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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映的由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合拍的《兵临城下之决战要塞》（又译《布列斯特要塞》一片，亚历山大·科特执导，安德烈·马斯连基主演）无疑是近几年来反映二战影片的杰作。本片上映之后，获得了如潮的赞誉，电影网站上的评分达到了8.4分，是最近十年来俄语电影中评分最高的影片之一。
该片故事情节很简单，1941年6月，驻守布列斯特要塞的8000名苏军，面对十倍德军的突然进攻，在短暂的混乱和溃退中自发组织起来，依托先辈留下的堡垒顽强战斗，最后全军覆没。时隔20多年后，这些或战死沙场、或被虐死监狱的官兵才被追授英雄称号。在这场战斗中，有正规军，也有边防军以及内务部队等兵种，还有大量的平民和军人家属参与，如此杂乱的部队与没有战斗力的平民在遇到德军精心部署的突然袭击时，必然很难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然而这些铁骨铮铮的俄军硬汉们，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从6月22日的凌晨死守至6月底，整个要塞的8000名的将士阻击了远超他们十倍兵力的德军，直至全军覆没。整部电影并未花过多笔墨描写子弹的呼啸而过、炮弹的飞驰而来等等大家早已耳熟目染的桥段和娱乐的宣泄上，而是把以弱抗强的神奇故事很好的结合起来，让观众能更好的体会影片中人物“向生而死”的情感，让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绽放出虽死犹生的英雄的光辉。
片中的英雄的形象有三种：舍生忘死保护弱小、英勇无畏的反击和坚持到底的不屈服。第一种英雄出现在影片开头，德军首轮轰炸后，潜入要塞进行清扫。一位苏联士兵被炸断了左手臂，离他不远处有一个小孩儿正在呼唤死去的母亲。此时德军扔了一枚手榴弹在他俩之间，士兵艰难地把手榴弹压在自己身下，并示意孩子快跑，随即手榴弹爆炸，士兵为了救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第二种英雄则遍布在影片的各个段落中，无论是安德烈中尉还是彼得少校，他们带领着士兵们向敌人发起一次次反击，士兵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武器，拿着板凳、木棍就冲出去肉搏。第三种英雄在影片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万尼亚夫妇与德军战斗到最后，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从而威胁到部队中的其他人，他用剩下的子弹和妻子一同自尽——斗争到底的决心与不屈服的精神跃然而出。
英雄们的抗争无不闪现出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智慧的光芒。无私是无条件的，不管被救的人认识与否，都会舍生忘死地去救助；大无畏的精神也是无条件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与敌人斗争到底；斗争又是充满了智慧的。政委福明为了救被德军作为肉盾的伤病员，假意投降，等到接近人质后，用俄语高喊：“蹲下！”然后城楼上的红军狙击手将暴露出来的德军一举歼灭。在这里，政委福明就不仅仅是以英勇无畏来应对了，而是将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再以无畏的精神作为动力，将英雄的品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这种战争时期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总让人在敬畏之时发问：为什么他们不怕死？ 在通常的解释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坚持到战斗的最后是军人的职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保卫国家为己任，那么，当没有命令的时候，靠的只有对责任的坚持。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敌强我弱，选择坚守是必须，更是必要，这便是英雄意义的所在了。
影片的主题曲《别让我死去》里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
黎明又羞涩的露出湿润的脸，
薄雾笼罩有如披着雨衣。
这里再也没有你的身影，
或许你以另一种方式栖息。
现在多么宁静，
夜晚慢慢隐藏。
仿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宿命，
却不敢惊扰即将满溢的泪滴。
和注定献给圣主的祭品，
别让我尚未品尝幸福就死去。
生是本能，因此人人都会恐惧死亡；勇敢不是因为不恐惧，而是能为了更多人的生存而面对死亡，直面恐惧，坚持到底！最初的恐惧来源于对个人“生”的留恋，但其后的坦然面对，则来自于对国家、民族“生”的信念。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念呢？我们通过影片的主角之一——政委福明在这场战斗中的经历来理解。最初他在为拯救人质而面对荷枪实弹的德军的时候，是有恐惧的，以至于枪声响起的时候他呆住了，忘记了躲避子弹。可是此后，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在目睹了战友们的阵亡和捱过饥饿与干渴的折磨之后，他就越来越沉着和镇静。
