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
刘红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
主要著作：《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等。
摘要 随着我国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与时空转换，党群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这使我们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唯物史观与人心向背是党群和谐与作风建设科学化的核心问题。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法治命题”。苏共亡党亡国，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很多，但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要致力于“制度、文化、品格、科技”四位一体的模式创新与方式创新。
关键词 作风建设 党群关系 党建科学化 法治
在全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浓厚氛围中，2013年8月6日，“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高层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卢先福教授，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聚研究员，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刘大秀研究员，浦东干部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教授，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北教授，北京市委党校原校委委员姚桓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桑玉成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齐卫平教授等1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从党的建设、政治学、法学、政党比较等多个视角，分析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问题，聚焦“如何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研讨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严峻形势、党群和谐与作风建设科学化、“政治”与“法治”、国外政党经验与教训、创新模式等重要问题，并形成一定的理论共识。
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严峻形势
从历史上看，重视作风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根据形势任务要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明显改善，党群关系却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突出，党的作风问题可谓时空转换、“形势逼人”。
“形势逼人”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社会急剧转型有很大关系，按照卢先福教授的概括，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执政的环境、权力地位与干部队伍的变化，使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等“四风”、淡化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弱化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容易使党脱离群众。其次，发展市场经济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化，也给党群关系带来深刻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基本处于利益均等状态，社会差距比较小，利益格局相对简单、统一。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社会更有活力，社会财富不断丰富，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利益格局复杂化，核心利益冲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党员干部为了自身利益与民争利，执政党如何维护整体利益、兼顾具体利益，成为时代难题。第三，经济体制的变化与代际更迭，使群众对党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更多地转为利益认同，若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群众对党的看法。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复杂性。从过去以政治、户籍为基础的社会分层转为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带来了社会地位差别加大、新社会阶层出现、群众概念变化、大量流动人口出现、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同一利益阶层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从而协调党群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第四，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使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度与意识形态认同受到很大影响。在以前封闭环境下，百姓很容易相信党和政府的话；当今时代利益多元，党和政府讲的话，百姓不一定信。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交流增多，百姓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巨大。而且，国外大党老党的垮台，也会对群众产生心理暗示，使群众对党的观念发生变化。第五，改革开放后，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大为提高，党的领导方式要从过去“为民做主”转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信息网络技术的全面运用也客观要求政治公开透明。在信息化背景下，政党、群众都在发生变化，党务公开、政治公开、信息公开、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等成为时代必然，这对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更高要求。
总之，随着我国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与时空转换，党群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这使我们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四风”问题、腐败蔓延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权力成为决定发展与发财的关键，这使得各个阶层都不满意，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姚桓教授认为，这种时空转换，容易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市场秩序的混乱、市场角色的错位，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一方；容易造成官员被收买，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专家学者缺乏独立人格与社会良心，社会道德滑坡；容易使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形成利益同盟，进行利益交易，从而损害下层人民的利益。另外，冷战以后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比西方要严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生态的改变，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支撑点丧失。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传统的理想信念被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得面目全非，理想信念的新支撑点尚未建立起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同时，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历史认同，发展到今天的利益认同、法理认同，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群众对权力腐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社会阶层固化等大为不满，从而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
