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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七朝古都的开封，在北宋年间迎来了光辉的顶点：经济的发达与理学的兴起，市井的繁华与士大夫的尊荣，在在昭示中国社会“近世化”的进程。随着衣冠人物的南迁，开封从帝都贬入凡尘，王气黯收、韶华不再。然而，从中心退居边缘的历史命运，却也使开封有机会从地方视角重新探索中原文明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联系。2011年10月21至25日，由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发起，开封市人民政府、河南大学承办的“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开封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近三十人与会。此次会议承续了北京（2003）、西安（2006）、香港（2010）等历次会议的宗旨，不仅意在重新勾勒开封古城的前世今生，复现其城市精神，而且借此联系文学与现实，深入思考数百年来中原广袤腹地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令开封不仅活在“清明上河”的潋滟光影之中，也活在激流汹涌的当代中国。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伟昉主持会议开幕式。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秦宝强、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分别介绍了会议的缘起和组织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作会议致辞，他提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然而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城市研究较为薄弱，不能与之相应。同时，城市建设和发展对人文学科城市研究的现有成果借鉴也不够。以陈平原、王德威两教授推动的“陈王模式”以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为主题，系统研究城市文化，不仅贡献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搭起了学界和政府互相沟通的平台，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秦宝强对国内外学者与会表示诚挚欢迎，介绍了开封悠久灿烂的城市历史和快速发展的现状，希望通过会议将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探索出一条将发展文化和发展民生有机结合的新路，进一步推动开封的跨越式发展。
围绕会议预定主题，与会代表提交了二十余篇论文，在历史、宗教、文化、文学、语言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对话。
史学大视野下的古都开封，总有说不尽的话题。关爱和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维度，重新审视开封的沧桑命运。他指出，政治、经济、战争使开封两千余年的城市史充满变数。然而，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的城市命运也使古城拥有了坚忍不拔、豪放宽容的城市性格与繁复绚烂、博大精深的文化记忆。植根于斯的河南大学也传承了开封的城市精神，在历史风雨中造就旷达乐观、朴实内敛的校风，它也必将与走向复兴的开封一道，迎来新的明天。程民生（河南大学）从近代城市发展史角度论述了开封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北宋时期开封的城市格局相当开放，商业发达、治安良好，市民阶层开始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新的艺术形式纷纷涌现，市民文艺随之而生。城市的发展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开封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近代城市。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则以明代为重心，以开封（以至河南）的水系，民风和人物为主要线索，并结合自己的开封记忆为参照，探讨开封的历史地理沿革，试图从自然地理、物质生活、民情风俗、政治兴亡多个角度重新书写开封的“地方史”。刘春迎（开封市文物公园局）介绍了开封“城摞城”的历史奇观，进而强调深埋地下的历代城墙，彼此叠加，巍然屹立，既是开封历经磨难的历史见证，也是开封先民们锲而不舍、顽强不屈的精神化身。作为历代的通都大邑，开封城市精神还有着开放、包容的一面。刘百陆（河南大学）系统研究了开封犹太人清真寺，缜密考证了清真寺的名称及其性质，勾勒了历代清真寺的重修和规模变迁，探讨了清真寺的格局、管理等问题，并且指出，清真寺的历史变迁与开封犹太社团的历史命运相互印证、互为始终。不仅如此，开封作为北宋都城，对它的关注必然会延伸到对宋文化的探究。