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一次，我试着要从福尔摩斯的故事中整理出福尔摩斯的“收费标准”，不料愈整理愈糊涂，更发现福尔摩斯“前言不对后语”，他说的很多话，在另一个故事里我们就找到自相矛盾的例子。
要更了解侦探的收入状态，也许我们应该改弦易辙，换个“声东击西”策略。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时代的另一种侦探，检查他们的收支细目，显然他们有一张和福尔摩斯不一样的“收费价目表”，和一种不一样的金钱态度。
我找到的侦探“对照组”，是来自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笔下的冷硬派侦探元祖山姆·史培德(Sam Spade)。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达许·汉密特正是发起侦探小说“美国革命”的犯罪小说之父，“美国革命”革的什么命?革命的对象不就是福尔摩斯以降的“古典神探”传统吗?我们对照二位侦探在金钱方面的反应，“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二种侦探小说在金钱价值与态度上有什么不同。
在山姆·史培德出场的名作《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Falcon，1930，又译《黑狱巢枭》)里，一开场，一位美女客户走进史培德的侦探事务所，要他代为寻找与人私奔的妹妹。美女的妹妹在何处并非没有线索，因为她已经找到诱拐她离家的男子(一位有黑道背景的危险人物)，并且约了他见面。史培德同意“派一个人”跟踪他，但美女说：“史培德先生，能否请你或亚杰先生去呢?能否请你们当中一位亲自关照这件事呢……我知道这样得多付一点钱。”她打开皮包，拿出两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说：“这样够吗?”
史培德答应她会好好料理。美女客户离开后，他和合伙人亚杰一人分了100元，亚杰对百元大钞点点头，很满意地说：“这当然够。”但他又加了一句：“她的皮包里还有其他兄弟呢。”
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看，1930年的100美元，差不多等于今天的1200美元，也难怪亚杰要对着100元吹口哨说：“这当然够。”
和福尔摩斯的情况一样，委托当事人有时候会主动提出一个高出行情的价格，但不一样的是，福尔摩斯不为所动，他只淡淡地说：“我的专业服务是固定按级收费的，并不因人而异。”福尔摩斯也不像史培德等人那么急着把现金“落袋为安”，他还向委托人说：“你可以先不付，我最后再一并请款。”
你注意到亚杰和史培德对客户的钱还有一种“轻佻”的态度吗?因为亚杰在客户掏钱的时候，看见皮包里还有不少钞票，他还觊觎地、不怀好意地说：“她的皮包里还有其他兄弟呢。”
但“太好的生意常常是不好的生意”，亚杰当晚一出师就给干掉了，一颗子弹利落地穿过他的胸膛，正中他的心脏。史培德循线找到谜样的美女委托人，美女客户红着眼承认她说了假话，史培德说：“我们并未完全相信你的故事。”
“那……”美女感到迷惑。
“我们相信你的200元。”史培德继续解释说，“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你付的钱就太多了。”
史培德是夹在黑白两道讨生活的“老江湖”，他知道世上一切都有“行情”，乖离行情的一切“好生意”都有鬼。他和助手搭档亚杰也许是太见钱眼开了，贪图那不可信任的200元，并且还贪图着那200元皮包里的其他兄弟。好啦，现在他们为此付出代价，也不得不认账，史培德耸耸肩：“你对我们撒谎，但那不算；我们本来就不相信你。我不会怪你的。”
但是故事还没完，蛇蝎美人客户承认自己的不是，也承认自己用了假名，她现在非常害怕，她希望史培德保护她，免于让她被警察和黑道两面追杀。现在不是“寻找私奔的妹妹”了，那个案子和200元已经“银货两讫”了，虽然侦探社有伤亡，但那也只是“职业风险”的一部分。现在新的委托案是“保护当事人免于卷入谋杀案”，而委托人的说明又不可信，一位正直的侦探应该接受这样的案件吗?史培德的判断是决定于她皮包里的其他兄弟，他问：“你有多少钱?”
