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号即国名，它是一个国家的标识，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必须保持稳定性。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才能改变国号，以表明一个新的朝代取代了另一个朝代。国号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特点，因而采用什么国号，必须深思熟虑，慎重对待。
辽朝曾多次改复国号
辽朝有些例外，在它存在的209年中(916～1125年)，曾多次改复国号。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最初是以族名契丹作为国名，这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现象很多，例如渤海族建立的国家称渤海国，又如蒙古族最初建立的国家称蒙古国，到了忽必烈时代才改蒙古国为元朝。
根据史书的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当了皇帝之后，曾于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此后不久，在会同四年八月以前，又恢复了契丹国号。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改元大同，与此同时又将契丹国改为大辽国。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恢复了大契丹国号。
清代学者赵翼最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中，两次指出了辽朝改复国号，提出“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即两次改契丹为大辽，不久又两次恢复了契丹国号。赵翼只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来考证辽朝改复国号问题，是很不全面的。从辽代的石刻资料(即辽代的碑志)来看，辽朝至少9改9复，即改变了18次。除太宗以外，在辽穆宗、辽景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代，均有改复国号之举，只有辽太宗和天祚帝不见有改复国号的记录。换句话说，除了建国者辽太宗和丧国者天祚帝以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间都曾改复国号，时而称契丹，时而称大辽。
辽朝不是以辽水得名
如此频繁地改复国号，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那么，辽朝为什么多次改复国号呢?这需要从“契丹”和“辽”的字义说起。
《金史》记载：“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于是国号大金。”后世学者据此记载，最初认为“辽”字是指宾铁而言。
20世纪30年代，冯家异指出《金史》中“辽以宾铁为号”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契丹”具有宾铁之意，“以宾铁为号”是指契丹而言，史书以宾铁之意解释“辽”是不正确的。他又提出，“辽”是以辽水得名。冯家舁这一发现非常重要，纠正了《金史》的误说，具有重要的贡献。冯家舁提出，辽朝是从辽水、辽河得名，这一说法曾被许多学者采纳接受，几乎成为定论。
然而仔细考察辽朝初年的地理条件，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辽太祖、辽太宗时代，属于辽朝初年。当时辽朝腹心地区的河流有二；一是今西拉木伦河(又称潢河)，第二条河流是今日的老哈河，简称老河，辽代时老哈河又称作“土河”，系契丹语之音译。
契丹人是鲜卑人的后裔，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是其发祥地。不过在辽代时，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各有其名，都不叫辽河。因为当时契丹人的地理知识有限，他们不知道潢河和土河是辽河的上源。辽河之名，在《辽史》中出现比较晚，直到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太平八年(1028年)，才始见平地松林有辽河源的记载。说明直到辽代中期，契丹人才知道平地松林(今克什克腾旗境内)是辽河的发源地。
辽水之名在战国时代即见于记载，燕国的辽西、辽东郡即以辽水得名。不过辽初之际，辽河(西辽河、东辽河会合以后称作辽河)并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而是在东丹国境内。东丹国辖境即渤海国旧地，其国王为辽太祖长子耶律倍，建元甘露，设有中台省、左右大相、左右次相和文武百官，名义上受契丹国节制，实际是半独立的政权。耶律倍去世以后。以其叔父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直到辽圣宗即位后，才“省置中公省官”，金毓黼认为直到这时东丹国被废除。前后存在了57年。
由于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
“辽”寓以扩张疆城之意
那么，辽朝如果不是以辽河得名，又是因何而得名的呢?这需要从“辽”字的本义说起。
《说文解字》对“辽”字的注释是“远也”，对“远”字的解释是“辽也”，可知辽、远二字是同义词。《康熙字典》也取这种解释。并引屈原《楚辞·九歌》“山修远其辽辽兮”作为证明。
辽太宗先后两次改契丹为大辽，都是取辽远之义，与其扩大疆域的动机和政治形势有关。
阴山和燕山以南中原地区的富庶和所积累的财富，对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的契丹贵族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一个特别爱慕中原文明的契丹上层贵族，其皇后述律氏却相反，她是一个爱恋草原文明的保守派，自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不愿意起兵南下中原。当阿保机从王郁口中得知镇州(今河北正定)“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以后，欢呼雀跃，喜形于色，对述律皇后说：“张文礼(按：当时为戍守镇州的后唐将领)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可知阿保机南下中原的目的是掠夺中原的财富，这也是激励契丹士兵南下打仗的最好办法。