唯物史观与人心向背：党群和谐与作风建设科学化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党执政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出发点，人类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对共产党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群众观，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就必须反对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圣贤史观。总之，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是一个政权，还是一个政党，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若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会垮台。我国封建时代就有“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在当今的政党政治时代，从来都是民众选择政党，而非政党选择民众。尽管现在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但相对于13亿人口而言，仍然是少数。姚桓教授指出：首先，从近代中国历史与党群关系可得出一个历史判断：我们党是伟大的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伟大的人民养育支持了伟大的党，伟大的党领导教育了伟大的人民。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来是党的成功之道，但今天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其次，党群关系现状总体上是良性的，矛盾是可控的，但是事物发展有两种趋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和政府。第三，新时期改善党群关系的新思路是营造和谐、追求党群的“和而不同”、化解矛盾，而非消灭党群差别。所谓党群和谐，其要义在于“领导服务、合作信任、理解尊重、良性互动、监督制约”，即党能够领导教育群众，同时接受群众监督，群众良性响应党的号召，同时对党进行批评和监督。第四，党群和谐的基础就是党要保持先进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央代表整体利益，地区党组织既要反映本地区利益，又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党员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但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而且要将这种精神变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并不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是从根本上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允许利益博弈把党内关系搞乱。第五，党群和谐是一个逐步实现、不断实现的过程，是一个民主法制完善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第六，实现党群和谐，要从作风建设转向体制机制建设，使体制机制成为党群关系的载体。其中最根本的是民主授权机制，就是通过权力为民所授来实现权力为民所用、理顺党群关系。另外，还要实现群众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服务群众机制、教育动员群众机制、党员干部评价机制、党群沟通机制等具体机制的建设，但机制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程序性工作，而应当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
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十八大党建精神的总要求，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一部分，要贯彻党的建设科学化精神，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的科学化。对此，齐卫平教授认为：首先，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作风建设，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这种高度的忧患意识。这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在我国，影响党的生死存亡的可能性因素来自多个方面：民主问题解决不好会造成执政危机、国家分裂、亡党亡国；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也会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报告就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脱离群众也会导致执政危机。从世界上政党垮台的原因看，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种，即政党竞争、外国颠覆、国内政变、国内执政危机。对中国而言，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是国内执政危机，而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这次群众路线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其次，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绩很大，发展很快很好，可是为什么很多富人要移民国外？为什么存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可以从很多方面予以解释。老百姓不认同的，恐怕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党的作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重点放在反对“四风”、纠正“四风”上，道理应在于此。再次，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要“化”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从党的建设“五大布局”看，最基础的还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是首要、是根本，组织建设是基础，作风建设是保障。一般说来，党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并不是致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才是致命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四风”问题，主要还是“治标”而非“治本”，是通过“治标”来换取“治本”的时间。
从领导与执政角度看，党群关系事关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这从党与群众的关系定位可见一斑。党的七大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那么，党和群众到底是什么关系？奚洁人教授认为：首先，党和群众的关系必须是正确的关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以正确的态度与方法领导人民的路线，就是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路线。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的形势变了，党群关系的基本关系、基本理论并未变。对于党群关系，我们要高度重视历史的积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认识。其次，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生了党群关系的疏离，原因何在？可以说，“四风”问题古今中外都有，并有一定的共性。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对任何国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都有影响，因为各国都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二是制度原因。领导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另外，还有个思想认识问题。总之，我们是要从历史、制度、认识、干部自身素质方面找原因，也要从执政方面找原因。“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不只是治标的问题，因为外在的东西一定是内在心理情感的表现，要辩证地看。再次，怎么解决党群关系与作风问题？从领导学角度看，建立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很关键；科学的领导方法符合规律，可以密切联系群众；不科学的领导方法，会造成党群关系的疏离。
党的工作作风的“政治”与“法治”分析
对于同一问题，不同学科的人从不同视角分析，可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结论。在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法治命题”，这需要我们从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从政治学、法学视角作进一步分析。
从政治学角度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党群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桑玉成教授认为：首先，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肯定不是革命时期、延安时期的那种关系，甚至也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关系。现在，“谁是群众”有点说不清楚了，党群关系在社会关系领域的表现，基本就是官民关系；当前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基本上就是官与民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抽象地说，党群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权体系与外部的关系，就是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问题实质，就是政权与人民性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政治原理，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来体现。其次，现在我们之所以重视党群、官民关系问题，在于我们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还在党自己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历史性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价值思路、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缺乏成熟的思路，再加上腐败等问题，就会导致认同危机。第三，解决工作作风、党群关系问题，不单单是我们常说的“治标”、“治本”问题，它背后涉及一些深层次的根源，需要我们从良好的政治发展理念角度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新时期，党不是以前的党了，群众也不是以前的群众了，党群关系的地位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用一个比较宏达的顶层设计来建构新时期新阶段的党群关系。 从依法治国角度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新思路。