苗书梅、祁琛云（河南大学）考察了宋人的同年观念，认为在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宋代，象征友情的同年关系被视为融友情、亲情于一体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士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对同年关系加以追叙和认同，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士流社会及国家政治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马玉臣（河南大学）则围绕宋代出现的中国历史上首部官吏失入死罪法规，对其立法过程、立法内容、原因及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叙述。
在传统史学之外，受到社会文化史思潮的影响，对开封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奚如谷（Stephen H. Wes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关注的是北宋开封的年节。他通过解读南宋时期描述过年庆典活动的文本如《东京梦华录》、《枫窗小牍》以及十五阙《鹧鸪天·上元词》，指出这些文本表现了作者对开封城中物质享受难以忘怀的欢愉，更重要的是，这也同时传达了身处杭州的异乡客（所谓的“都人”）基于共有的记忆而产生的“想象社群”。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德国维尔兹堡大学）关注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写于南宋的《都城纪胜》与开封之间的关系。她认为《都城纪胜》多处引用了《东京梦华录》，作者灌圃耐得翁不仅将之视为开封描写的主要资料来源，更隐然将开封视为一种尺度，将杭州与开封进行比较。他对杭州的自豪、夸耀和某些嘲讽、讥刺，都与《东京梦华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维德（Wilt L. Idema，哈佛大学）考察了明成化刊本词话中的开封形象。在这些词话中，开封被描述为辉煌与繁荣的伟大都城，这种城市叙述多少带有宋元时代杭州和大都的影响，当然这些描述也可能是基于一些固定的套路模式，但无论如何，它有助于人们重建宋代开封的想象。
与城市相关的视觉文化研究为会议带来更多新鲜的理论气息。李瑞（Ari Daniel Levine，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结合图像、建筑、美术与历史文本，探讨了以大相国寺为中心的视觉感受与文化记忆的建构问题。孟絜予（Jeffrey Moser，浙江大学）从艺术史的角度重新解读《清明上河图》，认为它独具魅力的原因并非其写实性，而是其刺激观者兴趣的视觉细节，这些细节的产生乃是宋代绘画的特点，涵盖了不同的绘画题材。这一视觉特征的出现、演变和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联，因此，人们可以将《清明上河图》视为宋代社会的产物而非仅仅是它的图景再现，从而发现其史料价值。李杨（北京大学）也是从《清明上河图》展开论述，但他却是将之视为内涵复杂的叙事文本。他注意到，上海世博会对《清明上河图》的动态展示，所标识的乃是当代中国对自身世界地位和文化价值的想象，东京汴梁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拼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表现着“历史的未来性”。《清明上河图》的图像与《东京梦华录》的文字互为佐证，展示了北宋东京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意义，它们讲述的城市故事既为人们重写城市史提供了动力，又为人们寻找多元现代性提供了想象力。
开封作为文化符码，不仅沉淀于物质载体，更累积在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化记忆之中，对文学/学术文本中的开封进行钩沉与再现，便是会议的另一大主题。陈平原（北京大学）独具只眼，凭借河南大学教授张长弓学术著作《鼓子曲言》（1948）和河南作家张一弓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2002）相距半个世纪的对话，糅合细密严谨的学术史考索与纹理精微的文本分析，探究古城、大学与战火如何成就张氏父子以声音为中心的“开封书写”。在他看来，开封尽管历经沧桑、繁华落尽，但依然有一批文人学者在精神上不即不离，用自己的专业学养默默守护城市，其中既有保存民族文化的苦心孤诣，也有顽强坚韧的学术追求，更有压在纸背的乡土情怀，而理解这些，都离不开那个模糊而又坚定的古城背影。王德威（哈佛大学）选择以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为背景，反观当代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城市写作，游走古今之间，可谓别有怀抱。他指出，董的叙事策略是由后现代式的“城市考古”进入历史记忆的现场，创作初衷即在呈现城市、历史和虚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董氏以戏拟“梦华体”的方式，悬置汴梁和香港于历史和虚构的两极之间，将城市转化为呈现建构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的舞台，进而抒发自己独特的历史寄托。