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和企业界部分人士就中国是否存在拉美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讨论甚至引起争议，并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成就举世公认，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利益冲突等社会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拉美化。例如，我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超过了俄罗斯，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的1994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达到了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
　　在我的阅读与交流中从未发现有任何人用拉美化这个词来形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为什么欧洲没有拉美化？即使在美国，拉美化概念的使用也仅限于文化和就业分层化等非常有限的几个小领域。这是为什么？
　　除了成熟的市场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等许多其它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去年年末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这些新提法尤其是关于城镇化的新提法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近些年来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并逐渐成为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不稳定。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防止拉美化的一个屏障。
　　


　　如果将社会福利模式大而划之，分为“普救式”（主要是北欧和西欧）和“补救式”（主要是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两大类的话，那么，它们各有千秋。但是，在版图辽阔、发展水平层次不齐的客观条件下，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我国是不可能采取“普救式”福利模式的，因为其福利标准的设定是以中产阶层为基准，吸引社会底层向上团结与攀登，其中只有某些“合作主义”的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所用。英语国家的“补救式”总体来看适合于我国，即国家将福利目标和重点设定在社会底层，社会底层靠国家，中产阶层靠市场；这样，国家就可以同时赢得两个阶层的共同支持，即中产阶层支持的是经济制度，社会底层支持的是其政治制度，他们合起来构成了社会稳定的主体。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放在社会底层上，有限的福利资源也集中在社会底层上，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这就是“补救式”的本质所在；而对于中产阶层，国家给予的只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保证而已。在我国，中产阶层规模有限，“撒芝麻盐”做法分散了财力，中产阶层不以为然，社会底层杯水车薪，是“两头空”，两个阶层的支持都缺位。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制度是防止拉美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的第一道屏障，是保障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制度安排，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制度体现。
　　补救型福利模式有利于扩大就业。导致贫困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不同的福利模式对创造就业能力具有很大的反作用。“普救式”福利制度下社会服务业和休闲服务业就业增长缓慢，“垃圾职业”极少，相对的“过剩人口”存量比例较高，整体就业水平一直徘徊不前。而“补救式”福利制度下劳动市场弹性较大，对“好职业”和“坏职业”都具有刺激作用，他们得以同步发展；其中，“坏职业”成为吸纳社会底层劳动力的一个主要“市场”，例如，美国失业率之所以始终低于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总就业人口中，“垃圾职业”的比例高达8%，而欧洲只有4%到5%，从而使美国几乎成为一个效率很高、运转速度很快的“就业机器”。
　　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总的来说，除了社会保障的完全积累制改革比较成功以外，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既不完善，又支离破碎；既没有明确的制度理念，又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模式。因此，他们获得的只有一个阶层即中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并且他们只是对其经济制度的认同和支持；政府失去的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并且是对其政治制度支持的缺位，从而必将加剧社会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政府更迭、政党轮流上台和垮台，等等。这是拉美国家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
　　总之，在跨入人均GDP1000美元门槛这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期，能否选择一个“正确”的福利与社保制度是我国能否防止拉美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