童之伟教授认为：首先，在战争年代，为了获得后勤保障和政治支持，我们的党和军队要依靠群众。建国后，执政党掌握了一切资源，官员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民众对官僚主义等极度愤慨。这种愤慨，不是针对我们党的，而是针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但今天，“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第三，公车等“三公消费”问题，是官民关系的一个爆发点。若经济发展速度过慢、低于6%，民众的福利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很好地为百姓共享，则是造成官民矛盾、党群关系紧张的内在经济原因。法治不完善、分配不公、权力腐败、法院审判制度问题等，都影响党群关系，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加以根本解决。第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从严律己。如果执政党不能把自身问题解决好，就没有中国的未来。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国家民主。另外，党群关系要逐渐落实到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上。而且，仍然要注重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停滞，党群关系问题就会变得紧张；经济发展了，就需要政治体制跟上，说到底，中国的有些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
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经验与教训
我国的计划经济建设模式、党的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深受苏共影响。1991年，苏共亡党亡国，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很多，但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刘靖北教授指出，从工作作风角度观察，苏共垮台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首先，在作风建设上，苏共的确没有我们党这么高度自觉。苏共的文献，包括党的决议、文件汇编、解密档案、党章等，不像我们党这么系统地论述作风建设。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就把三大优良作风看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标志。其次，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在列宁时期，苏共思想作风比较好，较好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时代需要。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僵化、教条化。二是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搞的所谓“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想法。三是把党的领袖当作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是这样做的。四是用行政手段干预思想问题，用暴力对待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见者。五是照本宣科、大话空话成风。有一个《真理报》主编多次参与起草领导讲话稿，其固定模式就是：第一“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第二“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第三“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团结的”。六是理论脱离百姓，整个理论体系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同时，理论脱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再次，官僚主义盛行。列宁曾经对官僚主义有过精辟的阐述，认为官僚就是一个特权的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官僚主义已经形成：追逐权力、寻求晋升成为官员的主要目的；干部固化、利益固化，人才难以流动；干部队伍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对事情无动于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权现象、裙带之风、享乐作风盛行，这严重窒息了党内活力，妨碍了社会公平正义。
当今世界被称为政党政治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党执政，实行政党政府。尽管中外国情不同、党情不同，各国政党政治有一定的个性差异，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尤其是在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方面，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对此，季正聚教授认为：首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谈党群关系不外乎四个维度：一是利益维度，政党要给群众以利益；二是权力和权利维度，要正确处理政党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关系；三是情感维度，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不是简单的理性认知，而是带有感情色彩；四是法律维度。其次，进一步讲，政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外乎四种关系：一是政党通过政府政策去回应民众诉求；二是通过政党基层组织与群众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联系；三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理论解析去影响群众；四是通过政党纲领和理论宣传去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去改变或影响群众对该政党的印象。这要求政党必须处理好政党与公共舆论、政党与利益团体、政党与不同公民、政党与自治性政治等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三，在目前媒体社会，西方政党特别注意运用媒体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一是注意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政党领袖的形象和个人魅力很重要。二是注重对自身政纲和理想信念的宣传，给民众传递一种正面政党信息。在宣传中，议题设计很重要，要想方设法处理好“好看、叫好、叫座、落好”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理论的周全性、逻辑上的自洽性和闭合性。理论创新很关键，法国社会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很受民众欢迎，但理论创新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出现创新疲劳。三是注重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通过这种方式，政党也可以很好地引导舆论。第四，各国政党都面临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来讲，各政党要把腐败控制住，首先是不能使之泛滥成灾，其次是反腐败要形成制度，使“烂苹果”及时不断地被剔除。国外反腐做得好的政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领导以身作则，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二是反腐败的力度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是统一的。三是腐败的标准因人而异。新加坡做得比较好，值得好好研究。古巴尽管国家贫穷，但没有毒品、没有腐败、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威信高，也值得很好研究。第五，联系群众的常态化、机制化、平台化问题。国外很多政党，如日本自民党、西欧社会党、美国两大政党等，平时都要去拜访民众、去做义工。越南共产党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重大问题提前公布于众、满足民众政治好奇心理等来获得百姓拥护。第六，执政党要满足、实现民众利益。但要注意：一方面，民众利益不单是工资、房子等物质利益，而是像马斯洛说的那样，民众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民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如现在西方经济危机，很重要的问题是福利经济危机，不管谁上台，谁都不敢动，谁动谁下台；但你如果不动，长此以往是死路一条。再一方面，群众利益诉求是无穷无尽的，要引导好、服务好。 党的作风建设的模式与方式问题
从党风建设模式与方式看，主要依靠党员干部的自觉性、自律性、先进性来联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而非主要依靠制度、法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等来加强作风建设，致使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这是当前党群关系与作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突破传统的作风建设模式与方式，致力于“制度、文化、品格、科技”四位一体的统一：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科学化。这要求我们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既要加强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也要改善与作风密切相关的体制与机制，这包括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选人用人机制、民主决策机制、民主管理机制、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日常工作机制与会议机制等。第二，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文明精华，改善作风建设的文化氛围。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优秀思想对作风建设有积极影响，但“千里做官为发财”的职业追求，“官民两分”、“官权上予”的特权观念，“摆阔气、讲排场”的封建官场文化等，对党员干部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现实中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无疑对党员干部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第三，加强党员干部个人品格修养，厚德载物。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心理特质、认知能力等无疑影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迷恋权力、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投机取巧、感情用事、阿谀奉迎、言行不一等不良品格，无疑对干部工作作风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作风建设的基本规律所在。第四，在信息社会，要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手段来加强作风建设，如加强网络监督、发展民主、扩大民主参与等，以适应信息化发展、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共识