辽太祖早就想南下中原，可是担心渤海人会袭其后，因此，阿保机急于灭亡渤海，断其后患。不过阿保机在灭亡渤海的当年就病死于扶余府，其子耶律德光继位以后，仍把南下中原作为国策。天显十三年(938年)，辽太宗率兵南下，后晋献出燕云十六州，石敬瑭当了“儿皇帝”。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北部(包括北京市)和山西北部，使契丹的势力由北方塞外扩张到了阴山、燕山之南。契丹的腹心地区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燕云十六州对契丹人来说属于辽远的地方。于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在高兴之余，立即将国号契丹改为大辽，以适应其领土的扩大。
辽太宗耶律德光第二次改契丹为大辽，也与其扩大领土有关。石敬瑭病死以后，其子石重贵继位，在许多大臣的影响下，不愿意给契丹人当傀儡，结果引起了辽太宗的不满，第二次挥师南下，打败了后晋的军队，占领了后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石重贵向契丹投降，后晋被耶律德光灭亡了。
契丹人占领了后晋的全部领土，其势力扩展到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对于契丹人来说，这里是更加辽远的地方，因此，公元947年，耶律德光将年号改为大同，将国号改为大辽。辽朝使用大同年号，是因为吞并了后晋的领土，辽与后晋混同为一而言。
“辽”体现了契丹人的政治理念
契丹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辽?大辽使用不久为什么又恢复了契丹国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当契丹南下中原时，一般都改国号为大辽，当南下战争结束以后，政治形势又回到了常态，因此又恢复了大契丹的国号。国号大辽体现了契丹人对外扩张的思想和决心，与辽朝皇帝的政治主张息息相关。以“辽”为国号寄托了契丹人的理想和信念，体现了契丹贵族的政治抱负和决心，对于振奋契丹人的勇猛好战精神具有一定的作用。
在契丹文字的碑刻墓志中，涉及到国号者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只称大辽国或大契丹国；其二是大辽，大契丹同时并用。“辽、契丹”或“契丹、辽”同时出现。被称作“双国号”，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在汉文字的碑刻墓志中是见不到的。
“大中央辽契丹国”或“大中央契丹辽国”，都含有3重意思。其一是说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体的国家，皇帝是契丹人；其二是说这个国家的居民不限于契丹人，因为它占领了阴山、燕山以南的汉族中原地区；其三反映出契丹人自认为其国家是天下居中，是世界的统治中心。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有人认为“双国号”既表现了契丹人对契丹国号的留恋，又照顾了汉族人的情绪。此说虽有一定道理，然而没有说中要害。实际上“双国号”集中表现了契丹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要求，即把这个国家变成既包括北方草原地区，又包括燕山以南农耕地区的疆域辽阔的中央大国。这才是契丹统治者的真实意图。这个意图既要让契丹人明白，又要让汉族人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其统治万邦的目的。
责任编辑 王凯
辽朝曾多次改复国号
辽朝有些例外，在它存在的209年中(916～1125年)，曾多次改复国号。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最初是以族名契丹作为国名，这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现象很多，例如渤海族建立的国家称渤海国，又如蒙古族最初建立的国家称蒙古国，到了忽必烈时代才改蒙古国为元朝。
根据史书的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当了皇帝之后，曾于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此后不久，在会同四年八月以前，又恢复了契丹国号。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改元大同，与此同时又将契丹国改为大辽国。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恢复了大契丹国号。
清代学者赵翼最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中，两次指出了辽朝改复国号，提出“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即两次改契丹为大辽，不久又两次恢复了契丹国号。赵翼只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来考证辽朝改复国号问题，是很不全面的。从辽代的石刻资料(即辽代的碑志)来看，辽朝至少9改9复，即改变了18次。除太宗以外，在辽穆宗、辽景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代，均有改复国号之举，只有辽太宗和天祚帝不见有改复国号的记录。换句话说，除了建国者辽太宗和丧国者天祚帝以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间都曾改复国号，时而称契丹，时而称大辽。
辽朝不是以辽水得名
如此频繁地改复国号，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那么，辽朝为什么多次改复国号呢?这需要从“契丹”和“辽”的字义说起。
《金史》记载：“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于是国号大金。”后世学者据此记载，最初认为“辽”字是指宾铁而言。
20世纪30年代，冯家异指出《金史》中“辽以宾铁为号”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契丹”具有宾铁之意，“以宾铁为号”是指契丹而言，史书以宾铁之意解释“辽”是不正确的。他又提出，“辽”是以辽水得名。冯家舁这一发现非常重要，纠正了《金史》的误说，具有重要的贡献。冯家舁提出，辽朝是从辽水、辽河得名，这一说法曾被许多学者采纳接受，几乎成为定论。