片尾，政委福明浑身是伤地走出掩体，在德军统计政工人员和犹太人的时候，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面带轻蔑的微笑对德军说：“我是政委，共产党员，犹太人”，从容不迫，慷慨就义。在此，影片实现了对英雄塑造的超越——不仅仅是无私、无畏与智慧，更有乐观和坦然——如果说无私、无畏和智慧还可以被沉浸和局限在悲剧色彩中的话，那么这种慷慨就义的淡然就已经超越了悲剧感，英雄的精神得到了全面的升华。在经历了影片中长达两个多小时对战争残酷的描绘后，此时我们明白了政委福明就义前的微笑，他已无所畏惧，已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了摒弃一切恐惧后的自由。他先看了看时间，然后抬起头仰望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眉头舒展开来，目光投向了远方。有一个词来形容慷慨赴死的状态：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进入无尽循环流动的世界中去，在此时此地湮灭的，旋即在彼时彼地凸显：“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从而进入万物的流动之中。他明白了什么是“虽死犹生”，有的人死了，但他们却永远地活着，他们即使没有被铭刻在墓碑上，也会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尼采认为，牺牲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类型：“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泻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斯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之永恒本身——这一种喜悦在本身中也包含着毁灭之喜悦……”[1]这种喜悦是来自于超越死亡恐惧——这个作为人所面对的最大的恐惧之后的自由自适之感。在这种崇高性之中，“观念对我们尽量显出其普遍性和无限性。在这个观念面前，个别物象和它们的存在便仿佛无足轻重，渺然若失”。[2]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向死而生”，认为人是在不断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的情况下而坚强生存下去的。但在本片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维度的精神：“向生而死”——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战斗和死亡能带来更多人的生存，所以才义无反顾，慷慨就义。而当他们决意直面死亡的时候，他们就通过自己的体验、经历和思考，将自己的存在放到了国家、民族所有人的存在中去考虑。在这个时候，他作为个体穿越了个体（自我）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障碍，消除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个体同时也通过死亡而对“生”的意义进行创造，在“向生而死，死而犹生”中获得了彻底的自由。这个过程遵循的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精神阶段的辩证发展模式：主观精神（个体意识）走向了客观精神（社会意识），最后在精神阶段上达到了最高顶点——绝对精神，也就是在绝对精神的精神阶段又回复到了自身，一个从逻辑阶段走来的在最高阶段上的自身。[3]亦如黑格尔指出的通达“爱”的方式那样：首先将自己抛入对象中去，然后才能从对象之中重新享有和保持自己。[4]并且回归的不再是旧的自我，而是一个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的“自我”，同时也是一个将自我、他者、群体都融合为一体的整体——流动的历史。而当英雄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与流动的历史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就从中找回了自己——“向无限挣扎”的崇高性的自我，当这个自我早已扩展到“至大无外”的境地，自我就已经与社会历史同一，获得了永恒性。 信仰的崇高性不是通过狭隘的“冲动和幻想”而形成的，也不可能依赖于对物质的“欲望”而存在。即使这些“冲动、幻想和欲望”被赋予了所谓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亦复如此。因为这些“冲动、欲望和幻想”只是与个体的欲求联系在一起的短暂事物，而使得英雄们舍生忘死、数年如一日坚持的事物只能是信仰——抽离了个人欲求的、无性别的作为人的类的存在的欲求——向无限的超越。在本片中，使得战士和革命者舍生忘死、数年如一日坚持的事物只能是对“生”的热爱和信念——从对“生”的热爱走向抽离了个体欲求的“向无限的超越”。只有这种超越个体肉欲和欲求的精神的追求，才使人真正超越了人的属性中的生物属性，褪去了对死亡的恐惧，投入到历史和精神的无限历程中，融合为一，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崇高”。