尽管分析视角、发言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首先，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党群关系的实质问题是利益问题，因为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也证明，能否赢得人民的支持，关键是能否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解决“四风”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切入点”。我们要从“执政党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第三，党群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反映，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还涉及到深层次问题。当前抓作风建设，首先就是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否见实效，就要靠建立长效机制，靠广大党员干部与基层党组织联系好、服务好群众，靠改革体制与机制积极稳妥地发展民主政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让老百姓来监督。第四，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大力加强思想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与不良文化的侵蚀，真正解决好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大力加强作风建设的各项制度，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突破传统作风建设的模式与方式，进行制度创新与方式创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在信息时代，要广泛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来加强作风建设，发展民主、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民主监督；要从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干部制度等方面深入思考“四风”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要合理借鉴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有益经验，深刻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官僚主义教训。第五，解决“四风”问题，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最根本的是要靠制度建设。归根到底，要靠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要靠党的方针政策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符合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六，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党要从直接分配利益者走向利益整合、利益协调角色，利用各种手段在保证各阶层合法利益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党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当好裁判，不能站在利益的一方说话，最重要的是要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让各个阶层发展机会均等，都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和社会位置，做到各得其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3
刘红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
主要著作：《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等。
摘要 随着我国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与时空转换，党群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这使我们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唯物史观与人心向背是党群和谐与作风建设科学化的核心问题。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法治命题”。苏共亡党亡国，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很多，但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要致力于“制度、文化、品格、科技”四位一体的模式创新与方式创新。
关键词 作风建设 党群关系 党建科学化 法治
在全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浓厚氛围中，2013年8月6日，“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高层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卢先福教授，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聚研究员，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刘大秀研究员，浦东干部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教授，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北教授，北京市委党校原校委委员姚桓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桑玉成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齐卫平教授等1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从党的建设、政治学、法学、政党比较等多个视角，分析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问题，聚焦“如何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研讨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严峻形势、党群和谐与作风建设科学化、“政治”与“法治”、国外政党经验与教训、创新模式等重要问题，并形成一定的理论共识。
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严峻形势
从历史上看，重视作风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根据形势任务要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明显改善，党群关系却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突出，党的作风问题可谓时空转换、“形势逼人”。
“形势逼人”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社会急剧转型有很大关系，按照卢先福教授的概括，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执政的环境、权力地位与干部队伍的变化，使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等“四风”、淡化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弱化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容易使党脱离群众。其次，发展市场经济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化，也给党群关系带来深刻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基本处于利益均等状态，社会差距比较小，利益格局相对简单、统一。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社会更有活力，社会财富不断丰富，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利益格局复杂化，核心利益冲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党员干部为了自身利益与民争利，执政党如何维护整体利益、兼顾具体利益，成为时代难题。第三，经济体制的变化与代际更迭，使群众对党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更多地转为利益认同，若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群众对党的看法。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复杂性。从过去以政治、户籍为基础的社会分层转为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带来了社会地位差别加大、新社会阶层出现、群众概念变化、大量流动人口出现、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同一利益阶层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从而协调党群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第四，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使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度与意识形态认同受到很大影响。在以前封闭环境下，百姓很容易相信党和政府的话；当今时代利益多元，党和政府讲的话，百姓不一定信。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交流增多，百姓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巨大。而且，国外大党老党的垮台，也会对群众产生心理暗示，使群众对党的观念发生变化。第五，改革开放后，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大为提高，党的领导方式要从过去“为民做主”转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信息网络技术的全面运用也客观要求政治公开透明。在信息化背景下，政党、群众都在发生变化，党务公开、政治公开、信息公开、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等成为时代必然，这对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更高要求。
