明显，其文化传承较为单一。唐宋时期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文化，并仿照我国设立了日本年号，从此以后在日本的文学作品当中采用中国古籍取名。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古代典籍当中有247个年号来源于中国，导致其作品的审美风格更加趋近于中国文化。
三、中日两国文学的异同
（一）宗教信仰的不同
中国的本土宗教是道教，而日本的本土宗教为神道教。中国在文化的信仰当中主流为儒、释、道。以儒家为例，讲究“仁”的观念，以“仁和”的形式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儒家学派的文学作为治国理论的标准。而日本国家的观念当中，则更注重骑士道精神，以人的思想去限制人的思想，在行为的表达上更突出某一特定英雄，并导致在文学的审美上，日本文学强调的人的主观意识作为主导作用，在文学作品当中，常出现一个人改变整个局势的情况。但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当中，体现更多的是“大格局”式的思想，以及遵循整个事物发展逻辑的思维方式。例如，同为战争题材的中国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及日本古典战纪物语的《平家物语》，该两部著作就有着不同倾向的写作视角与风格。以两部著作中战争场面的描写为例，《三国演义》中出现的战争场景多数是刻画众多人物或气势宏大的场面的。该特征从作品每一章节的题目亦可以体现，例如，第五回的“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中，可以直观看到“三英战吕布”的情节，并没有将笔墨的平衡倾向刘备、关羽、张飞、吕布这四人中的某一个人。这一回中对属于不同阵营的蜀汉的刘、关、张三人也好，及作为对手的吕布也好，均用了同等的笔墨，对四人的战斗场面进行总体的描写。而日本古典作品《平家物语》则不同，例如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横田河原交战”中，作者单独用笔墨将城四郎长茂为讨伐木曾义仲，在开战前调配各将的情形、语言，及最后投降的场景进行了细致描写，作者倾注更多笔墨在这一特定人物的身上。更有诸多章节对特定人物的妆容、配饰、话语、思想状态、动作等进行非常细致的描写。对于以上两种战争场面的描写，《三国演义》的战争场景仿佛是作者立于高山之上，俯视战争，拍下的一幅全景图;而《平家物语》则像是作者置身于战争之内，对每一个人物一一进行近景拍摄。
（二）中国文学的“悲”和日本文学的“哀”
中国文学在创作时，不同于西方国家善于运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进行。一定时期下，黑色幽默式的创作风格在国内的文学作品中受众较少，在大众的阅读需求当中不占主流。关于悲剧性的作品，中国文学也热衷于选择比较悲伤的素材作为写作题材，其在全篇的论述方面更多情况下会给予读者一种悲伤的感觉，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甚至让读者感到一丝痛苦，引发读者的思想共鸣。紫式部受此影响，创作了《源氏物语》，紫式部在撰写《源氏物语》时，借鉴了《史记》写作手法。所以，在日本的文学创作当中，读者可以读出“哀”的思想，日本称之为“物の哀れ”。虽然在实际的文学表现中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哀和悲之间有一定的共通。当读者在欣赏日本文学作品时，这些作品经常会传递给读者一种较为憋屈的感受，日本文学在阅读之后会产生一点淡淡的哀伤和遗憾。例如，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其结局开放式，作品给读者一种叙述至末尾仍未完結的感受，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会产生“怎么什么都没有说就结束了”的想法，让读者感同身受，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中国的文学历史分期和日本相比跨度更大，自秦灭六国，形成一定的文学统一后，以文学革命为标志，人们的思想创造得到了一定的解放，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发展，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全世界文学的地位。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文学历史分期较大，人们的创造理念和思想不断扩展，形成了多样化包容性的文学体系。
（三）中日文学思维表现方式的对比
在日本文化的审美观念当中，大多数以简约和“物哀”的形式作为表现。此种简约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我国的“大道至简”的创作思维。在文学创作上面，日本文学有着佛教“禅”的因素的影响，其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天地人和”，只有万事万物在一种体系当中，人类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定。在文学创作内容上，日本文学亦可见极端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的情况，日本文学的写作表现属于“直抒胸臆”式的，多数情况下，读者可以发现作品是直接表达出作者欲要表达的思想的。更甚者，日本文学当中产生了“畸形文学”。例如，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中男主人公对“爱情”的极端绝望与执着的状态。反观中国的文学创作，其着重于对真善美的表现，即使是丑恶的东西也需要加以一定的外包装进行表述，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较为隐晦，常常使用暗讽的写作手法进行表现，例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个了年轻人》，作品并未直接说出特定时代的某些不良社会风气，但通篇直指该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它“不是一篇一般性的问题小说，而是一部提问题的小说”。