这种“后遗民”叙事策略将城市与虚构紧密结合，以涌动的欲望和变幻的空间，挑战了历史大叙述，进而重新发明/发现历史。小说家企图走出国族论述的局限，从城市的物质性和发明、表演性思考历史如何被理解的方式，为21世纪“梦华体”开拓了新的可能。作为门生，解志熙（清华大学）对现代文学史家任访秋的论述颇具“同情之理解”。他重点考察了任先生撰写于1930至1940年代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等三部文学史著作，从而指出：在当时河南能够真正预流新思潮、新学术而全力开展中国文学史之研究者，几乎只有任先生。这三部未完成的文学史论著多有值得珍视的历史洞见和文学卓识，而从现代学术发展脉络来看，它们也有不容忽视的现代学术史意义。当然，任著亦有白璧微瑕，但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得与失都是应有和必有之事，而其经验与教训也值得后继者深长思索。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探讨了开封叙述的两种文本传统：国家性与地方性。他认为中国文学关于开封的叙述大致可分为市井开封与帝都开封两个传统，城市隆兴之时，市井传统反而巩固；城市衰落之际，帝都叙述反而更加凸显。梅家玲（台湾大学）以旅美开封女作家孙彤的小说为例，从“女性成长”和“城市小说”两个角度，观照女性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对话与互动。通过细读文本，她提醒人们思考：当代女性成长小说除了借用性别论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阅读可能性？如何把城市特征引入文学阅读，开启女性成长小说新的分析路向？胡晓真（台湾中央研究院）讨论了清代小说《歧路灯》中不同的叙事声音。她指出，小说没有选择宋代国都开封而是以明代省会开封为空间背景，其中颇有深意。小说之中既有“士声”亦有“市声”，不仅有理学说教，也显露着人心之恶。小说虽以描画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闻名，但其意并不在写实而在象征。小说浓墨重彩表现的戏剧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通俗文艺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引导人们思考真与幻、生与死的隐喻。这一隐喻使研究者有可能在社会史和理学视角之外，找到小说新的解读方法。张进德（河南大学）讨论了宋元东京、临安话本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提出这些话本小说不仅翔实、生动地展现了东京与临安的城市风貌、经济生活与地方风俗，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突出成就。
在小说之外，诗词、戏曲乃至音乐之中的开封书写也是不绝如缕。奚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关注的是北宋道学家刘子翚的组诗《汴京纪事》，提出虽然作者归隐田园，但诗中对自然景观的表现十分有限，其重心在于通过对比修辞手法，表现对于亡国的感叹和批判，其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诗人通过女性命运表征王朝兴衰，浸透了诗人的家国之感和士大夫的文化记忆。孙克强（南开大学）从自己擅长的词学研究领域出发，重新解读唐宋词兴盛的原因，着重指出时代精神、城市格局、词体功能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促进了词体文学的发达，此外作者的创作心理亦不可忽视。曾永义（世新大学、台湾大学）依据丰富的史料，细密考证了宋杂剧与唐参军戏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北宋汴京“官本杂剧”正是“合歌舞以代言故事”的戏曲宫廷小戏，应该伴有音乐歌舞而不只是性质滑稽的科白戏。并结合使用北宋墓室雕砖、壁画、棺板线画等田野考古材料，考察北宋汴京杂剧之民间流传状况，指出杂剧和参军戏一样，都是由宫廷官府流入民间，又由民间流入宫廷官府，从而丰富了演出内容。李孝悌（台湾“中央研究院”）梳理了清中叶以降的开封演剧活动，指出除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调之外，其他主要的梆子戏声腔都以开封为中心，而会馆演剧、城市庙会演戏、搭班演出、商业剧场等丰富的戏曲演出形式也为豫剧的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施德玉（中国文化大学）选取开封为个案，试图从一地一剧种为核心，探究戏曲声腔系统的历史演变。她认为豫剧的发展与开封有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开封的茶社、戏班盛极一时，推动了豫剧的发展，“豫东调”、“沙河调”等不同的豫剧唱腔在开封斗艳争胜，彼此影响、互相融合，发展成今天的豫剧，而豫剧在开封发展之后，又流播到其他地区，从而形成更多流派。张大新（河南大学）全面总结了中原文化与民族戏曲的内在关系，指出汴京的勾栏瓦舍使宋杂剧脱颖而出，金元易代之际的民族文化融合助推北曲杂剧实现质的飞跃。从明清到近代，中原地区也始终居于民族戏曲演进发展的前沿，豫剧更在樊粹庭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逐步现代化，发展为全国第一大地方剧种，因此开封乃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戏剧之都”。元鹏飞、任莹（河南大学）注意到现存元杂剧中近半剧目都有河南地名的“河南现象”，并指出根源是因为在宋金元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中州”寄托了民众的黍离之思和家国之痛，最能够引起人们的文化共鸣和社群想象。沈冬（台湾大学）跨越文学史与音乐史的界限，从“中州琴人”的角度探讨北宋欧阳修与琴的关系，试图由欧阳修所代表之北宋琴学延伸到中州琴派，让人们得以观察并理解历史上的中州之琴。她凭借文本，细致梳理了欧阳修涉及琴的文字创作，总结了欧阳修的抚琴经验与观念，指出他“琴以致和”的音乐精神、追摹自然的音乐美学以及知识分子化的琴道观念，再一次宣告琴在文人生活中的合理性，而此种姿态也在后世不断被承袭复制。