总之，随着我国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与时空转换，党群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这使我们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四风”问题、腐败蔓延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权力成为决定发展与发财的关键，这使得各个阶层都不满意，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姚桓教授认为，这种时空转换，容易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市场秩序的混乱、市场角色的错位，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一方；容易造成官员被收买，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专家学者缺乏独立人格与社会良心，社会道德滑坡；容易使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形成利益同盟，进行利益交易，从而损害下层人民的利益。另外，冷战以后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比西方要严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生态的改变，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支撑点丧失。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传统的理想信念被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得面目全非，理想信念的新支撑点尚未建立起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同时，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历史认同，发展到今天的利益认同、法理认同，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群众对权力腐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社会阶层固化等大为不满，从而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
唯物史观与人心向背：党群和谐与作风建设科学化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党执政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出发点，人类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对共产党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群众观，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就必须反对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圣贤史观。总之，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是一个政权，还是一个政党，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若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会垮台。我国封建时代就有“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在当今的政党政治时代，从来都是民众选择政党，而非政党选择民众。尽管现在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但相对于13亿人口而言，仍然是少数。姚桓教授指出：首先，从近代中国历史与党群关系可得出一个历史判断：我们党是伟大的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伟大的人民养育支持了伟大的党，伟大的党领导教育了伟大的人民。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来是党的成功之道，但今天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其次，党群关系现状总体上是良性的，矛盾是可控的，但是事物发展有两种趋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和政府。第三，新时期改善党群关系的新思路是营造和谐、追求党群的“和而不同”、化解矛盾，而非消灭党群差别。所谓党群和谐，其要义在于“领导服务、合作信任、理解尊重、良性互动、监督制约”，即党能够领导教育群众，同时接受群众监督，群众良性响应党的号召，同时对党进行批评和监督。第四，党群和谐的基础就是党要保持先进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央代表整体利益，地区党组织既要反映本地区利益，又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党员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但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而且要将这种精神变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并不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是从根本上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允许利益博弈把党内关系搞乱。第五，党群和谐是一个逐步实现、不断实现的过程，是一个民主法制完善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第六，实现党群和谐，要从作风建设转向体制机制建设，使体制机制成为党群关系的载体。其中最根本的是民主授权机制，就是通过权力为民所授来实现权力为民所用、理顺党群关系。另外，还要实现群众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服务群众机制、教育动员群众机制、党员干部评价机制、党群沟通机制等具体机制的建设，但机制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程序性工作，而应当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
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十八大党建精神的总要求，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一部分，要贯彻党的建设科学化精神，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的科学化。对此，齐卫平教授认为：首先，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作风建设，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这种高度的忧患意识。这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在我国，影响党的生死存亡的可能性因素来自多个方面：民主问题解决不好会造成执政危机、国家分裂、亡党亡国；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也会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报告就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脱离群众也会导致执政危机。从世界上政党垮台的原因看，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种，即政党竞争、外国颠覆、国内政变、国内执政危机。对中国而言，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是国内执政危机，而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这次群众路线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其次，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绩很大，发展很快很好，可是为什么很多富人要移民国外？为什么存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可以从很多方面予以解释。老百姓不认同的，恐怕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党的作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重点放在反对“四风”、纠正“四风”上，道理应在于此。再次，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要“化”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从党的建设“五大布局”看，最基础的还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是首要、是根本，组织建设是基础，作风建设是保障。一般说来，党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并不是致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才是致命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四风”问题，主要还是“治标”而非“治本”，是通过“治标”来换取“治本”的时间。