牺牲者犹如教徒般的清心寡欲，不是某种中产小资的作态，更不是因为宗教戒律而形成的状态。宗教精神教导下的牺牲，是为了神-上帝而牺牲，而上帝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5]，是外在于人，同时又在人的幻想中被认为决定着一切的概念。但这种思想下产生的牺牲事实上就是在为幻想中的最高对象而牺牲；中产小资也喜欢摆出一种类似于牺牲的姿态，但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事实上也是为了一个幻想中的“我”，而他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被现实所异化的，甚至是被神圣化的终极意义限定之后的“我”。无论是宗教式还是中产小资式的牺牲都并未超越“我”这个概念，恰恰相反，他们的牺牲都是在为这个神圣化的或者幻想式的“我”而牺牲，但这两种牺牲“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越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6]在宗教式的牺牲里，既然为了上帝，那么既可以拯救，同时也可以为了上帝而杀戮。 在中产小资的幻想式牺牲里，既然是为了观看想象中的自己，那么一旦面临真正的危险，这种牺牲立即就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牺牲别人。
对于真正的牺牲者来说，这种牺牲精神和清心寡欲的行为方式，不是因为某些对情调的欲求，也不是出于对惩罚等的恐惧，而就是在牺牲和奉献中朝向未知的未来奋进，由此带来的满足感已经充实了内心，甚难旁骛，因为人所牺牲的对象越为庞大，他从这个对象中找回的自我就越丰富，自我满足的程度就越高。此时自我与牺牲的对象融为一体，不再有矛盾和幻想，而此时的信念不再是空洞的概念的堆积，而是对“生”的热爱的升华，一些人因这种对“生”的信念而慷慨赴死，这就是英雄。
战争总是不以想要和平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反侵略的战争中，那些决死一战的人们的信念和希望，就是为了国家、民族的人们能够自由和平的生活。不要忘了，为了和平还是要随时准备消灭战争。战争是为了和平，“死”是为了“生”，战争是短暂的，和平才是无尽的。“向生而死，死而犹生”，正是在人类的共同体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101.
[2]（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M].缪灵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78.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64.
[4]张世英.黑格尔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635-638.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6]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9.
该片故事情节很简单，1941年6月，驻守布列斯特要塞的8000名苏军，面对十倍德军的突然进攻，在短暂的混乱和溃退中自发组织起来，依托先辈留下的堡垒顽强战斗，最后全军覆没。时隔20多年后，这些或战死沙场、或被虐死监狱的官兵才被追授英雄称号。在这场战斗中，有正规军，也有边防军以及内务部队等兵种，还有大量的平民和军人家属参与，如此杂乱的部队与没有战斗力的平民在遇到德军精心部署的突然袭击时，必然很难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然而这些铁骨铮铮的俄军硬汉们，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从6月22日的凌晨死守至6月底，整个要塞的8000名的将士阻击了远超他们十倍兵力的德军，直至全军覆没。整部电影并未花过多笔墨描写子弹的呼啸而过、炮弹的飞驰而来等等大家早已耳熟目染的桥段和娱乐的宣泄上，而是把以弱抗强的神奇故事很好的结合起来，让观众能更好的体会影片中人物“向生而死”的情感，让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绽放出虽死犹生的英雄的光辉。
片中的英雄的形象有三种：舍生忘死保护弱小、英勇无畏的反击和坚持到底的不屈服。第一种英雄出现在影片开头，德军首轮轰炸后，潜入要塞进行清扫。一位苏联士兵被炸断了左手臂，离他不远处有一个小孩儿正在呼唤死去的母亲。此时德军扔了一枚手榴弹在他俩之间，士兵艰难地把手榴弹压在自己身下，并示意孩子快跑，随即手榴弹爆炸，士兵为了救孩子而牺牲了自己。第二种英雄则遍布在影片的各个段落中，无论是安德烈中尉还是彼得少校，他们带领着士兵们向敌人发起一次次反击，士兵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武器，拿着板凳、木棍就冲出去肉搏。第三种英雄在影片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万尼亚夫妇与德军战斗到最后，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从而威胁到部队中的其他人，他用剩下的子弹和妻子一同自尽——斗争到底的决心与不屈服的精神跃然而出。