四、结束语
中日两国的文学创作和审美意识的形成可谓源于一派，但在历史的演变进程当中形成了较为不同的两大派系。在文学叙事描述方面，我国的文学作品侧重于“大格局”式的、对总体内容的描写，日本的文学作品更侧重于对细节的描写;在文学风格方面，同为表现作者悲悯情绪内容的作品中，我国的文学作品更侧重于对“悲”的表达，而日本的文学作品在“物哀”的文学审美上更为突出;在表现方式方面，中国文学对消极的内容会采用较隐晦的表现手法，而日本文学在这一方面则会显得更为直白。
一、中日文化的差异导致审美意识的不同
中国和日本是一水相邻的两个国家，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同出一脉。日本在中国隋唐时期把中国的文化和文字带至本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出现了现代日本社会当中的片假名，因其中的文字起源相似，且都属于象形文字，利用形象的自然手法去表述想传达的意境。在文字的发展当中不难看出，中日两国在文化的表达和表述方面，都习惯用一定的自然元素进行表达，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例如，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当中，仅靠一些景物的烘托就可以体现诗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唐朝王昌龄的《出塞二首》中提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利用对于自然景观的塑造，烘托出军队抵御城墙下的威严气势，也表达了作者爱国的高尚情操;又如，日本古典俳句代表的松尾芭蕉，其著名的俳句“古池や 蛙飛 び込む 水の音”，借助青蛙跳入水中“扑通”的声音，表现出“静”的意境。在日本的文学创作当中，也受到当时、当地的生活习惯的影响。例如，日本的审美风格和我国存在较大的差异，日本女性的牙齿以不整齐作为美的评价，在青年女子当中其牙齿的排列方式越不整齐就显得漂亮，直至今日，日本人依旧对“八重齿”有着特殊的偏爱，其属于一种“畸形”的审美风格。但是在我国的认知当中，一切的事物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其“天圆地方”的思想深入人心，只有万事万物形成一定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呈现一定的顺序，才能称之为美。这种生活认知习惯的不同导致中日的文学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日本的批判文化当中，常常会出现对于某个事物的夸张手法运用，其描绘手法以“物哀”为主，利用某个人物角色的悲惨经历或是最后的凄惨结局，给文章增添惋惜之情，从而表达作者想要传递的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近代的发展当中，极大地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对于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度较高，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大的限制性。导致社会出现了很多风格迥异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的文学创作对日本国内的文化影响深远。
二、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从长安到日本》这一书中对日本的文学进行了一定的考古研究，中国唐朝时期，长安对日本的影响较大，在日本的古代文学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响。对于东亚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尤其是唐文化对于大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例如日本古典作品《源氏物语》中对唐朝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诗歌的大量引用。我国从元朝以来有着两次少数民族领导政权，故我国的文化包容性较强，我国的语言变迁随着改朝换代的次数增多，受到的改变也较大。回看元、清的诗词，今日读来较不押韵，但在当时是较押韵的。日本的朝代更替现象不明显，其文化传承较为单一。唐宋时期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文化，并仿照我国设立了日本年号，从此以后在日本的文学作品当中采用中国古籍取名。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古代典籍当中有247个年号来源于中国，导致其作品的审美风格更加趋近于中国文化。
三、中日两国文学的异同
（一）宗教信仰的不同