即使是一位心若蛇蝎的美女也吓了一跳：“大概还有500元。”
侦探说：“拿来。”
她交出来一叠纸钞，侦探毫不客气地当面数了数：“这里只有400。”
美女捂住胸口：“我得留一些过日子。”
侦探问出她还有珠宝首饰，建议她把它们“当”了，还介绍她一家当铺。美女不得不拿出藏在内衣里的一小卷钞票，侦探从中数出了100元，还给美女两张10元和一张5元。
史培德这个时候反倒“不二价”起来，说500就一定要500(也就是今天6000美元)，丝毫不怜香惜玉，不考虑美女也是要“跑路”的天涯沦落人，这当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绅士应该做的事。但史培德考虑不了那么多，在他心目中，“风险”应该和“利益”相当，这个案子透露着古怪，委托人的话又完全不可信，收费当然非高不可。价格应该要多高?我看史培德也没有一定，要看当事人皮包里的“其他兄弟”有多少了。
案子一件牵连另一件，另一位擦着浓烈香水、衣着讲究、珠光宝气的陌生男子来到事务所，开门见山就提到一只黑鸟雕像，说：“我愿意代表雕像的原主付你5000元找回原物。”
5000元，套句史培德的话，是“很多很多钱”。案情节节升高，价码也愈来愈大，从开始令亚杰吹口哨的“200元”，现在已经涨了25倍了。
只是开价的人不见得有诚意付出这种价钱，因为他立刻就把枪掏出来了。但别忘了我们正在读的是拳头下讨生活的“冷硬派侦探”的故事，史培德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手打昏，并检查他的皮包，他看不到有5000元。等歹徒醒过来，重新提到“5000元委托”的提议，硬汉说：“你有吗?”
“我明白了。你希望得到一些诚恳的保证。”歹徒显然也是老江湖，“订金，可以吗?”
歹徒提议先付100元订金，但史培德皱起眉：“200元好了。”
史培德再次确定这项“商业合约”，说：“我帮你找回这只黑鸟，你支付我的开销，事成之后，付我5000元，对吗?”
擦香水的歹徒也不是粗心之辈，他回答：“对，史培德先生，没错，5000元减去任何预付的数目，总共是5000元。”
看起来，史培德真的和福尔摩斯不一样，他不在乎委托人是否说实话(记得吗?福尔摩斯在《松桥探案》里，金矿业巨子前来委托他办案，说的内容有保留，福尔摩斯立刻起身送客)，也不在乎对方的意图是否良善，来历不明的歹徒也可以成为客户，二个委托人甚至是利益冲突的双方，他也不以为意，如他所说，他相信的是客户皮包里的200元，或500元，当然也绝不拒绝5000元。比起福尔摩斯，他更像“没有不对的顾客”的生意人，他办案可真是“有教无类”呢。(待续)
要更了解侦探的收入状态，也许我们应该改弦易辙，换个“声东击西”策略。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时代的另一种侦探，检查他们的收支细目，显然他们有一张和福尔摩斯不一样的“收费价目表”，和一种不一样的金钱态度。
我找到的侦探“对照组”，是来自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笔下的冷硬派侦探元祖山姆·史培德(Sam Spade)。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达许·汉密特正是发起侦探小说“美国革命”的犯罪小说之父，“美国革命”革的什么命?革命的对象不就是福尔摩斯以降的“古典神探”传统吗?我们对照二位侦探在金钱方面的反应，“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二种侦探小说在金钱价值与态度上有什么不同。
在山姆·史培德出场的名作《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Falcon，1930，又译《黑狱巢枭》)里，一开场，一位美女客户走进史培德的侦探事务所，要他代为寻找与人私奔的妹妹。美女的妹妹在何处并非没有线索，因为她已经找到诱拐她离家的男子(一位有黑道背景的危险人物)，并且约了他见面。史培德同意“派一个人”跟踪他，但美女说：“史培德先生，能否请你或亚杰先生去呢?能否请你们当中一位亲自关照这件事呢……我知道这样得多付一点钱。”她打开皮包，拿出两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说：“这样够吗?”
