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诸多中国富豪在积极地学习古代帝王传承之术,甚至将家产大量地转移到海外,试图实现家业长青的时候,身处帝国主义阵营的美国富豪们作出了一个挺让自己后代伤心的决定――纷纷要将财产捐赠给社会,境界直逼雷锋,着实令咱社会主义新富豪汗颜。
　　带头的是中国商界无比熟悉的巨富――股神巴菲特与盖茨。为了表明诚意,2006年,巴菲特承诺把自己99%的财富捐赠给比尔及梅林达基金和其他慈善机构。盖茨夫妇到目前为止已经给自己的慈善基金捐款超过280亿美元――终极目标是裸捐――捐出530亿美元全部身家。
　　媒体报道,今年6月,他们决定掀起一场运动――号召美国403个亿万富翁将财产捐出一半。自6月以来,为了说服美国富豪捐出财富,巴菲特、盖茨和他的妻子梅林达已经与美国最富有者中的70多位交谈过,约占总数的20%。两个月过去,便有40名富豪签约参加这一活动。
　　这不是道德绑架。巴菲特说,他们还没有联系许多《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人,有些人联系不上,但他不愿意指出哪些富翁拒绝参与,“我不会提任何具体姓名。你知道,我们没有放弃他们。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初战告捷后,巴菲特与盖茨决定胸怀祖国的同时,全面放眼世界。
　　也许是看到中国富豪增长速度位列世界之冠,且经常沉湎于奢侈品消费,对社会公益慈善无比吝啬,便决定在今年九月像当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那样,不远万里来华劝捐。巴菲特表示:“我们希望其它国家也能兴起这种活动,如果他们觉得我们的想法不错,并付诸于实践,我们会很兴奋的。”
　　我劝他们别高兴得太早。
　　首先,他们要找到中国富豪就很困难,哪怕经常发布富豪榜的胡润能提供一些帮助。这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富豪们都由于各类担心必须低调;当然还有一批靠权力寻租成为巨富的人一旦暴露就有可能直接被反腐机构盯上,还没献爱心呢,先进局子了。
　　即使两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找到了潜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合法富豪,也会遭遇如下挑战:一是受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多数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富豪的资金目前主要需要用于公司的发展壮大,通过技术管理渠道升级获取利润,进而塑造跨国品牌――做好公司显然要比做好事迫切。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先天缺失,在全社会价值迷失、道德滑坡、急功近利思潮的催化下,富豪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很原始――只求现世的风光无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他们不信来世,除了自己的子孙――哪怕只会败家。
　　还有一个是慈善制度本身的挑战。由于中国身处剧烈转型期,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真正确立,与之配套的社会捐赠法规始终未获根本完善。比如在中国做慈善首先需要找组织挂靠,在行政的庇护下社会中介虽然有所发育,也仅仅2000多家,与美国100万之巨有天壤之别。
　　相关的慈善运作管理相对滞后,富豪关心的减税等政策不仅规定相对模糊,执行起来更是关卡重重,而对于股票等新型捐赠更是缺乏明确的专门法条,习惯现金与支票的有关部门对此往往一头雾水。去年,唐骏便克隆盖茨模式帮助福建首富陈发树捐股跃居中国首善,一年后便身陷诈捐漩涡。
　　还有一点是最致命的。由于美国社会财富是透明的,慈善的法规是健全的,运作的社会监督体系――尤其是诚信体系是完整的,足以保障慈善行为的质量和效果。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重大差距,诸多声势浩大的慈善行动经常沦为欺世盗名的秀――《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先生曾披露,中国善款的践诺率只有7%。
　　因此,在此背景下,巴菲特与盖茨来到中国,即便受到中国富豪热烈响应,觥筹交错间他们凭借为国争光和宣传自己的双重热忱,承诺做出足以令两位无比激动的巨额捐赠,也往往是一张很难真正兑现的空头支票――建议巴菲特与盖茨来华前先看看中国春晚由赵本山主演的小品《卖拐》。
　　即使不容樂观,我还是乐见两位来华。除了捐款,我更愿意倾听这样的声音:“我一直都觉得最正确的做法是为子孙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些钱。孩子们从你的善行里获得的益处胜过继承财富。”
　　毕竟,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如果不推动国家价值观的成长,进而树立榜样、影响他人,就不可能真正赢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生命也不可能变得高贵而庄严。
　　摘自《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