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我的《论经典》一书作为国家社科文库所选之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十余年思考阅读的结果。在这本三十万字的著作中，我就经典文本的属性和经典的传播与经典的建构，作了全面论述，经典的文本特征，涉及经典的传世性、经典的普适性、经典的权威性、经典的累积性、经典的耐读性，经典的传播与建构，论及政治、媒体、教育与经典建构的关系。这一年，我还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另一本小书《读书之道》，谈论的主要是读书的一般性问题，如读书与人生、读书的境界、少儿阅读、大众阅读等。古人读书，讲博览与约观，前者是言读书之广，后者是言读书之精。如果说《读书之道》谈的是博览，《论经典》论的是约观，写完这两本书，我感到自己的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业可以告一段落了。
　　《论经典》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都引起一定反响。《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评论》等都有书评刊布，而最关注的则是《博览群书》。2015 年，《博览群书》发表张政文先生书评《“经典”的当代价值与本土的话语权》，不久，我就接到刊物主编董山峰先生的电话说：不读经典，是当今读书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倡读经典，必须说清楚为何要读经典，《论经典》一书的出版，从理论上说清楚了这一问题。所以除了此篇文章，刊物还要准备刊发范子烨先生的书评，他希望我自己也寫篇文章，凝聚《论经典》的主要观点，并有针对性地对当今读书遇到的疏离经典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于是写了《这本书会和经典一起“淹没”吗》一文，与范子烨先生的文章《关于人类文学经典的沉思录》一起，刊发在2016 年第2 期。
　　在这篇文章里，我表达了对当今读书现状甚深的忧虑。即大众文化的流行，不仅使文化演变成供人消费的商品，也使读书蜕变为单纯的消遣娱乐，读书表现出快乐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这是一种快乐至上的非理性阅读心理，它追求享乐，放纵官能，止于快感，沉溺于感性的受用。这种阅读，不仅使读者逐渐丧失理解和接受作品内涵的能力，使读者的阅读能力平庸化；而且也使阅读成为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难所，由回避精神产品中有深度的思考内容，延伸到逃避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此种阅读带来的后果就是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疏离经典，并且最终远离经典。而经典则是人类思想智慧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体现，阅读经典不仅使社会得到不断进步，也使读者个人达到自我完善。在文章中，我借用了朱利安·班达评知识分子的话：正是由于有了经典，“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
　　此文发表后，得到了著名文学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的肯定，他托文化部办公厅转来一段话：“在《博览群书》上读到尊作，甚喜。四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呼唤经典，当然讲的是文学。另您引用的朱利安·班达的话，令我雀跃。”王蒙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和领导。我到文化部工作时，王蒙先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有时开会或参加活动时会遇到，他总是鼓励我看淡职务，勿忘专业。虽然话不多，却深感先生是知我者也，因此心存感激。此次，王蒙先生的话，更加深了我著文呼唤读者回到经典的认识。山峰主编看到王蒙先生的信，也很受鼓舞。电话中与我交流：经典不仅是理论的事，更是实践的事，要我在推荐经典阅读上多做些工作。于是有了2016 年我在延庆给公务员开的关于经典阅读的讲座。此后，我在多个省市和高校开过类似的讲座，为了推广经典，还撰写了《经典的魅力》《大众的经典》等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和《中国政协报》。应该说，山峰主编和《博览群书》在弘扬经典上发挥了推动作用。
　　《博览群书》创刊于1985 年，其时的国情正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时，民族素质与人才问题，摆到了突出位置。改革开放需要人才，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力需要思想，需要智力，社会需要凝聚思想与智力的著作，读者需要好书。由胡耀邦题写刊名的《博览群书》应运而生。此刊从发刊伊始，就把砥砺思想、交流思想、促进读书作为宗旨，推荐传统经典、构建新经典，自然成为此刊的重要任务，也逐渐形成刊物的特色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以与《博览群书》结缘。当此《博览群书》发刊四百期之际，我以此小文祝贺她所取得的成绩，并预祝刊物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詹福瑞，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自1994年起，历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河北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2003年调国家图书馆，任常务副馆长、馆长、党委书记。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评审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评审小组成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出版《南朝诗歌思潮》《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论经典》等学术著作，合著《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另有《不求甚解》学术随笔、散文集《俯仰流年》、诗集《岁月深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