中国的本土宗教是道教，而日本的本土宗教为神道教。中国在文化的信仰当中主流为儒、释、道。以儒家为例，讲究“仁”的观念，以“仁和”的形式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儒家学派的文学作为治国理论的标准。而日本国家的观念当中，则更注重骑士道精神，以人的思想去限制人的思想，在行为的表达上更突出某一特定英雄，并导致在文学的审美上，日本文学强调的人的主观意识作为主导作用，在文学作品当中，常出现一个人改变整个局势的情况。但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当中，体现更多的是“大格局”式的思想，以及遵循整个事物发展逻辑的思维方式。例如，同为战争题材的中国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及日本古典战纪物语的《平家物语》，该两部著作就有着不同倾向的写作视角与风格。以两部著作中战争场面的描写为例，《三国演义》中出现的战争场景多数是刻画众多人物或气势宏大的场面的。该特征从作品每一章节的题目亦可以体现，例如，第五回的“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中，可以直观看到“三英战吕布”的情节，并没有将笔墨的平衡倾向刘备、关羽、张飞、吕布这四人中的某一个人。这一回中对属于不同阵营的蜀汉的刘、关、张三人也好，及作为对手的吕布也好，均用了同等的笔墨，对四人的战斗场面进行总体的描写。而日本古典作品《平家物语》则不同，例如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横田河原交战”中，作者单独用笔墨将城四郎长茂为讨伐木曾义仲，在开战前调配各将的情形、语言，及最后投降的场景进行了细致描写，作者倾注更多笔墨在这一特定人物的身上。更有诸多章节对特定人物的妆容、配饰、话语、思想状态、动作等进行非常细致的描写。对于以上两种战争场面的描写，《三国演义》的战争场景仿佛是作者立于高山之上，俯视战争，拍下的一幅全景图;而《平家物语》则像是作者置身于战争之内，对每一个人物一一进行近景拍摄。
（二）中国文学的“悲”和日本文学的“哀”
中国文学在创作时，不同于西方国家善于运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进行。一定时期下，黑色幽默式的创作风格在国内的文学作品中受众较少，在大众的阅读需求当中不占主流。关于悲剧性的作品，中国文学也热衷于选择比较悲伤的素材作为写作题材，其在全篇的论述方面更多情况下会给予读者一种悲伤的感觉，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甚至让读者感到一丝痛苦，引发读者的思想共鸣。紫式部受此影响，创作了《源氏物语》，紫式部在撰写《源氏物语》时，借鉴了《史记》写作手法。所以，在日本的文学创作当中，读者可以读出“哀”的思想，日本称之为“物の哀れ”。虽然在实际的文学表现中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哀和悲之间有一定的共通。当读者在欣赏日本文学作品时，这些作品经常会传递给读者一种较为憋屈的感受，日本文学在阅读之后会产生一点淡淡的哀伤和遗憾。例如，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其结局开放式，作品给读者一种叙述至末尾仍未完結的感受，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会产生“怎么什么都没有说就结束了”的想法，让读者感同身受，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中国的文学历史分期和日本相比跨度更大，自秦灭六国，形成一定的文学统一后，以文学革命为标志，人们的思想创造得到了一定的解放，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发展，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全世界文学的地位。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文学历史分期较大，人们的创造理念和思想不断扩展，形成了多样化包容性的文学体系。
（三）中日文学思维表现方式的对比
在日本文化的审美观念当中，大多数以简约和“物哀”的形式作为表现。此种简约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我国的“大道至简”的创作思维。在文学创作上面，日本文学有着佛教“禅”的因素的影响，其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天地人和”，只有万事万物在一种体系当中，人类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定。在文学创作内容上，日本文学亦可见极端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的情况，日本文学的写作表现属于“直抒胸臆”式的，多数情况下，读者可以发现作品是直接表达出作者欲要表达的思想的。更甚者，日本文学当中产生了“畸形文学”。例如，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中男主人公对“爱情”的极端绝望与执着的状态。反观中国的文学创作，其着重于对真善美的表现，即使是丑恶的东西也需要加以一定的外包装进行表述，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较为隐晦，常常使用暗讽的写作手法进行表现，例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个了年轻人》，作品并未直接说出特定时代的某些不良社会风气，但通篇直指该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它“不是一篇一般性的问题小说，而是一部提问题的小说”。
四、结束语
中日两国的文学创作和审美意识的形成可谓源于一派，但在历史的演变进程当中形成了较为不同的两大派系。在文学叙事描述方面，我国的文学作品侧重于“大格局”式的、对总体内容的描写，日本的文学作品更侧重于对细节的描写;在文学风格方面，同为表现作者悲悯情绪内容的作品中，我国的文学作品更侧重于对“悲”的表达，而日本的文学作品在“物哀”的文学审美上更为突出;在表现方式方面，中国文学对消极的内容会采用较隐晦的表现手法，而日本文学在这一方面则会显得更为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