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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中国科协过去的五年，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让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脱颖而出；推广科普，让大众有机会参观科技场馆，聆听科普讲座，阅读科普作品；提倡创新，让更多学生参加创新大赛，爱上科学，迷上科技。科协坚信科技能够创造财富，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在各级学会开展的科普活动和社区科普画廊的影响下，许多公众加深了对科技的认识，提高了科技文化素养……
“为此，中国科协以‘我看科协这五年’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科技馆杯‘我与科协’征文活动。这期开始，我们将选登部分优秀作品，记录科协组织这五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科协给力科普学术研究：个人经历回顾
我是一名在高校从事自然辩证法、科技政策的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科普研究的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与科协的支持和资助是分不开的。
2003年9月，中国科协牵头组织“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订工作研究课题招标，我们参与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基本内涵与结构”课题的竞标，获得了成功。“科学素质”是一个外来概念，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概念。我和课题组成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科学素质定义、内涵和结构进行了本土化探索。该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评审组和科协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因为这项研究，我被邀请参加《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文件起草小组。
自那以后，科普研究成了我一个新的学术方向。作为高校教师，与专门的科普研究者和科普管理者不同，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在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所以，我的科普研究主要定位于学术研究。目前，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科普学术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中均没有位置，或者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科协雪中送炭，为科普学术研究的资助提供了一席之地。我尽量充分利用中国科协提供的一席之地，从事科普学术研究。
一、获得“中国科协科普资助项目”的资助，从事科普政策的研究。我的同行中有多人次获得该项目的支持。2008年，我以“中国科普政策及其制定”为题申报该项目，获得了立项。虽然课题经费很少，但在该课题的支持下，我们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多次参加“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并培养了一名硕士研究生。该硕士生以“中国科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政策文化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好评。后来，我们在期刊上正式发表了“中国科普政策及科普政策文化初探”的文章。这些工作，对于该研究生进入北京市科学学研究所并在其中谋求发展颇有帮助。近年来，为了吸引和调动研究生从事科普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科普研究后备高级人才，中国科协设立了“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
二、参加中国科协支持的“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论坛）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主办。近年来，我连续不间断地参加了 “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普管理者和实践专家、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进行交流切磋。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背景下召开的2010年研讨会，同时举办了“科普理论国际论坛”，笔者借此机会结识了国际上著名的科技传播普及研究专家如美国的Bruce Lewenstein，英国的Martin Bauer，聆听了他们的报告，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些交流对于我这样待在“象牙塔”的教师增加对中国科普实践的了解，增加对国际科普研究前沿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曾在这些研讨会上，或作大会报告，或主持分组讨论，或作分组报告。2007年我参加在上海浦东召开的第14届研讨会，作大会报告“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内涵及理念新探”；2008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15届研讨会，作大会报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议程设置案例研究”；2009年参加在沈阳召开的第16届研讨会，主持分组讨论并作报告“中国科普政策的类型、体系及历史发展初探”；2010年参加第17届研讨会，作分组报告“低碳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初探”。经过会议学术委员会的遴选，我们参加这些会议的论文均被收入到近年来中国科普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论文集中。
三、中国科协联合清华大学创建“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
作为科技传播中心的一员，我见证了中心的创建历史和跨越性发展。2005年中国科协与清华大学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创建一流”的原则，联合建立了该研究机构。中心定位于“高起点、开放式、国际化”的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机构。中心由中国科协原书记徐善衍教授任理事长，中国科协书记程东红博士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担任副理事长。中心围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实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科学素质纲要》颁布不久，及时地召开“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学术研讨会”全国性会议，并编辑出版《科技传播普及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实践》（曾国屏、刘立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8 ）。中心承担了来自中国科协资助的多个课题，如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关系研究”、“科普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等。中心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如提出了从国家创新系统的高度来认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生活科学”等概念和体系。中心培养了一批科技传播与普及高层次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中心出站博士后4名，在站博士后2名，在读硕博生和已毕业硕博士数十名。
