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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博物馆在征集近现代文物时，征集到了一件长沙市工人纠察队袖章，这件袖章是由一位叫周应麟的老人保存的。据这位老人介绍，袖章是他父亲周炳照1926-1927年在纠察队任职时的遗物。经专家鉴定認为，该袖章历经80余年风霜，能留存下来实属不易，且传承有序，源流清晰，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领导长沙工人运动的重要实物见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
袖章长19.2厘米，宽13厘米，布质，保存基本完好，略有破损。正面印有“长沙市工人纠察队第03960号”字样，分成三行，红底黄字。其中，阿拉伯数字“03960”则为黄底黑字，是印盖上去的。工人纠察队成立之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转折时期。当时，国共两党虽未公开决裂，但国民党右派已有明显的叛变革命的迹象。工人纠察队袖章的底色采用具有浓郁的共产党人象征意义的红色，而非象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青色，说明工人纠察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可见，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認识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袖章背面印有一黑框表格，共五行文字，按内容可分成三列，前三行为一列，系编制辖属：“第二大队九中队×分队”，其中三个数字是用毛笔墨书的。后两行分别是职别和姓名，字迹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認。表格正下方印有“文运街心心代印”的字样。文运街，因位于清代贡院之前而得名，取“文运昌隆”之意。笔者查阅有关史料，没有找到文运街上这家“心心”印刷厂的有关记载和资料，故推断该印刷厂应是一家规模较小、知名度不高的小型厂家。当时长沙印刷业较为发达，大型印刷企业众多，而长沙工人纠察队袖章却交由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厂家来印制，这很可能与工人纠察队成立之初的经济状况有关系。表格前三行处还有一规则长方形，呈红色，似为章印。因其颜色极淡，已无法确認。如是章印，则应是长沙市工人纠察队为确認袖章的有效性和队员身份的真实性，在填写好表格内容后加盖上去的。
透过这件褪色的工人纠察队袖章，我们仿佛又置身于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中。
长沙工人绝大部分来自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早期的生活状况和全国各地工人一样，身受封建性的包工制、养成工制、“拿摩温”、抄身制等的磨难和凌辱，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生活极其贫困，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压迫与剥削。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在党的领导下，长沙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1922年长沙各业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或监察队维持秩序，这对于保证罢工斗争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工人纠察队尚属临时组织，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使用的武器也仅限于梭镖、木棍等。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前，为了维持长沙的秩序，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负责防守长沙城门及要道，当叶开鑫部溃军退到长沙时，被工人保安队缴了大部分的枪械。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工人保安队将所缴的3000多支枪，绝大部分送交了唐生智第八军，只留下了200余支破烂枪，用于武装工人纠察队，此为湖南工人武装拥有真枪实弹之始。但不久，这支工人武装即被何键编散。
为切实保障工人利益，巩固工会组织，维护社会秩序，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派军事干部武文元、陈晋武等来长沙重新筹建工人纠察队。同年12月14日，湖南工人纠察队总队部正式成立，队址设于长沙荷花池兑泽中学。1926年12月召开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工人武装自卫决议案》，决议案要求全省总工会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并要求各地工会速派人到长沙学习，组织与训练武装纠察队之人才，决议还敦请省政府在一年内发枪1000支，子弹10万发，交工人纠察队总队部分发各纠察队。《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明确规定：纠察队员条件，必须是工会会员，身体强壮，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并无不良嗜好者。纠察队的纪律非常严明，所有队员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得有不正当的行为。没有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以纠察队的名义对外活动。根据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决议，工人纠察队总队部举办了培训班，首批学员60余人，来自全省19个县（市）。课程安排上午进行军事操练，下午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到1927年4月，共训练了6批，达600余人。这些学员结业后，回到当地负责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
长沙工人纠察队共有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4个班，每班12名队员。其中第一、二、三分队直辖于省总工会，归省总工会掌握训练。队员穿着整齐的学生蓝布制服，扎蓝绑腿，一律带着长枪，背着蓝布子弹袋。四、五两个分队分布在各个工会，队员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长枪、短枪、鸟铳，也有梭镖和木棍。工人纠察队员都是各业工会中挑选出来的，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一色带着红符号、红袖章。大革命时期的长沙工人纠察队，在打击各种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工人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发生时，担任警卫任务的长沙市工人纠察队队员英勇作战，奋力还击许克祥反动军队的血腥屠杀，与之展开激烈战斗，因寡不敌众，最后，20多名队员英勇牺牲。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纠察队队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少人成长为红军的高级将领。这件袖章是大革命时期长沙工人纠察队留下的珍贵见证物，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