如果说文学中的开封记忆多少需要凭借想象复原，那么语言音韵中的开封元素或可通过文献实证加以呈现。平田昌司（日本京都大学）以两宋之交北宋汴洛音移植到南宋之后的变化情形为例，深入考察了口头语音与文化、语言认同以及音韵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南宋儒士通过韵图结构的分析、三代秦汉古音韵例的初步观察，摆脱官韵《礼部韵略》的束缚而根据当时“中原音”调整音系，确立了所谓“中原雅音”，这是构建一个天下正音的尝试，至此中国韵书的编纂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模式：韵书的理学化。政治对音韵学的影响，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北方话地位的上升，与国族问题不无关系，传统的“中原雅音”观念彻底蜕化成国族语言“普通话”。胡全章（河南大学）专注钩沉晚清开封地方白话报刊，发现开封在20世纪初期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中也曾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他着重考察了《河南白话科学报》“地理科”刊载的72篇白话地理游记，认为这些文章兼顾思想性、知识性和文学性，不仅渗透着浓烈的爱国情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不少片段堪称白话美文，具有较高的文体和语体价值，实属晚清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收获，从而证明晚清报刊白话文的历史形态和语言风格具有多种面貌，并非全然俗白无文，白话文作者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文学性的追求。
会议由开封市市长吉炳伟致闭幕辞，陈平原做会议总结发言。吉炳伟对会议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开封正在迎来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专家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把宋文化打造成与西安汉唐文化、北京明清文化三足鼎立的知名文化品牌，把开封建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陈平原代表与会专家，对开封市政府和河南大学的会议组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责任编辑 武新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伟昉主持会议开幕式。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秦宝强、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分别介绍了会议的缘起和组织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作会议致辞，他提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然而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城市研究较为薄弱，不能与之相应。同时，城市建设和发展对人文学科城市研究的现有成果借鉴也不够。以陈平原、王德威两教授推动的“陈王模式”以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为主题，系统研究城市文化，不仅贡献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搭起了学界和政府互相沟通的平台，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秦宝强对国内外学者与会表示诚挚欢迎，介绍了开封悠久灿烂的城市历史和快速发展的现状，希望通过会议将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探索出一条将发展文化和发展民生有机结合的新路，进一步推动开封的跨越式发展。
围绕会议预定主题，与会代表提交了二十余篇论文，在历史、宗教、文化、文学、语言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对话。