饮水思源，我感谢科协对科普学术研究提供了资助和平台，也期望科协继续并加大支持科普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刘立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如果说柳永的这首《雨霖铃》传达了一种无处倾诉的苦闷的话，那么因为有了科协，科技工作者便永远不会为没有交流的平台和对象而失落。
科协以学会的方式，将很多科技工作者聚集起来共同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科协联合了各个方面，各行各业。仅就我个人而言，我担任动物学会的常务理事，北京市科普协会的常务理事，好像最近我又被选为少儿科普学会的副理事长。科协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有了科协这个平台，我们才有机会把各自所知道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就比如观鸟，一个人观鸟，即便有什么心情都没法表达，而大家在一起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各抒己见，形成最终的共鸣。比如，在科普作协的组织下，作者和出版人顺利见面，保证更好地出书，更好地做科普，我想这也是我最近“约稿不断、甚至稿债累累”出书形势这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科协不仅聚集了各行各业的人，它也将各个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其中我所熟悉的科普、环保只是它的小部分而已。
这五年，我感触最深的便是科协更加重视科普工作，也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事实上，我完全是出于爱好，才闯荡到环保这个领域，所以我经常说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而不是环保专家，尽管之后我为了让自己成为动物科普的一个内行，在东北林业大学函授学习了两年半的野生动物专业。但我对环保、科普的感情是真挚的、迫切的，也是做好科普的关键。因为这份真挚和迫切，科协向我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同时它也以同样的热情接纳着所有热爱科普事业的人，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协被称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原因吧！
我的很多书都是科协资助的，像《鸟兽物语》《鸟语唐诗三百首》《天地狼心》均为北京市科协资助，对于一个科普作家、科普人士来说，解决了资金后顾之忧便是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我们只需要放手去写，放手去讲就可以了，有了科协这棵大树，资金已经不是问题了，只是自己时间和精力的问题。虽然科协资助我出的书是有限的，但科协的资助所激发的我的创作热情是无限的，继《鸟兽物语》《鸟语唐诗三百首》《天地狼心》之后，我又出了一本《兽殇》，这个书名是我最得意的书名，是我坐在飞机上，什么事也不干，冥思苦想，突发灵感，蹦出来的词。记得，我当时特别激动，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给出版社打电话说：“就这个‘兽殇’了，绝对不能改了。”当时听了这个书名，有朋友说：“郭耕，你改行写小说了，还受伤了。”我说：“地球母亲受伤了。”这个书名的妙处就在于它的一语双关，兽是野兽，殇是不该亡而亡，谐音便是地球母亲受伤了。
不仅仅是在科普书的创作上，科协给予我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讲课出差也不例外。上周中国科协刚刚组织我们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七人一行去山西吕梁作科普报告，鲜花和掌声伴随一路，中国科协与地方科协给予了我们莫大的荣誉和礼待。我跟我的朋友开玩笑地说：“有时候人也是夸出来的。”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也是事实，正是有了科协给我们的鼓励和肯定，才让我们这些科普人士乐此不疲。
说到科协对我个人的支持，我觉得科协的领导人特别能推年轻人，我还特别欣慰的是，北京市科协组织很多活动都会通知我，而且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很支持我的工作。记得有一次开会，北京市科协原副主席张开逊点我的名，让我说几句对一件事的看法。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些大师宅心仁厚的推崇，我们才能展露身手、实现价值。
当然，更加可喜的是，纵观这五年，通过自己深入一线进行科普工作，发现整个社会主流舆论及风气，包括领导人的决策等都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作为党的报告，十七大报告已经郑重提出生态文明。相信在全国各地科协的组织带领下，科普之春、科技之光将会越来越春光明媚，熠熠生辉！
□文/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
“为此，中国科协以‘我看科协这五年’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科技馆杯‘我与科协’征文活动。这期开始，我们将选登部分优秀作品，记录科协组织这五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科协给力科普学术研究：个人经历回顾
我是一名在高校从事自然辩证法、科技政策的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科普研究的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与科协的支持和资助是分不开的。
2003年9月，中国科协牵头组织“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订工作研究课题招标，我们参与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基本内涵与结构”课题的竞标，获得了成功。“科学素质”是一个外来概念，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概念。我和课题组成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科学素质定义、内涵和结构进行了本土化探索。该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评审组和科协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因为这项研究，我被邀请参加《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文件起草小组。
自那以后，科普研究成了我一个新的学术方向。作为高校教师，与专门的科普研究者和科普管理者不同，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在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所以，我的科普研究主要定位于学术研究。目前，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科普学术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中均没有位置，或者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科协雪中送炭，为科普学术研究的资助提供了一席之地。我尽量充分利用中国科协提供的一席之地，从事科普学术研究。
一、获得“中国科协科普资助项目”的资助，从事科普政策的研究。我的同行中有多人次获得该项目的支持。2008年，我以“中国科普政策及其制定”为题申报该项目，获得了立项。虽然课题经费很少，但在该课题的支持下，我们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多次参加“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并培养了一名硕士研究生。该硕士生以“中国科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政策文化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好评。后来，我们在期刊上正式发表了“中国科普政策及科普政策文化初探”的文章。这些工作，对于该研究生进入北京市科学学研究所并在其中谋求发展颇有帮助。近年来，为了吸引和调动研究生从事科普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科普研究后备高级人才，中国科协设立了“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