从领导与执政角度看，党群关系事关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这从党与群众的关系定位可见一斑。党的七大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那么，党和群众到底是什么关系？奚洁人教授认为：首先，党和群众的关系必须是正确的关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以正确的态度与方法领导人民的路线，就是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路线。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的形势变了，党群关系的基本关系、基本理论并未变。对于党群关系，我们要高度重视历史的积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认识。其次，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生了党群关系的疏离，原因何在？可以说，“四风”问题古今中外都有，并有一定的共性。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对任何国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都有影响，因为各国都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二是制度原因。领导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另外，还有个思想认识问题。总之，我们是要从历史、制度、认识、干部自身素质方面找原因，也要从执政方面找原因。“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不只是治标的问题，因为外在的东西一定是内在心理情感的表现，要辩证地看。再次，怎么解决党群关系与作风问题？从领导学角度看，建立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很关键；科学的领导方法符合规律，可以密切联系群众；不科学的领导方法，会造成党群关系的疏离。
党的工作作风的“政治”与“法治”分析
对于同一问题，不同学科的人从不同视角分析，可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结论。在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法治命题”，这需要我们从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从政治学、法学视角作进一步分析。
从政治学角度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党群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桑玉成教授认为：首先，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肯定不是革命时期、延安时期的那种关系，甚至也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关系。现在，“谁是群众”有点说不清楚了，党群关系在社会关系领域的表现，基本就是官民关系；当前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基本上就是官与民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抽象地说，党群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权体系与外部的关系，就是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问题实质，就是政权与人民性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政治原理，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来体现。其次，现在我们之所以重视党群、官民关系问题，在于我们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还在党自己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历史性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价值思路、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缺乏成熟的思路，再加上腐败等问题，就会导致认同危机。第三，解决工作作风、党群关系问题，不单单是我们常说的“治标”、“治本”问题，它背后涉及一些深层次的根源，需要我们从良好的政治发展理念角度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新时期，党不是以前的党了，群众也不是以前的群众了，党群关系的地位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用一个比较宏达的顶层设计来建构新时期新阶段的党群关系。 从依法治国角度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新思路。童之伟教授认为：首先，在战争年代，为了获得后勤保障和政治支持，我们的党和军队要依靠群众。建国后，执政党掌握了一切资源，官员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民众对官僚主义等极度愤慨。这种愤慨，不是针对我们党的，而是针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但今天，“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第三，公车等“三公消费”问题，是官民关系的一个爆发点。若经济发展速度过慢、低于6%，民众的福利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很好地为百姓共享，则是造成官民矛盾、党群关系紧张的内在经济原因。法治不完善、分配不公、权力腐败、法院审判制度问题等，都影响党群关系，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加以根本解决。第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从严律己。如果执政党不能把自身问题解决好，就没有中国的未来。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国家民主。另外，党群关系要逐渐落实到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上。而且，仍然要注重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停滞，党群关系问题就会变得紧张；经济发展了，就需要政治体制跟上，说到底，中国的有些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
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经验与教训
我国的计划经济建设模式、党的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深受苏共影响。1991年，苏共亡党亡国，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很多，但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刘靖北教授指出，从工作作风角度观察，苏共垮台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首先，在作风建设上，苏共的确没有我们党这么高度自觉。苏共的文献，包括党的决议、文件汇编、解密档案、党章等，不像我们党这么系统地论述作风建设。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就把三大优良作风看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标志。其次，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在列宁时期，苏共思想作风比较好，较好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时代需要。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僵化、教条化。二是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搞的所谓“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想法。三是把党的领袖当作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是这样做的。四是用行政手段干预思想问题，用暴力对待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见者。五是照本宣科、大话空话成风。有一个《真理报》主编多次参与起草领导讲话稿，其固定模式就是：第一“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第二“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第三“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团结的”。六是理论脱离百姓，整个理论体系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同时，理论脱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再次，官僚主义盛行。列宁曾经对官僚主义有过精辟的阐述，认为官僚就是一个特权的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官僚主义已经形成：追逐权力、寻求晋升成为官员的主要目的；干部固化、利益固化，人才难以流动；干部队伍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对事情无动于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权现象、裙带之风、享乐作风盛行，这严重窒息了党内活力，妨碍了社会公平正义。
