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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与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新时期,对此必须通过认真审视把握其积极与消极面,注重实践与比较,排除障碍,实现中国文化的新建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中国传统文化 普遍文化价值
经济全球化,其意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必然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的相互激荡,这种文化间的冲突,会导致文化融合,促进文化进步,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自觉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让适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新文化萌发生长。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农业大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自然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色彩。封建统治者一直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才开始引入,但由于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戮式贬抑,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形成“失语”状态。文化大革命则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实行了坚决抵制,使中国文化看似陷入了真空期,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集成期。直到改革开放才使中国重新回归世界大家庭,使我们能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是人类所独有的生命存在方式,文化的发展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因此,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表达。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以忠孝伦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中庸之道作为人的行为准则;以等级制度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家庭观念,维系社会稳定;以崇尚勤俭,倡导社会风气;以尊师重教,传承民族文化。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上看,其积极作用是肯定的,但消极面也是很大的,如不与时俱进,扬弃发展,将很难适应全球化的形势。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一条自取边缘化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同样,以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全面西化也是不可取的。须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和而不同,才会有创造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世界文化融合的根基,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就失掉了“会通以超胜”的原创力。只有把普世性的文化理念中国化,才能生成中国的新文化。
就以中庸之道来说,它讲究的是和谐,是以和为贵,崇尚一致,重视集体,蕴含的是和而不同的哲理。它与西方主张“争”,看重利益和力量完全相反。其实从认识论上看,前者强调统一,后者强调对立。“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讲要多样性的统一,要团结合作,要视“和”为创新的源泉,这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弘扬这种文化需要历史的反思。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酿成的恶果,不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否定所造成的吗?二战后,西方许多国家也在历史的教训中开始清醒,看到“和”文化的意义,把合作、协调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甚至出现了着眼全球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潮流。
再说尊师重教,中国人一直把老师与天、地、君、亲列在一起,不管是社会的何等阶层,总希望自己的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社会底层的人,甚至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几千年来这一文化传统一直在发扬光大,这对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少消极面,难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忠孝伦理虽在维护社会秩序及政治稳定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以权力和血缘关系代替法制和是非判断,阻碍了法制社会的形成,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发展和创新。至于森严的等级制度,强化了权力的权威,扼杀了民主,更是與树立个人人格、权利、尊严的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即便中国人引为自豪的重家庭、崇尚勤俭,也是存在负面影响的,家庭固然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如果社会把对公民生活的保障责任推给家庭,则会反过来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进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用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其成果是显著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这种阻力主要源自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机制,人口出现多年的负增长,我们应看到这种内在联系。同样,勤俭是中国人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和较为落后的生产能力形成的文化,相信勤俭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忽视了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过分的节俭风气也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利,造成消费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影响生产发展。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彻底改造人类传统经济的生活方式,而且给人类文化带来同样的革命效应,形成各国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了与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具有缓冲文化单极化加强文化多元化的意义。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最成功的范例是禅宗,它是佛教的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利于它的存活,加之,汉唐强盛国力与文化影响形成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尊重的切磋环境,这应说是主要原因。同时,中国道家思想与佛学本有相通之处,儒家形而上学的视野和境界,也对佛学有独到的理解。中国道儒对佛学的创新提供了积极支撑。相反,到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而震憾,企图以基督教来征服,采取了文化霸权主义手段,结果被阻之中国大门之外。由此可见,要适应全球化的文化融合,既要对传统文化深入发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回归,又要有所扬弃,吸纳世界各国文化中的普世理念,才能形成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最近,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禅与国外的心理学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学,对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起了突破性的影响。中国原没有形成形成自己的心理学学科,但在中国的禅宗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疏导内容,尤其在启发人的悟性,开辟新境界上,是现今心理学中或缺的。中国的心理禅是世界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极好范例。
