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文人聚会的场合，我不大愿意承认自己是铁路作者。铁路作者，在文友眼中个个是多面手，他们大多从通讯报道起步，什么都能写，通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无所不包，因无专长，什么也写不精，你问他什么写得最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铁路作者的特点，也是铁路作者的通病。拿我来说，从1983年在《包头日报》发表第一篇小稿算起，迄今已在报刊发表各类稿件一千余篇，约五十余万字，体裁涉及通讯、影视评论、戏剧小品、小小说、散文等。产量虽多，却拿不出几篇像样的作品，就像我们跟着旅行社旅游，一路走过不少地方，看了不少山水，却没留下什么印象。
　　 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尝试转型，把短篇小说作为主攻目标，这一年是2011年，我已经四十七岁了。大家知道，短篇小说是较难驾驭的一门艺术，就像人们通常所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篇小说，既讲风格流派，又注重结构、语言。创作初期，最难过的是语言关。短篇小说的语言十分讲究，有人喜欢短句子，有人喜欢长句子，有的长短句结合;好的短篇小说语言有一种节奏感，有一种韵味在里边。每一个短篇小说名家，他们的语言风格都是不同的。而我经常向报纸副刊投稿，我的语言还是副刊式的，浅露、直白。早期写的所谓的小说，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就是，一篇作品写得过满，没有留白，没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这其间所投出的作品都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同时，我的阅读范围也进行了调整，只看短篇小说，我用的是笨办法，卖什么吆喝什么。我看了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名家作品和集子，有的能看进去，有的晦涩难懂，不知所云，也硬着头皮看下去。我看书有个习惯，一旦开始看一本书，就把它看完。这是一种风格，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看得最多的是年度的选本，这里集中了每年的优秀作家和作品，通过大量地阅读，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我清楚地记得，《1982年的电影》，是我在2011年写的第四篇作品，写得比较顺手，感觉像一篇小说了。
　　 搞创作的人都知道，创作环境对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夏夜的口琴声》：我小的时候，我的哥哥们每人有一把口琴，他们聚在一起吹《白毛女》《卖花姑娘》，那手一捂一放的像蝴蝶飞，发出好听的颤音，当时我就想，我要有钱了第一件事就是买一把口琴。到部队后如愿以偿，第一个月的津贴就买了一把口琴。可是直到现在，我仍不会吹一支曲子，因为学口琴的氛围没有了，当年吉他正流行。我开始创作的时候，真是两眼一抹黑。我想找一本《山西文学》做参考，偌大一个城市找不到一本《山西文学》，当时我们的图书馆正在兴建。朋友托人在某大学图书馆寻找，也没有找到。没有文友沟通交流，只是一个人摸黑走路，不得要领，屡屡碰壁。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业余作者，起步太高。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狂热的时候，厂矿企业有内部刊物，市级有市级文学刊物，省级有省级文学刊物，还有全国级的文学刊物。而如今一起步，就是省级文学期刊，就是说，还没有学会爬，还没有学会走，就先跑起来，那还有不摔跤的。摔一次跤，碰一次壁，自信心就打了折扣。也许，我只适合写报纸副刊，文学殿堂离我太遥远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快跑到终点了，因体力不支几乎要放弃了。我像所有的中国家长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孩子的学习上，直到2017年女儿顺利地考入了大学。当时我的心态有点像《不差钱》中的赵本山，女儿培养出来了，该培养我自己了。
　　 2018年，我们的图书馆建成了，在期刊如林的杂志里，我一眼发现了《短篇小说》，欣喜异常，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我和《短篇小说》的相识，还是2005年，在一间门脸很小的铺子，在万花丛中，我发现了不起眼的它：淡雅的封面，薄薄的册子，价格亲民，定价三元。我被文中的内容所吸引，两本全买了下来。以后，又陆陆续续地买了几期。后来，它就消失了，被铺天盖地的教辅书淹没了。重新与《短篇小说》相逢，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我翻捡创作的草稿，有的已改得面目全非，正如相声里所说：大褂儿改成了汗衫，汗衫改成了背心，背心再改，就成抹布了。翻来捡去，还是觉得《1982年的电影》写得好些，把它投给了《短篇小说》杂志社。这篇小说我都记不清几轮游了，内部刊物、铁路刊物、本省刊物，都遭遇了“流产”，投给《短篇小说》，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短篇小说》显著特点是扶持文学青年，尤其重视文学爱好者的处女作，尽量给予发表机会，真的吗？
　　 果不其然，2019年9期，《短篇小说》发表了《1982年的电影》，这是我的处女作。从2011年开始写小说，到2019年发表处女作，历时八年，一场艰难的文学抗战。我感谢《短篇小说》的知遇之恩，感谢何为老师的提携。处女作的发表，燃起了我的创作激情，从此，我的文学创作走入了正轨。
　　 我年近六旬，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仍是个“新人”，也许一辈子默默无闻，也许大器晚成，不管我在文学道路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短篇小说》的知遇之恩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