然而仔细考察辽朝初年的地理条件，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辽太祖、辽太宗时代，属于辽朝初年。当时辽朝腹心地区的河流有二；一是今西拉木伦河(又称潢河)，第二条河流是今日的老哈河，简称老河，辽代时老哈河又称作“土河”，系契丹语之音译。
契丹人是鲜卑人的后裔，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是其发祥地。不过在辽代时，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各有其名，都不叫辽河。因为当时契丹人的地理知识有限，他们不知道潢河和土河是辽河的上源。辽河之名，在《辽史》中出现比较晚，直到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太平八年(1028年)，才始见平地松林有辽河源的记载。说明直到辽代中期，契丹人才知道平地松林(今克什克腾旗境内)是辽河的发源地。
辽水之名在战国时代即见于记载，燕国的辽西、辽东郡即以辽水得名。不过辽初之际，辽河(西辽河、东辽河会合以后称作辽河)并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而是在东丹国境内。东丹国辖境即渤海国旧地，其国王为辽太祖长子耶律倍，建元甘露，设有中台省、左右大相、左右次相和文武百官，名义上受契丹国节制，实际是半独立的政权。耶律倍去世以后。以其叔父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直到辽圣宗即位后，才“省置中公省官”，金毓黼认为直到这时东丹国被废除。前后存在了57年。
由于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
“辽”寓以扩张疆城之意
那么，辽朝如果不是以辽河得名，又是因何而得名的呢?这需要从“辽”字的本义说起。
《说文解字》对“辽”字的注释是“远也”，对“远”字的解释是“辽也”，可知辽、远二字是同义词。《康熙字典》也取这种解释。并引屈原《楚辞·九歌》“山修远其辽辽兮”作为证明。
辽太宗先后两次改契丹为大辽，都是取辽远之义，与其扩大疆域的动机和政治形势有关。
阴山和燕山以南中原地区的富庶和所积累的财富，对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的契丹贵族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一个特别爱慕中原文明的契丹上层贵族，其皇后述律氏却相反，她是一个爱恋草原文明的保守派，自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不愿意起兵南下中原。当阿保机从王郁口中得知镇州(今河北正定)“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以后，欢呼雀跃，喜形于色，对述律皇后说：“张文礼(按：当时为戍守镇州的后唐将领)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可知阿保机南下中原的目的是掠夺中原的财富，这也是激励契丹士兵南下打仗的最好办法。
辽太祖早就想南下中原，可是担心渤海人会袭其后，因此，阿保机急于灭亡渤海，断其后患。不过阿保机在灭亡渤海的当年就病死于扶余府，其子耶律德光继位以后，仍把南下中原作为国策。天显十三年(938年)，辽太宗率兵南下，后晋献出燕云十六州，石敬瑭当了“儿皇帝”。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北部(包括北京市)和山西北部，使契丹的势力由北方塞外扩张到了阴山、燕山之南。契丹的腹心地区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燕云十六州对契丹人来说属于辽远的地方。于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在高兴之余，立即将国号契丹改为大辽，以适应其领土的扩大。
辽太宗耶律德光第二次改契丹为大辽，也与其扩大领土有关。石敬瑭病死以后，其子石重贵继位，在许多大臣的影响下，不愿意给契丹人当傀儡，结果引起了辽太宗的不满，第二次挥师南下，打败了后晋的军队，占领了后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石重贵向契丹投降，后晋被耶律德光灭亡了。
契丹人占领了后晋的全部领土，其势力扩展到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对于契丹人来说，这里是更加辽远的地方，因此，公元947年，耶律德光将年号改为大同，将国号改为大辽。辽朝使用大同年号，是因为吞并了后晋的领土，辽与后晋混同为一而言。
“辽”体现了契丹人的政治理念
契丹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辽?大辽使用不久为什么又恢复了契丹国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当契丹南下中原时，一般都改国号为大辽，当南下战争结束以后，政治形势又回到了常态，因此又恢复了大契丹的国号。国号大辽体现了契丹人对外扩张的思想和决心，与辽朝皇帝的政治主张息息相关。以“辽”为国号寄托了契丹人的理想和信念，体现了契丹贵族的政治抱负和决心，对于振奋契丹人的勇猛好战精神具有一定的作用。
在契丹文字的碑刻墓志中，涉及到国号者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只称大辽国或大契丹国；其二是大辽，大契丹同时并用。“辽、契丹”或“契丹、辽”同时出现。被称作“双国号”，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在汉文字的碑刻墓志中是见不到的。
“大中央辽契丹国”或“大中央契丹辽国”，都含有3重意思。其一是说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体的国家，皇帝是契丹人；其二是说这个国家的居民不限于契丹人，因为它占领了阴山、燕山以南的汉族中原地区；其三反映出契丹人自认为其国家是天下居中，是世界的统治中心。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有人认为“双国号”既表现了契丹人对契丹国号的留恋，又照顾了汉族人的情绪。此说虽有一定道理，然而没有说中要害。实际上“双国号”集中表现了契丹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要求，即把这个国家变成既包括北方草原地区，又包括燕山以南农耕地区的疆域辽阔的中央大国。这才是契丹统治者的真实意图。这个意图既要让契丹人明白，又要让汉族人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其统治万邦的目的。
责任编辑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