袖章长19.2厘米，宽13厘米，布质，保存基本完好，略有破损。正面印有“长沙市工人纠察队第03960号”字样，分成三行，红底黄字。其中，阿拉伯数字“03960”则为黄底黑字，是印盖上去的。工人纠察队成立之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转折时期。当时，国共两党虽未公开决裂，但国民党右派已有明显的叛变革命的迹象。工人纠察队袖章的底色采用具有浓郁的共产党人象征意义的红色，而非象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青色，说明工人纠察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可见，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認识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袖章背面印有一黑框表格，共五行文字，按内容可分成三列，前三行为一列，系编制辖属：“第二大队九中队×分队”，其中三个数字是用毛笔墨书的。后两行分别是职别和姓名，字迹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認。表格正下方印有“文运街心心代印”的字样。文运街，因位于清代贡院之前而得名，取“文运昌隆”之意。笔者查阅有关史料，没有找到文运街上这家“心心”印刷厂的有关记载和资料，故推断该印刷厂应是一家规模较小、知名度不高的小型厂家。当时长沙印刷业较为发达，大型印刷企业众多，而长沙工人纠察队袖章却交由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厂家来印制，这很可能与工人纠察队成立之初的经济状况有关系。表格前三行处还有一规则长方形，呈红色，似为章印。因其颜色极淡，已无法确認。如是章印，则应是长沙市工人纠察队为确認袖章的有效性和队员身份的真实性，在填写好表格内容后加盖上去的。
透过这件褪色的工人纠察队袖章，我们仿佛又置身于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中。
长沙工人绝大部分来自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早期的生活状况和全国各地工人一样，身受封建性的包工制、养成工制、“拿摩温”、抄身制等的磨难和凌辱，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生活极其贫困，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压迫与剥削。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在党的领导下，长沙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1922年长沙各业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或监察队维持秩序，这对于保证罢工斗争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工人纠察队尚属临时组织，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使用的武器也仅限于梭镖、木棍等。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前，为了维持长沙的秩序，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负责防守长沙城门及要道，当叶开鑫部溃军退到长沙时，被工人保安队缴了大部分的枪械。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工人保安队将所缴的3000多支枪，绝大部分送交了唐生智第八军，只留下了200余支破烂枪，用于武装工人纠察队，此为湖南工人武装拥有真枪实弹之始。但不久，这支工人武装即被何键编散。
为切实保障工人利益，巩固工会组织，维护社会秩序，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派军事干部武文元、陈晋武等来长沙重新筹建工人纠察队。同年12月14日，湖南工人纠察队总队部正式成立，队址设于长沙荷花池兑泽中学。1926年12月召开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工人武装自卫决议案》，决议案要求全省总工会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并要求各地工会速派人到长沙学习，组织与训练武装纠察队之人才，决议还敦请省政府在一年内发枪1000支，子弹10万发，交工人纠察队总队部分发各纠察队。《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明确规定：纠察队员条件，必须是工会会员，身体强壮，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并无不良嗜好者。纠察队的纪律非常严明，所有队员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得有不正当的行为。没有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以纠察队的名义对外活动。根据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决议，工人纠察队总队部举办了培训班，首批学员60余人，来自全省19个县（市）。课程安排上午进行军事操练，下午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到1927年4月，共训练了6批，达600余人。这些学员结业后，回到当地负责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
长沙工人纠察队共有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4个班，每班12名队员。其中第一、二、三分队直辖于省总工会，归省总工会掌握训练。队员穿着整齐的学生蓝布制服，扎蓝绑腿，一律带着长枪，背着蓝布子弹袋。四、五两个分队分布在各个工会，队员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长枪、短枪、鸟铳，也有梭镖和木棍。工人纠察队员都是各业工会中挑选出来的，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一色带着红符号、红袖章。大革命时期的长沙工人纠察队，在打击各种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工人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发生时，担任警卫任务的长沙市工人纠察队队员英勇作战，奋力还击许克祥反动军队的血腥屠杀，与之展开激烈战斗，因寡不敌众，最后，20多名队员英勇牺牲。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纠察队队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少人成长为红军的高级将领。这件袖章是大革命时期长沙工人纠察队留下的珍贵见证物，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