当今世界被称为政党政治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党执政，实行政党政府。尽管中外国情不同、党情不同，各国政党政治有一定的个性差异，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尤其是在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方面，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对此，季正聚教授认为：首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谈党群关系不外乎四个维度：一是利益维度，政党要给群众以利益；二是权力和权利维度，要正确处理政党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关系；三是情感维度，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不是简单的理性认知，而是带有感情色彩；四是法律维度。其次，进一步讲，政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外乎四种关系：一是政党通过政府政策去回应民众诉求；二是通过政党基层组织与群众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联系；三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理论解析去影响群众；四是通过政党纲领和理论宣传去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去改变或影响群众对该政党的印象。这要求政党必须处理好政党与公共舆论、政党与利益团体、政党与不同公民、政党与自治性政治等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三，在目前媒体社会，西方政党特别注意运用媒体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一是注意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政党领袖的形象和个人魅力很重要。二是注重对自身政纲和理想信念的宣传，给民众传递一种正面政党信息。在宣传中，议题设计很重要，要想方设法处理好“好看、叫好、叫座、落好”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理论的周全性、逻辑上的自洽性和闭合性。理论创新很关键，法国社会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很受民众欢迎，但理论创新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出现创新疲劳。三是注重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通过这种方式，政党也可以很好地引导舆论。第四，各国政党都面临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来讲，各政党要把腐败控制住，首先是不能使之泛滥成灾，其次是反腐败要形成制度，使“烂苹果”及时不断地被剔除。国外反腐做得好的政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领导以身作则，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二是反腐败的力度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是统一的。三是腐败的标准因人而异。新加坡做得比较好，值得好好研究。古巴尽管国家贫穷，但没有毒品、没有腐败、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威信高，也值得很好研究。第五，联系群众的常态化、机制化、平台化问题。国外很多政党，如日本自民党、西欧社会党、美国两大政党等，平时都要去拜访民众、去做义工。越南共产党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重大问题提前公布于众、满足民众政治好奇心理等来获得百姓拥护。第六，执政党要满足、实现民众利益。但要注意：一方面，民众利益不单是工资、房子等物质利益，而是像马斯洛说的那样，民众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民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如现在西方经济危机，很重要的问题是福利经济危机，不管谁上台，谁都不敢动，谁动谁下台；但你如果不动，长此以往是死路一条。再一方面，群众利益诉求是无穷无尽的，要引导好、服务好。 党的作风建设的模式与方式问题
从党风建设模式与方式看，主要依靠党员干部的自觉性、自律性、先进性来联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而非主要依靠制度、法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等来加强作风建设，致使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这是当前党群关系与作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突破传统的作风建设模式与方式，致力于“制度、文化、品格、科技”四位一体的统一：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科学化。这要求我们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既要加强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也要改善与作风密切相关的体制与机制，这包括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选人用人机制、民主决策机制、民主管理机制、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日常工作机制与会议机制等。第二，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文明精华，改善作风建设的文化氛围。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优秀思想对作风建设有积极影响，但“千里做官为发财”的职业追求，“官民两分”、“官权上予”的特权观念，“摆阔气、讲排场”的封建官场文化等，对党员干部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现实中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无疑对党员干部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第三，加强党员干部个人品格修养，厚德载物。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心理特质、认知能力等无疑影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迷恋权力、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投机取巧、感情用事、阿谀奉迎、言行不一等不良品格，无疑对干部工作作风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作风建设的基本规律所在。第四，在信息社会，要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手段来加强作风建设，如加强网络监督、发展民主、扩大民主参与等，以适应信息化发展、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共识
尽管分析视角、发言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首先，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党群关系的实质问题是利益问题，因为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也证明，能否赢得人民的支持，关键是能否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解决“四风”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切入点”。我们要从“执政党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第三，党群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反映，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还涉及到深层次问题。当前抓作风建设，首先就是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否见实效，就要靠建立长效机制，靠广大党员干部与基层党组织联系好、服务好群众，靠改革体制与机制积极稳妥地发展民主政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让老百姓来监督。第四，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大力加强思想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与不良文化的侵蚀，真正解决好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大力加强作风建设的各项制度，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突破传统作风建设的模式与方式，进行制度创新与方式创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在信息时代，要广泛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来加强作风建设，发展民主、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民主监督；要从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干部制度等方面深入思考“四风”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要合理借鉴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有益经验，深刻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官僚主义教训。第五，解决“四风”问题，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最根本的是要靠制度建设。归根到底，要靠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要靠党的方针政策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符合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六，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党要从直接分配利益者走向利益整合、利益协调角色，利用各种手段在保证各阶层合法利益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党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当好裁判，不能站在利益的一方说话，最重要的是要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让各个阶层发展机会均等，都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和社会位置，做到各得其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