英雄们的抗争无不闪现出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智慧的光芒。无私是无条件的，不管被救的人认识与否，都会舍生忘死地去救助；大无畏的精神也是无条件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与敌人斗争到底；斗争又是充满了智慧的。政委福明为了救被德军作为肉盾的伤病员，假意投降，等到接近人质后，用俄语高喊：“蹲下！”然后城楼上的红军狙击手将暴露出来的德军一举歼灭。在这里，政委福明就不仅仅是以英勇无畏来应对了，而是将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再以无畏的精神作为动力，将英雄的品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这种战争时期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总让人在敬畏之时发问：为什么他们不怕死？ 在通常的解释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坚持到战斗的最后是军人的职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保卫国家为己任，那么，当没有命令的时候，靠的只有对责任的坚持。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敌强我弱，选择坚守是必须，更是必要，这便是英雄意义的所在了。
影片的主题曲《别让我死去》里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
黎明又羞涩的露出湿润的脸，
薄雾笼罩有如披着雨衣。
这里再也没有你的身影，
或许你以另一种方式栖息。
现在多么宁静，
夜晚慢慢隐藏。
仿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宿命，
却不敢惊扰即将满溢的泪滴。
和注定献给圣主的祭品，
别让我尚未品尝幸福就死去。
生是本能，因此人人都会恐惧死亡；勇敢不是因为不恐惧，而是能为了更多人的生存而面对死亡，直面恐惧，坚持到底！最初的恐惧来源于对个人“生”的留恋，但其后的坦然面对，则来自于对国家、民族“生”的信念。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念呢？我们通过影片的主角之一——政委福明在这场战斗中的经历来理解。最初他在为拯救人质而面对荷枪实弹的德军的时候，是有恐惧的，以至于枪声响起的时候他呆住了，忘记了躲避子弹。可是此后，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在目睹了战友们的阵亡和捱过饥饿与干渴的折磨之后，他就越来越沉着和镇静。
片尾，政委福明浑身是伤地走出掩体，在德军统计政工人员和犹太人的时候，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面带轻蔑的微笑对德军说：“我是政委，共产党员，犹太人”，从容不迫，慷慨就义。在此，影片实现了对英雄塑造的超越——不仅仅是无私、无畏与智慧，更有乐观和坦然——如果说无私、无畏和智慧还可以被沉浸和局限在悲剧色彩中的话，那么这种慷慨就义的淡然就已经超越了悲剧感，英雄的精神得到了全面的升华。在经历了影片中长达两个多小时对战争残酷的描绘后，此时我们明白了政委福明就义前的微笑，他已无所畏惧，已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了摒弃一切恐惧后的自由。他先看了看时间，然后抬起头仰望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眉头舒展开来，目光投向了远方。有一个词来形容慷慨赴死的状态：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进入无尽循环流动的世界中去，在此时此地湮灭的，旋即在彼时彼地凸显：“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从而进入万物的流动之中。他明白了什么是“虽死犹生”，有的人死了，但他们却永远地活着，他们即使没有被铭刻在墓碑上，也会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尼采认为，牺牲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类型：“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泻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斯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之永恒本身——这一种喜悦在本身中也包含着毁灭之喜悦……”[1]这种喜悦是来自于超越死亡恐惧——这个作为人所面对的最大的恐惧之后的自由自适之感。在这种崇高性之中，“观念对我们尽量显出其普遍性和无限性。在这个观念面前，个别物象和它们的存在便仿佛无足轻重，渺然若失”。[2]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向死而生”，认为人是在不断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的情况下而坚强生存下去的。但在本片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维度的精神：“向生而死”——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战斗和死亡能带来更多人的生存，所以才义无反顾，慷慨就义。而当他们决意直面死亡的时候，他们就通过自己的体验、经历和思考，将自己的存在放到了国家、民族所有人的存在中去考虑。