史学大视野下的古都开封，总有说不尽的话题。关爱和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维度，重新审视开封的沧桑命运。他指出，政治、经济、战争使开封两千余年的城市史充满变数。然而，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的城市命运也使古城拥有了坚忍不拔、豪放宽容的城市性格与繁复绚烂、博大精深的文化记忆。植根于斯的河南大学也传承了开封的城市精神，在历史风雨中造就旷达乐观、朴实内敛的校风，它也必将与走向复兴的开封一道，迎来新的明天。程民生（河南大学）从近代城市发展史角度论述了开封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北宋时期开封的城市格局相当开放，商业发达、治安良好，市民阶层开始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新的艺术形式纷纷涌现，市民文艺随之而生。城市的发展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开封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近代城市。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则以明代为重心，以开封（以至河南）的水系，民风和人物为主要线索，并结合自己的开封记忆为参照，探讨开封的历史地理沿革，试图从自然地理、物质生活、民情风俗、政治兴亡多个角度重新书写开封的“地方史”。刘春迎（开封市文物公园局）介绍了开封“城摞城”的历史奇观，进而强调深埋地下的历代城墙，彼此叠加，巍然屹立，既是开封历经磨难的历史见证，也是开封先民们锲而不舍、顽强不屈的精神化身。作为历代的通都大邑，开封城市精神还有着开放、包容的一面。刘百陆（河南大学）系统研究了开封犹太人清真寺，缜密考证了清真寺的名称及其性质，勾勒了历代清真寺的重修和规模变迁，探讨了清真寺的格局、管理等问题，并且指出，清真寺的历史变迁与开封犹太社团的历史命运相互印证、互为始终。不仅如此，开封作为北宋都城，对它的关注必然会延伸到对宋文化的探究。苗书梅、祁琛云（河南大学）考察了宋人的同年观念，认为在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宋代，象征友情的同年关系被视为融友情、亲情于一体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士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对同年关系加以追叙和认同，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士流社会及国家政治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马玉臣（河南大学）则围绕宋代出现的中国历史上首部官吏失入死罪法规，对其立法过程、立法内容、原因及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叙述。
在传统史学之外，受到社会文化史思潮的影响，对开封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奚如谷（Stephen H. Wes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关注的是北宋开封的年节。他通过解读南宋时期描述过年庆典活动的文本如《东京梦华录》、《枫窗小牍》以及十五阙《鹧鸪天·上元词》，指出这些文本表现了作者对开封城中物质享受难以忘怀的欢愉，更重要的是，这也同时传达了身处杭州的异乡客（所谓的“都人”）基于共有的记忆而产生的“想象社群”。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德国维尔兹堡大学）关注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写于南宋的《都城纪胜》与开封之间的关系。她认为《都城纪胜》多处引用了《东京梦华录》，作者灌圃耐得翁不仅将之视为开封描写的主要资料来源，更隐然将开封视为一种尺度，将杭州与开封进行比较。他对杭州的自豪、夸耀和某些嘲讽、讥刺，都与《东京梦华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维德（Wilt L. Idema，哈佛大学）考察了明成化刊本词话中的开封形象。在这些词话中，开封被描述为辉煌与繁荣的伟大都城，这种城市叙述多少带有宋元时代杭州和大都的影响，当然这些描述也可能是基于一些固定的套路模式，但无论如何，它有助于人们重建宋代开封的想象。
与城市相关的视觉文化研究为会议带来更多新鲜的理论气息。李瑞（Ari Daniel Levine，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结合图像、建筑、美术与历史文本，探讨了以大相国寺为中心的视觉感受与文化记忆的建构问题。孟絜予（Jeffrey Moser，浙江大学）从艺术史的角度重新解读《清明上河图》，认为它独具魅力的原因并非其写实性，而是其刺激观者兴趣的视觉细节，这些细节的产生乃是宋代绘画的特点，涵盖了不同的绘画题材。这一视觉特征的出现、演变和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联，因此，人们可以将《清明上河图》视为宋代社会的产物而非仅仅是它的图景再现，从而发现其史料价值。李杨（北京大学）也是从《清明上河图》展开论述，但他却是将之视为内涵复杂的叙事文本。他注意到，上海世博会对《清明上河图》的动态展示，所标识的乃是当代中国对自身世界地位和文化价值的想象，东京汴梁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拼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表现着“历史的未来性”。《清明上河图》的图像与《东京梦华录》的文字互为佐证，展示了北宋东京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意义，它们讲述的城市故事既为人们重写城市史提供了动力，又为人们寻找多元现代性提供了想象力。