二、参加中国科协支持的“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论坛）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主办。近年来，我连续不间断地参加了 “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普管理者和实践专家、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进行交流切磋。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背景下召开的2010年研讨会，同时举办了“科普理论国际论坛”，笔者借此机会结识了国际上著名的科技传播普及研究专家如美国的Bruce Lewenstein，英国的Martin Bauer，聆听了他们的报告，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些交流对于我这样待在“象牙塔”的教师增加对中国科普实践的了解，增加对国际科普研究前沿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曾在这些研讨会上，或作大会报告，或主持分组讨论，或作分组报告。2007年我参加在上海浦东召开的第14届研讨会，作大会报告“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内涵及理念新探”；2008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15届研讨会，作大会报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议程设置案例研究”；2009年参加在沈阳召开的第16届研讨会，主持分组讨论并作报告“中国科普政策的类型、体系及历史发展初探”；2010年参加第17届研讨会，作分组报告“低碳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初探”。经过会议学术委员会的遴选，我们参加这些会议的论文均被收入到近年来中国科普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论文集中。
三、中国科协联合清华大学创建“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
作为科技传播中心的一员，我见证了中心的创建历史和跨越性发展。2005年中国科协与清华大学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创建一流”的原则，联合建立了该研究机构。中心定位于“高起点、开放式、国际化”的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机构。中心由中国科协原书记徐善衍教授任理事长，中国科协书记程东红博士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担任副理事长。中心围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实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科学素质纲要》颁布不久，及时地召开“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学术研讨会”全国性会议，并编辑出版《科技传播普及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实践》（曾国屏、刘立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8 ）。中心承担了来自中国科协资助的多个课题，如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关系研究”、“科普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等。中心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如提出了从国家创新系统的高度来认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生活科学”等概念和体系。中心培养了一批科技传播与普及高层次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中心出站博士后4名，在站博士后2名，在读硕博生和已毕业硕博士数十名。
饮水思源，我感谢科协对科普学术研究提供了资助和平台，也期望科协继续并加大支持科普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刘立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如果说柳永的这首《雨霖铃》传达了一种无处倾诉的苦闷的话，那么因为有了科协，科技工作者便永远不会为没有交流的平台和对象而失落。
科协以学会的方式，将很多科技工作者聚集起来共同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科协联合了各个方面，各行各业。仅就我个人而言，我担任动物学会的常务理事，北京市科普协会的常务理事，好像最近我又被选为少儿科普学会的副理事长。科协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有了科协这个平台，我们才有机会把各自所知道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就比如观鸟，一个人观鸟，即便有什么心情都没法表达，而大家在一起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各抒己见，形成最终的共鸣。比如，在科普作协的组织下，作者和出版人顺利见面，保证更好地出书，更好地做科普，我想这也是我最近“约稿不断、甚至稿债累累”出书形势这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科协不仅聚集了各行各业的人，它也将各个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其中我所熟悉的科普、环保只是它的小部分而已。
这五年，我感触最深的便是科协更加重视科普工作，也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事实上，我完全是出于爱好，才闯荡到环保这个领域，所以我经常说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而不是环保专家，尽管之后我为了让自己成为动物科普的一个内行，在东北林业大学函授学习了两年半的野生动物专业。但我对环保、科普的感情是真挚的、迫切的，也是做好科普的关键。因为这份真挚和迫切，科协向我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同时它也以同样的热情接纳着所有热爱科普事业的人，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协被称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原因吧！
我的很多书都是科协资助的，像《鸟兽物语》《鸟语唐诗三百首》《天地狼心》均为北京市科协资助，对于一个科普作家、科普人士来说，解决了资金后顾之忧便是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我们只需要放手去写，放手去讲就可以了，有了科协这棵大树，资金已经不是问题了，只是自己时间和精力的问题。虽然科协资助我出的书是有限的，但科协的资助所激发的我的创作热情是无限的，继《鸟兽物语》《鸟语唐诗三百首》《天地狼心》之后，我又出了一本《兽殇》，这个书名是我最得意的书名，是我坐在飞机上，什么事也不干，冥思苦想，突发灵感，蹦出来的词。记得，我当时特别激动，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给出版社打电话说：“就这个‘兽殇’了，绝对不能改了。”当时听了这个书名，有朋友说：“郭耕，你改行写小说了，还受伤了。”我说：“地球母亲受伤了。”这个书名的妙处就在于它的一语双关，兽是野兽，殇是不该亡而亡，谐音便是地球母亲受伤了。
不仅仅是在科普书的创作上，科协给予我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讲课出差也不例外。上周中国科协刚刚组织我们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七人一行去山西吕梁作科普报告，鲜花和掌声伴随一路，中国科协与地方科协给予了我们莫大的荣誉和礼待。我跟我的朋友开玩笑地说：“有时候人也是夸出来的。”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也是事实，正是有了科协给我们的鼓励和肯定，才让我们这些科普人士乐此不疲。
说到科协对我个人的支持，我觉得科协的领导人特别能推年轻人，我还特别欣慰的是，北京市科协组织很多活动都会通知我，而且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很支持我的工作。记得有一次开会，北京市科协原副主席张开逊点我的名，让我说几句对一件事的看法。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些大师宅心仁厚的推崇，我们才能展露身手、实现价值。
当然，更加可喜的是，纵观这五年，通过自己深入一线进行科普工作，发现整个社会主流舆论及风气，包括领导人的决策等都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作为党的报告，十七大报告已经郑重提出生态文明。相信在全国各地科协的组织带领下，科普之春、科技之光将会越来越春光明媚，熠熠生辉！
□文/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