更令人振奋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人权”、“公平正义”、“民主、民生”等重要理念,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信号。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强盛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文化大国的形象更具风采,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对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机已成熟。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力极强的民族,却从不会丧失自我,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作重新反思和整合,认同普遍文化价值。因为普遍文化价值是确保当代人类整体发展的内在精神,只有自觉遵守和认同这种普遍文化价值,世界文化图景才不至于被涣散,中国文化才能有新发展。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利于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它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往中所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的现实生存、善待人的生活世界、保障平等发展等等。自觉倡导普遍文化价值是人类整体化发展时代的必然选择。人是一种类存在物,现代知识和技术越发展,越可能使人忘记自己的存在之根,人类越容易淡忘彼此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在现代生活实践中,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自觉去培养人类的普遍文化价值。
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新构建有几个障碍必须排除。首先要突破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伟大领袖“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想,在阶级斗争激化的特定历史时期,对增强群众的敌我意识确是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对正确认识真理是有失偏颇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显得太绝对化,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对某种理念正确与否的判断,看重的是谁提出的,缺乏对理念产生的根源、作用、意义的具体分析,这种对待吸纳先进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之所以,我们一度对“人权”“民主”“自由” “公正”等概念讳莫如深,是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反对的。这看似很革命,其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想、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它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由此可见,这理念是资产阶级“不得不”提出的,是反映了全体群众的意愿,体现了一种新文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吸纳这些理念,根本不是对资产阶级的认可,而是对反封建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对抽象思想即普遍性形式思想的内涵的丰富。我们提倡科学的态度,没有对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科学认识,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没有取其精华的继承,就不会有积极意义的批判。我们要批判落后的东西,但决不能以比批判对象更落后的思想武器去批判。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还不得承认对这些理念的否定其中也存在着传统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传统封建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
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要建立在文化的实践性基础上。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曾对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作过比较,他说: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國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多夸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这位学贯中西大家的归纳应该说是相当精准的,我们这样认为,并不只是指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有深度,最主要的是经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他的说法被证实了。文化不纯粹是文化人的创造,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果,是融入大众中的思想、意识、习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单一归咎个别领袖人物,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与黄炎培在窑洞中有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对话。黄炎培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一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是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就不再遵照民主原则行事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其力量之巨大,连杰出的革命家也难避开,更何况长期受愚民政策毒害的群众。重三纲、贵一道而同风,尊主等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文化理念,自上而下都是深受影响的,这就是刘少奇手捧《宪法》而呼号无应的文化背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文化先进性与落后性的标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审视和理性取舍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一点的。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中国文化精神关注的是政治、经济、精神生产的宏观层面上,忽视的是深刻的微观层面,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世界。而正是这近乎自然的领域,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主体,并以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影响和制约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中国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和重建过程,由自在自发的日常生存状态向自为自觉的非日常生活存在状态跃升。
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要关注思维方式的中西异同,构建中西文化融通的桥梁。西方思维方式侧重的是理性的、逻辑的,强调的是概念、判断、推理和假说。中国的思维方式则偏重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这两种思维原本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象思维”是比理性思维更加本质的思维,是孕育理性思维的思维,因为,一切创造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形象出发的,形象总是大于思想的。因此,中国的“象思维”在需创新的现代不应丧失,而应增强,但这决不意味着不需作理性逻辑思维的补课。这种补课具体表现在对中西两方不同话语的沟通上。举个小例子,美国的总统办公场所称white House,按其解释是白色的房子,而译成中文就成了白宫。这一翻译确实很形象,同时也加入了尊贵、权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美国这所白色建筑是开放的,是定期供人参观的,连总统办公室也不例外,而中国人心目中的宫殿是神秘的,是皇帝深居简出的地方。参观过故宫的人都知道,皇宫是怎么回事。那种中轴对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那种普通台阶与须弥座的对比,庑殿顶、歇山顶、攒尖顶的区分,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的所处位置,建筑上吻兽的数目,无不规定了等级,无不体现了皇权。中国人怎么能把一个国家的总统办公处说成白色的房子呢?同样西方人对中国道家“道可道,非常道”也感到困惑,无法理解。可见,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影响文化交流。当然我们不能为了适应西方而用理性逻辑的思维取代象思维,也不能强调象思维而无视理性逻辑思维,完全以象思维去解释西方文化。我们应该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西方文化,并从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我们还应向世界介绍中国在象思维下创造的意境话语,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项长期缺或并需长期坚持做下去的工作。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又不失中国特色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王树人.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文史哲,2007;4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99
[3]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