开封作为文化符码，不仅沉淀于物质载体，更累积在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化记忆之中，对文学/学术文本中的开封进行钩沉与再现，便是会议的另一大主题。陈平原（北京大学）独具只眼，凭借河南大学教授张长弓学术著作《鼓子曲言》（1948）和河南作家张一弓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2002）相距半个世纪的对话，糅合细密严谨的学术史考索与纹理精微的文本分析，探究古城、大学与战火如何成就张氏父子以声音为中心的“开封书写”。在他看来，开封尽管历经沧桑、繁华落尽，但依然有一批文人学者在精神上不即不离，用自己的专业学养默默守护城市，其中既有保存民族文化的苦心孤诣，也有顽强坚韧的学术追求，更有压在纸背的乡土情怀，而理解这些，都离不开那个模糊而又坚定的古城背影。王德威（哈佛大学）选择以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为背景，反观当代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城市写作，游走古今之间，可谓别有怀抱。他指出，董的叙事策略是由后现代式的“城市考古”进入历史记忆的现场，创作初衷即在呈现城市、历史和虚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董氏以戏拟“梦华体”的方式，悬置汴梁和香港于历史和虚构的两极之间，将城市转化为呈现建构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的舞台，进而抒发自己独特的历史寄托。这种“后遗民”叙事策略将城市与虚构紧密结合，以涌动的欲望和变幻的空间，挑战了历史大叙述，进而重新发明/发现历史。小说家企图走出国族论述的局限，从城市的物质性和发明、表演性思考历史如何被理解的方式，为21世纪“梦华体”开拓了新的可能。作为门生，解志熙（清华大学）对现代文学史家任访秋的论述颇具“同情之理解”。他重点考察了任先生撰写于1930至1940年代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等三部文学史著作，从而指出：在当时河南能够真正预流新思潮、新学术而全力开展中国文学史之研究者，几乎只有任先生。这三部未完成的文学史论著多有值得珍视的历史洞见和文学卓识，而从现代学术发展脉络来看，它们也有不容忽视的现代学术史意义。当然，任著亦有白璧微瑕，但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得与失都是应有和必有之事，而其经验与教训也值得后继者深长思索。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探讨了开封叙述的两种文本传统：国家性与地方性。他认为中国文学关于开封的叙述大致可分为市井开封与帝都开封两个传统，城市隆兴之时，市井传统反而巩固；城市衰落之际，帝都叙述反而更加凸显。梅家玲（台湾大学）以旅美开封女作家孙彤的小说为例，从“女性成长”和“城市小说”两个角度，观照女性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对话与互动。通过细读文本，她提醒人们思考：当代女性成长小说除了借用性别论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阅读可能性？如何把城市特征引入文学阅读，开启女性成长小说新的分析路向？胡晓真（台湾中央研究院）讨论了清代小说《歧路灯》中不同的叙事声音。她指出，小说没有选择宋代国都开封而是以明代省会开封为空间背景，其中颇有深意。小说之中既有“士声”亦有“市声”，不仅有理学说教，也显露着人心之恶。小说虽以描画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闻名，但其意并不在写实而在象征。小说浓墨重彩表现的戏剧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通俗文艺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引导人们思考真与幻、生与死的隐喻。这一隐喻使研究者有可能在社会史和理学视角之外，找到小说新的解读方法。张进德（河南大学）讨论了宋元东京、临安话本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提出这些话本小说不仅翔实、生动地展现了东京与临安的城市风貌、经济生活与地方风俗，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突出成就。
