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著作浩如烟海。有条件的，通读一遍当然很好。没有条件的，选读主要著作，或按专题选读，或按历史时期选读，也不失为切实的学习途径。但不管什么方式，都有一个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倡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马列主义本身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方法是否对头，不仅是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的问题，而且往往导致成事或败事的不同结果。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多半同对马列主义的态度不对头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不乏马克思的信仰者从思想方法的错误滑向机会主义的例子。
　　列宁是一代马克思主义大师，他为后人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范例。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说，列宁每当重要关头总是向马克思请教。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列宁一生始终身体力行，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他的许多著作谈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问题，今人大多比较陌生，不免有隔世之事索然无味之感。倘若把着眼点放在方法论上，着重领会列宁是如何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学说的，那就会真正感到开卷有益。
　　列宁向马克思请教，只是借用宝贵的方法。他从十八岁开始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几年中就读完了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在内的一大批重要著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二十四岁时，他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猛烈抨击以反农奴制闻名的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以自己对《资本论》的深刻理解阐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学主观方法。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乃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时，特别注意马克思得出这一基本思想所使用的方法。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这就是辩证法，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列宁把马克思的方法同民粹派的主观方法加以对比，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民粹派沉重一击，这就使批判达到了新的深度。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的无理攻击，列宁反驳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2—164页)
　　列宁后来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正是这样，都是运用马克思的学说和方法来分析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的。他为俄国革命制定的战略策略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制定的方针政策，也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列宁在青年时代就脱颖而出，成为极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者，赢得同时代革命者的尊敬和拥护。这不仅因为他才华出众，知识广博，熟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因为他掌握了马克思的宝贵方法。这是一把能真正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钥匙，也是他一生中能够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完整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列宁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孤立来看，革命者可以运用，机会主义者也可利用。远的不说，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对马列主义的阉割和歪曲，就很典型。列宁反对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目的是“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一卷第5页)。他喜欢用比较法，把马克思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现的同类问题所作的不同论述加以比较，把马克思作出某一论断所依据的历史条件同眼前局势的历史特点作比较，把马克思的观点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作比较。从比较中鉴别、理解、融汇贯通，完整而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一九○七年四月列宁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写的序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科学态度。在这本书信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情况给予不同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英美的社会主义者脱离工人运动，要求他们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投入工人运动中去。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表面上有议会制实际上是军事专制统治、而工人阶级早已登上政治舞台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心的是工人运动受议会活动的影响和限制。因此他们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谨防党内的右翼，不要陷入议会迷的机会主义泥坑。列宁认为，把这些意见加以比较是大有教益的。对此他有一段精采的论述：“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各该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五卷第197—198页)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赞赏，还有他对孟什维克的批评。孟什维克按自己的需要，引证马克思对英美工人运动的评论来为机会主义观点辩护。列宁批评这种割裂马克思的完整思想的实用主义做法，指出应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汲取的教益不是其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战争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争论又是一例。社会沙文主义者歪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然后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支持过资产阶级“防御”战争的事实作为“保卫祖国”的口号的根据。列宁具体分析了马恩对战争的态度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痛斥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引证是令人愤慨的歪曲。他写道：“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第332页)
　　有意思的是有些左派社会党人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中也在这个地方犯了错误，不同的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曾经正确地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却引用“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来否定民族战争，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任何战争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保卫祖国”。这就把事情简单化、绝对化了。列宁不得不耐心地帮助他们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他在给印·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是他们头脑不清吗？不是。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五卷第239页)列宁指出，如果只抓住“工人没有祖国”这个原理，而忘记它同紧接其后的另一个原理(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的联系，那就是天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