[4]姜玉洪.印度本土文化与全球化.文史哲,2007;5
[5]邹广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新华文摘,2007;13
(责任编辑:郭伟)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中国传统文化 普遍文化价值
经济全球化,其意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必然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的相互激荡,这种文化间的冲突,会导致文化融合,促进文化进步,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自觉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让适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新文化萌发生长。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农业大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自然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色彩。封建统治者一直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才开始引入,但由于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戮式贬抑,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形成“失语”状态。文化大革命则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实行了坚决抵制,使中国文化看似陷入了真空期,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集成期。直到改革开放才使中国重新回归世界大家庭,使我们能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是人类所独有的生命存在方式,文化的发展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因此,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表达。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以忠孝伦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中庸之道作为人的行为准则;以等级制度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家庭观念,维系社会稳定;以崇尚勤俭,倡导社会风气;以尊师重教,传承民族文化。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上看,其积极作用是肯定的,但消极面也是很大的,如不与时俱进,扬弃发展,将很难适应全球化的形势。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一条自取边缘化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同样,以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全面西化也是不可取的。须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和而不同,才会有创造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世界文化融合的根基,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就失掉了“会通以超胜”的原创力。只有把普世性的文化理念中国化,才能生成中国的新文化。
就以中庸之道来说,它讲究的是和谐,是以和为贵,崇尚一致,重视集体,蕴含的是和而不同的哲理。它与西方主张“争”,看重利益和力量完全相反。其实从认识论上看,前者强调统一,后者强调对立。“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讲要多样性的统一,要团结合作,要视“和”为创新的源泉,这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弘扬这种文化需要历史的反思。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酿成的恶果,不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否定所造成的吗?二战后,西方许多国家也在历史的教训中开始清醒,看到“和”文化的意义,把合作、协调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甚至出现了着眼全球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潮流。
再说尊师重教,中国人一直把老师与天、地、君、亲列在一起,不管是社会的何等阶层,总希望自己的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社会底层的人,甚至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几千年来这一文化传统一直在发扬光大,这对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少消极面,难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忠孝伦理虽在维护社会秩序及政治稳定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以权力和血缘关系代替法制和是非判断,阻碍了法制社会的形成,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发展和创新。至于森严的等级制度,强化了权力的权威,扼杀了民主,更是與树立个人人格、权利、尊严的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即便中国人引为自豪的重家庭、崇尚勤俭,也是存在负面影响的,家庭固然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如果社会把对公民生活的保障责任推给家庭,则会反过来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进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用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其成果是显著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这种阻力主要源自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机制,人口出现多年的负增长,我们应看到这种内在联系。同样,勤俭是中国人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和较为落后的生产能力形成的文化,相信勤俭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忽视了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过分的节俭风气也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利,造成消费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影响生产发展。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彻底改造人类传统经济的生活方式,而且给人类文化带来同样的革命效应,形成各国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了与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具有缓冲文化单极化加强文化多元化的意义。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最成功的范例是禅宗,它是佛教的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利于它的存活,加之,汉唐强盛国力与文化影响形成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尊重的切磋环境,这应说是主要原因。同时,中国道家思想与佛学本有相通之处,儒家形而上学的视野和境界,也对佛学有独到的理解。中国道儒对佛学的创新提供了积极支撑。相反,到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而震憾,企图以基督教来征服,采取了文化霸权主义手段,结果被阻之中国大门之外。由此可见,要适应全球化的文化融合,既要对传统文化深入发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回归,又要有所扬弃,吸纳世界各国文化中的普世理念,才能形成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最近,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禅与国外的心理学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学,对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起了突破性的影响。中国原没有形成形成自己的心理学学科,但在中国的禅宗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疏导内容,尤其在启发人的悟性,开辟新境界上,是现今心理学中或缺的。中国的心理禅是世界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极好范例。