在小说之外，诗词、戏曲乃至音乐之中的开封书写也是不绝如缕。奚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关注的是北宋道学家刘子翚的组诗《汴京纪事》，提出虽然作者归隐田园，但诗中对自然景观的表现十分有限，其重心在于通过对比修辞手法，表现对于亡国的感叹和批判，其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诗人通过女性命运表征王朝兴衰，浸透了诗人的家国之感和士大夫的文化记忆。孙克强（南开大学）从自己擅长的词学研究领域出发，重新解读唐宋词兴盛的原因，着重指出时代精神、城市格局、词体功能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促进了词体文学的发达，此外作者的创作心理亦不可忽视。曾永义（世新大学、台湾大学）依据丰富的史料，细密考证了宋杂剧与唐参军戏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北宋汴京“官本杂剧”正是“合歌舞以代言故事”的戏曲宫廷小戏，应该伴有音乐歌舞而不只是性质滑稽的科白戏。并结合使用北宋墓室雕砖、壁画、棺板线画等田野考古材料，考察北宋汴京杂剧之民间流传状况，指出杂剧和参军戏一样，都是由宫廷官府流入民间，又由民间流入宫廷官府，从而丰富了演出内容。李孝悌（台湾“中央研究院”）梳理了清中叶以降的开封演剧活动，指出除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调之外，其他主要的梆子戏声腔都以开封为中心，而会馆演剧、城市庙会演戏、搭班演出、商业剧场等丰富的戏曲演出形式也为豫剧的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施德玉（中国文化大学）选取开封为个案，试图从一地一剧种为核心，探究戏曲声腔系统的历史演变。她认为豫剧的发展与开封有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开封的茶社、戏班盛极一时，推动了豫剧的发展，“豫东调”、“沙河调”等不同的豫剧唱腔在开封斗艳争胜，彼此影响、互相融合，发展成今天的豫剧，而豫剧在开封发展之后，又流播到其他地区，从而形成更多流派。张大新（河南大学）全面总结了中原文化与民族戏曲的内在关系，指出汴京的勾栏瓦舍使宋杂剧脱颖而出，金元易代之际的民族文化融合助推北曲杂剧实现质的飞跃。从明清到近代，中原地区也始终居于民族戏曲演进发展的前沿，豫剧更在樊粹庭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逐步现代化，发展为全国第一大地方剧种，因此开封乃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戏剧之都”。元鹏飞、任莹（河南大学）注意到现存元杂剧中近半剧目都有河南地名的“河南现象”，并指出根源是因为在宋金元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中州”寄托了民众的黍离之思和家国之痛，最能够引起人们的文化共鸣和社群想象。沈冬（台湾大学）跨越文学史与音乐史的界限，从“中州琴人”的角度探讨北宋欧阳修与琴的关系，试图由欧阳修所代表之北宋琴学延伸到中州琴派，让人们得以观察并理解历史上的中州之琴。她凭借文本，细致梳理了欧阳修涉及琴的文字创作，总结了欧阳修的抚琴经验与观念，指出他“琴以致和”的音乐精神、追摹自然的音乐美学以及知识分子化的琴道观念，再一次宣告琴在文人生活中的合理性，而此种姿态也在后世不断被承袭复制。
如果说文学中的开封记忆多少需要凭借想象复原，那么语言音韵中的开封元素或可通过文献实证加以呈现。平田昌司（日本京都大学）以两宋之交北宋汴洛音移植到南宋之后的变化情形为例，深入考察了口头语音与文化、语言认同以及音韵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南宋儒士通过韵图结构的分析、三代秦汉古音韵例的初步观察，摆脱官韵《礼部韵略》的束缚而根据当时“中原音”调整音系，确立了所谓“中原雅音”，这是构建一个天下正音的尝试，至此中国韵书的编纂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模式：韵书的理学化。政治对音韵学的影响，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北方话地位的上升，与国族问题不无关系，传统的“中原雅音”观念彻底蜕化成国族语言“普通话”。胡全章（河南大学）专注钩沉晚清开封地方白话报刊，发现开封在20世纪初期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中也曾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他着重考察了《河南白话科学报》“地理科”刊载的72篇白话地理游记，认为这些文章兼顾思想性、知识性和文学性，不仅渗透着浓烈的爱国情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不少片段堪称白话美文，具有较高的文体和语体价值，实属晚清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收获，从而证明晚清报刊白话文的历史形态和语言风格具有多种面貌，并非全然俗白无文，白话文作者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文学性的追求。
会议由开封市市长吉炳伟致闭幕辞，陈平原做会议总结发言。吉炳伟对会议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开封正在迎来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专家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把宋文化打造成与西安汉唐文化、北京明清文化三足鼎立的知名文化品牌，把开封建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陈平原代表与会专家，对开封市政府和河南大学的会议组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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