史培德答应她会好好料理。美女客户离开后，他和合伙人亚杰一人分了100元，亚杰对百元大钞点点头，很满意地说：“这当然够。”但他又加了一句：“她的皮包里还有其他兄弟呢。”
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看，1930年的100美元，差不多等于今天的1200美元，也难怪亚杰要对着100元吹口哨说：“这当然够。”
和福尔摩斯的情况一样，委托当事人有时候会主动提出一个高出行情的价格，但不一样的是，福尔摩斯不为所动，他只淡淡地说：“我的专业服务是固定按级收费的，并不因人而异。”福尔摩斯也不像史培德等人那么急着把现金“落袋为安”，他还向委托人说：“你可以先不付，我最后再一并请款。”
你注意到亚杰和史培德对客户的钱还有一种“轻佻”的态度吗?因为亚杰在客户掏钱的时候，看见皮包里还有不少钞票，他还觊觎地、不怀好意地说：“她的皮包里还有其他兄弟呢。”
但“太好的生意常常是不好的生意”，亚杰当晚一出师就给干掉了，一颗子弹利落地穿过他的胸膛，正中他的心脏。史培德循线找到谜样的美女委托人，美女客户红着眼承认她说了假话，史培德说：“我们并未完全相信你的故事。”
“那……”美女感到迷惑。
“我们相信你的200元。”史培德继续解释说，“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你付的钱就太多了。”
史培德是夹在黑白两道讨生活的“老江湖”，他知道世上一切都有“行情”，乖离行情的一切“好生意”都有鬼。他和助手搭档亚杰也许是太见钱眼开了，贪图那不可信任的200元，并且还贪图着那200元皮包里的其他兄弟。好啦，现在他们为此付出代价，也不得不认账，史培德耸耸肩：“你对我们撒谎，但那不算；我们本来就不相信你。我不会怪你的。”
但是故事还没完，蛇蝎美人客户承认自己的不是，也承认自己用了假名，她现在非常害怕，她希望史培德保护她，免于让她被警察和黑道两面追杀。现在不是“寻找私奔的妹妹”了，那个案子和200元已经“银货两讫”了，虽然侦探社有伤亡，但那也只是“职业风险”的一部分。现在新的委托案是“保护当事人免于卷入谋杀案”，而委托人的说明又不可信，一位正直的侦探应该接受这样的案件吗?史培德的判断是决定于她皮包里的其他兄弟，他问：“你有多少钱?”
即使是一位心若蛇蝎的美女也吓了一跳：“大概还有500元。”
侦探说：“拿来。”
她交出来一叠纸钞，侦探毫不客气地当面数了数：“这里只有400。”
美女捂住胸口：“我得留一些过日子。”
侦探问出她还有珠宝首饰，建议她把它们“当”了，还介绍她一家当铺。美女不得不拿出藏在内衣里的一小卷钞票，侦探从中数出了100元，还给美女两张10元和一张5元。
史培德这个时候反倒“不二价”起来，说500就一定要500(也就是今天6000美元)，丝毫不怜香惜玉，不考虑美女也是要“跑路”的天涯沦落人，这当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绅士应该做的事。但史培德考虑不了那么多，在他心目中，“风险”应该和“利益”相当，这个案子透露着古怪，委托人的话又完全不可信，收费当然非高不可。价格应该要多高?我看史培德也没有一定，要看当事人皮包里的“其他兄弟”有多少了。
案子一件牵连另一件，另一位擦着浓烈香水、衣着讲究、珠光宝气的陌生男子来到事务所，开门见山就提到一只黑鸟雕像，说：“我愿意代表雕像的原主付你5000元找回原物。”
5000元，套句史培德的话，是“很多很多钱”。案情节节升高，价码也愈来愈大，从开始令亚杰吹口哨的“200元”，现在已经涨了25倍了。
只是开价的人不见得有诚意付出这种价钱，因为他立刻就把枪掏出来了。但别忘了我们正在读的是拳头下讨生活的“冷硬派侦探”的故事，史培德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手打昏，并检查他的皮包，他看不到有5000元。等歹徒醒过来，重新提到“5000元委托”的提议，硬汉说：“你有吗?”
“我明白了。你希望得到一些诚恳的保证。”歹徒显然也是老江湖，“订金，可以吗?”
歹徒提议先付100元订金，但史培德皱起眉：“200元好了。”
史培德再次确定这项“商业合约”，说：“我帮你找回这只黑鸟，你支付我的开销，事成之后，付我5000元，对吗?”
擦香水的歹徒也不是粗心之辈，他回答：“对，史培德先生，没错，5000元减去任何预付的数目，总共是5000元。”
看起来，史培德真的和福尔摩斯不一样，他不在乎委托人是否说实话(记得吗?福尔摩斯在《松桥探案》里，金矿业巨子前来委托他办案，说的内容有保留，福尔摩斯立刻起身送客)，也不在乎对方的意图是否良善，来历不明的歹徒也可以成为客户，二个委托人甚至是利益冲突的双方，他也不以为意，如他所说，他相信的是客户皮包里的200元，或500元，当然也绝不拒绝5000元。比起福尔摩斯，他更像“没有不对的顾客”的生意人，他办案可真是“有教无类”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