更令人振奋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人权”、“公平正义”、“民主、民生”等重要理念,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信号。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强盛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文化大国的形象更具风采,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对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机已成熟。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力极强的民族,却从不会丧失自我,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作重新反思和整合,认同普遍文化价值。因为普遍文化价值是确保当代人类整体发展的内在精神,只有自觉遵守和认同这种普遍文化价值,世界文化图景才不至于被涣散,中国文化才能有新发展。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利于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它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往中所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的现实生存、善待人的生活世界、保障平等发展等等。自觉倡导普遍文化价值是人类整体化发展时代的必然选择。人是一种类存在物,现代知识和技术越发展,越可能使人忘记自己的存在之根,人类越容易淡忘彼此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在现代生活实践中,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自觉去培养人类的普遍文化价值。
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新构建有几个障碍必须排除。首先要突破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伟大领袖“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想,在阶级斗争激化的特定历史时期,对增强群众的敌我意识确是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对正确认识真理是有失偏颇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显得太绝对化,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对某种理念正确与否的判断,看重的是谁提出的,缺乏对理念产生的根源、作用、意义的具体分析,这种对待吸纳先进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之所以,我们一度对“人权”“民主”“自由” “公正”等概念讳莫如深,是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反对的。这看似很革命,其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想、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它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由此可见,这理念是资产阶级“不得不”提出的,是反映了全体群众的意愿,体现了一种新文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吸纳这些理念,根本不是对资产阶级的认可,而是对反封建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对抽象思想即普遍性形式思想的内涵的丰富。我们提倡科学的态度,没有对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科学认识,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没有取其精华的继承,就不会有积极意义的批判。我们要批判落后的东西,但决不能以比批判对象更落后的思想武器去批判。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还不得承认对这些理念的否定其中也存在着传统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传统封建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
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要建立在文化的实践性基础上。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曾对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作过比较,他说: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國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多夸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这位学贯中西大家的归纳应该说是相当精准的,我们这样认为,并不只是指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有深度,最主要的是经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他的说法被证实了。文化不纯粹是文化人的创造,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果,是融入大众中的思想、意识、习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单一归咎个别领袖人物,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与黄炎培在窑洞中有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对话。黄炎培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一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是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就不再遵照民主原则行事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其力量之巨大,连杰出的革命家也难避开,更何况长期受愚民政策毒害的群众。重三纲、贵一道而同风,尊主等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文化理念,自上而下都是深受影响的,这就是刘少奇手捧《宪法》而呼号无应的文化背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文化先进性与落后性的标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审视和理性取舍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一点的。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中国文化精神关注的是政治、经济、精神生产的宏观层面上,忽视的是深刻的微观层面,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世界。而正是这近乎自然的领域,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主体,并以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影响和制约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中国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和重建过程,由自在自发的日常生存状态向自为自觉的非日常生活存在状态跃升。
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要关注思维方式的中西异同,构建中西文化融通的桥梁。西方思维方式侧重的是理性的、逻辑的,强调的是概念、判断、推理和假说。中国的思维方式则偏重悟性的、诗意的“象思维”。这两种思维原本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象思维”是比理性思维更加本质的思维,是孕育理性思维的思维,因为,一切创造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形象出发的,形象总是大于思想的。因此,中国的“象思维”在需创新的现代不应丧失,而应增强,但这决不意味着不需作理性逻辑思维的补课。这种补课具体表现在对中西两方不同话语的沟通上。举个小例子,美国的总统办公场所称white House,按其解释是白色的房子,而译成中文就成了白宫。这一翻译确实很形象,同时也加入了尊贵、权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美国这所白色建筑是开放的,是定期供人参观的,连总统办公室也不例外,而中国人心目中的宫殿是神秘的,是皇帝深居简出的地方。参观过故宫的人都知道,皇宫是怎么回事。那种中轴对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那种普通台阶与须弥座的对比,庑殿顶、歇山顶、攒尖顶的区分,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的所处位置,建筑上吻兽的数目,无不规定了等级,无不体现了皇权。中国人怎么能把一个国家的总统办公处说成白色的房子呢?同样西方人对中国道家“道可道,非常道”也感到困惑,无法理解。可见,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影响文化交流。当然我们不能为了适应西方而用理性逻辑的思维取代象思维,也不能强调象思维而无视理性逻辑思维,完全以象思维去解释西方文化。我们应该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西方文化,并从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我们还应向世界介绍中国在象思维下创造的意境话语,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项长期缺或并需长期坚持做下去的工作。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又不失中国特色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王树人.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文史哲,2007;4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99
[3]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
[4]姜玉洪.印度本土文化与全球化.文史哲,2007;5
[5]邹广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新华文摘,2007;13
(责任编辑: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