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民主政治便一直是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之政治追求。时至今日，民主政治在中国尚有待建设，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政治民主。前人未成之事业我们今天何以能成呢?在理论思想上、经验上，“以史为镜”显然是关键的一环。
　　历史上，从1905年的晚清至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在中国的大地上曾有过四次国会选举(1909年清政府推动，建立了咨议局和资政院；1913年中华民国建国后的第一届国会；1918年第二届国会；194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国会)，这几次国会选举从结果上看都是失败的，但却都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几次尝试，考察这些不同时间阶段的民主政治的尝试，或许可以“观察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不能生根发芽”，从而也为今天的民主建设提供经验资源。这其实也正是张朋园先生著述《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以下简称《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凡引此书只注页码)的宗旨所在。
　　国内研究对近代中国与民主的专著，以熊月之先生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和耿云志等著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为代表。与这两部著书不同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并不着眼于民主思想理论在近代中国、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及实践的全面梳理和论述，而是把20世纪上半期的四次国会选举作为对象，通过对这四次选举的经过和结果进行叙述、分析、讨论，观察其中所呈现的民主政治经验与教训。无疑，这种独特的切入，会得出更具体且丰富的结论。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共四章，分别考察四次选举。对于每次选举，张朋园先生都对选举过程，包括选民资格调查、议员定额与人口关系、候选人提名程序、政党及派系组织、竞选及投票、贿选舞弊等，一一叙述、讨论；同时对议员出身背景、成分进行了仔细分析。其材料极为丰富，论述极为仔细。通过对每次选举逐次叙述与讨论，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亦层层显现。
　　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困境。所谓素质一般人又往往理解为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高低固然會影响民主政治，张朋园在书中对此也有描述，如因选民不识字，只好请人代笔写票或弃权。但是，作者在书中更主要的是强调民众政治权利素质的消极、低下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中国“人民对民权一无认识”，“只知纳税为义务，不知参与为权利”，“四次选举，真正投了票的极少。大多数人对选举没有认识，宁愿弃权，无心过问什么是投票，什么是神圣的票。‘冷漠’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第88～89页、213页)作者在书中多次用“冷漠”一词形容民众对选举的态度。
　　不过，与民众的“冷漠”相比，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会发现，各时代的政府、政党集团及“精英”的作为、品质更是大问题。四次选举，各个政府没有进行适当准备，便匆忙进行。以确定选民人数为例：这本是选举制度的第一步，这一步又要建立在全国人口普查基础上；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才进行的，因而，这四次选举，各政府都是在没有完整的人口数据上“草草决定”选民人数的，面对这样的选民调查正如作者所说：不是“敷衍了事”，便是“凭空‘造报’”。(第212页)而在候选人确定、议员选举产生问题上，执政的集团、党派都是直接控制候选人的提名，以至于从咨议局选举始，近代中国选举便有“名为选举，实为官派”一说；在选举中，既贿赂又舞弊，民主政治所需的公正公平竞争原则被完全抛弃。这些都直接摧残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与成长。
　　更让我们唏嘘的是，四次选举，按时间递进，并非进步发展态势，反而是一届不如一届。在选举的运作上，“第一、二两次虽缺少经验，但弊病反不如后来严重、第三、四两次大大走样，弊病百出”。(第217页)在选举的结果上，第一次选出来的议员精英们，从背景上看大都是旧式教育出生，第四次选举出的议员们则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但无论在选举中还是选举后的行为上看，两者的表现却是：在晚清咨议局的选举中，不少地方的竞选者多有谦谦君子之风(第57～58页)，而到了国民党时期，不仅出现了落选者要求当选者退下的笑话，还出现了“绝食抗议”、“抬棺抗议”的闹剧(第193～205页)。
　　由此，张朋园不由得出如此结论：“早期的功名绅士其传统儒家背景并不完全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反倒是新式教育下产生的精英，未必都是民主政治的斗士。”(第215页)他们何止不是民主政治的斗士，根本就是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与这些相比，作者更强调威权主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破坏作用，他认为，无论是北洋的段祺瑞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他们都信奉威权主义，从而破坏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第218～220页)。
　　张朋园先生在书中叙述的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之重重困境，时过境迁，其中有的困境已不存在，有的也并未呈现，但了解昨日之困境与困境之昨日，必为今日之思考、之建设提供经验之资源和参考之对象，这应该是今天有心有志于中国民主的人读此书可以得到的收获吧。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