在这个时候，他作为个体穿越了个体（自我）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障碍，消除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个体同时也通过死亡而对“生”的意义进行创造，在“向生而死，死而犹生”中获得了彻底的自由。这个过程遵循的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精神阶段的辩证发展模式：主观精神（个体意识）走向了客观精神（社会意识），最后在精神阶段上达到了最高顶点——绝对精神，也就是在绝对精神的精神阶段又回复到了自身，一个从逻辑阶段走来的在最高阶段上的自身。[3]亦如黑格尔指出的通达“爱”的方式那样：首先将自己抛入对象中去，然后才能从对象之中重新享有和保持自己。[4]并且回归的不再是旧的自我，而是一个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的“自我”，同时也是一个将自我、他者、群体都融合为一体的整体——流动的历史。而当英雄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与流动的历史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就从中找回了自己——“向无限挣扎”的崇高性的自我，当这个自我早已扩展到“至大无外”的境地，自我就已经与社会历史同一，获得了永恒性。 信仰的崇高性不是通过狭隘的“冲动和幻想”而形成的，也不可能依赖于对物质的“欲望”而存在。即使这些“冲动、幻想和欲望”被赋予了所谓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亦复如此。因为这些“冲动、欲望和幻想”只是与个体的欲求联系在一起的短暂事物，而使得英雄们舍生忘死、数年如一日坚持的事物只能是信仰——抽离了个人欲求的、无性别的作为人的类的存在的欲求——向无限的超越。在本片中，使得战士和革命者舍生忘死、数年如一日坚持的事物只能是对“生”的热爱和信念——从对“生”的热爱走向抽离了个体欲求的“向无限的超越”。只有这种超越个体肉欲和欲求的精神的追求，才使人真正超越了人的属性中的生物属性，褪去了对死亡的恐惧，投入到历史和精神的无限历程中，融合为一，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崇高”。
牺牲者犹如教徒般的清心寡欲，不是某种中产小资的作态，更不是因为宗教戒律而形成的状态。宗教精神教导下的牺牲，是为了神-上帝而牺牲，而上帝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5]，是外在于人，同时又在人的幻想中被认为决定着一切的概念。但这种思想下产生的牺牲事实上就是在为幻想中的最高对象而牺牲；中产小资也喜欢摆出一种类似于牺牲的姿态，但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事实上也是为了一个幻想中的“我”，而他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被现实所异化的，甚至是被神圣化的终极意义限定之后的“我”。无论是宗教式还是中产小资式的牺牲都并未超越“我”这个概念，恰恰相反，他们的牺牲都是在为这个神圣化的或者幻想式的“我”而牺牲，但这两种牺牲“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越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6]在宗教式的牺牲里，既然为了上帝，那么既可以拯救，同时也可以为了上帝而杀戮。 在中产小资的幻想式牺牲里，既然是为了观看想象中的自己，那么一旦面临真正的危险，这种牺牲立即就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牺牲别人。
对于真正的牺牲者来说，这种牺牲精神和清心寡欲的行为方式，不是因为某些对情调的欲求，也不是出于对惩罚等的恐惧，而就是在牺牲和奉献中朝向未知的未来奋进，由此带来的满足感已经充实了内心，甚难旁骛，因为人所牺牲的对象越为庞大，他从这个对象中找回的自我就越丰富，自我满足的程度就越高。此时自我与牺牲的对象融为一体，不再有矛盾和幻想，而此时的信念不再是空洞的概念的堆积，而是对“生”的热爱的升华，一些人因这种对“生”的信念而慷慨赴死，这就是英雄。
战争总是不以想要和平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反侵略的战争中，那些决死一战的人们的信念和希望，就是为了国家、民族的人们能够自由和平的生活。不要忘了，为了和平还是要随时准备消灭战争。战争是为了和平，“死”是为了“生”，战争是短暂的，和平才是无尽的。“向生而死，死而犹生”，正是在人类的共同体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101.
[2]（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M].缪灵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78.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64.
[4]张世英.黑格尔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635-638.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6]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