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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潮 西 编辑
华人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新儒学大师杜维明先生作为长江商学院的特聘教授，在中国企业CE0课程中特别开设了人文课程。在中国管理教育中的这一创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先生的课引起了绝大多数学员的共鸣。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多年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将目光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性问题上。
张文中(前任物美商业董事长)：我讲两点。第一，197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现代化，穷得很，但也面临着污染等问题，却没有财政力量去治理。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理念也在调整，提出来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应该和经济进步到一定阶段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贫富差别问题，现在讨论得很多，国内外都很关注。那么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指标来看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看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过去20多年里有非常明显的减少，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通过评估也认为中国解决贫困是最有效的。而中国前一百个富人的财富，不要说跟美国比，就是俄罗斯和印度我们也比不了。现在大家一说贫富差距问题就讲基尼系数，实际上我觉得研究得还很不够，可能有一些误导。
傅成玉(中海油总经理)：中国贫富差距在拉大，表面现象也是对的，但这种拉大是在整体经济往上走的前提下，显得差距大了。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并不是富人多了把差距拉大了，而是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比原来少了，给普通大众的感觉就不如原来了。比如说医疗费用、教育、住房等，过去比现在穷得多，但那时候较低水平的社会公共产品能给大家一个保障。所以这两种现象叠在一起以后给人们一个误会，就是中国的一小撮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实际情况是很多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但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穷人都变富。
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收入差距拉大我是这么看。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乞丐，一个在吃肉，这种差距往往伴随着社会满意度降低。另外一种是，我们在吃肉，邻居在吃鲍鱼，这种差距一般不会伴随社会满意度降低。以前存在贫富差距，但没有大众媒体，就算一个吃肉，一个要饭，隔着一个山头呢，也没事。现在吃肉的跟要饭的本来是存在的，虽然实际上要饭的在减少，但大众媒体很发达，经过渲染后社会满意度就大大降低了。
孙强(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我觉得有些不满意程度其实不见得是坏事。不满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看到别人过得好，另一个是社会信息进步了。改革开放以后看到美国，全国人民就觉得差了，尤其是有人出国了，留学了，然后要往前走。其实美国社会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关键不是说社会上有不满意好不好，而是不满意该怎么办，那就是看到别人好自己会发奋图强，去创新。我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满意就绝对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了。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日本，就是大家太满意了，终身有就业机会，所以整个国家的创新就很少，创业也很少。在中国现在有些不满意，前面有榜样，反而创新、创业的层出不穷，这样国家才会有进步。
王玉锁(新奥燃气董事长)：现在大家都在谈人文、管理问题，我觉得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宏观层面上，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文明很不发达，精神文明在实际上也讲空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空间，让我们创造物质文明，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在还原人的一些本性，就忘了一些文明的东西。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能够回归的。要是十年前来讲社会责任这些，可能我真的听不进去，而现在就开始有了这种意识。
微观层面上，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做生意主要依靠机遇性的发展模式和资源性的发展模式，都用不着太多的管理。现在体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抓管理，那么所有的管理者都要重视一种精神，因为他没有精神就没法凝聚大家，这样所谓企业文化就演变出来了。企业文化来源于社会的主流，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会带动人们文明的或者说是人文的东西提升。
我有一点想法，未必正确。我觉得这个世纪真的可能是属于中国的。我就是把东西方两种文化进行了简单的一些比较，可能西方文化特别讲程序或者数字化的方面，而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方面会慢慢淡化，可能从数字化到模拟化。大家可能很容易讲到是从模拟到数字，但实际上在物质层面上数字很重要，但精神层面上反而模拟化更重要，恰恰这种所谓模拟化的思维是中国人的强项。
冯仑：如果从绝对上讲，美国的财富差距肯定比中国大。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诸如“仇富”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规则的制定是大家参与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规则的制定，你对结果就容易接受。而现在中国还不是这样。第二，自由的选择非常重要，可以提高满意度。当公平和不公平来自于你自由选择的时候，也不会出现特别不满意的情况。第三，就是宗教伦理。美国普遍在宗教上会有敬畏心理，有财富的人都比较内敛，而我们往往不是这样，有了钱就很张扬，还胆大妄为，这样的话社会上就会对富人不尊敬。
张秀君(铜锣湾集团总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老百姓就特别关心，包括2006年两会上提得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那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去关注到这一块?现在很多人都提到要关注印度的发展，为什么要重视?印度很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育，这是其现在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教育问题上应该尤其关注农村教育、义务教育，这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跟其他国家竞争发展的问题。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对于贫富差距问题，人文建设等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其实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来说，和站在政府、政治家的角度来说，这个回答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我们中国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能够稳定，现在提出来和谐社会也好，科学发展也好，我觉得我们中国创造的成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从事物经济发展规律来讲，没有企业家去创造价值，我想毫无意义，社会发展不了，也和谐不了。很多事情都是辩证的。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建设一个让老百姓都觉得很好的社会，就是满意度很高，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从深层次来思考。
华人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新儒学大师杜维明先生作为长江商学院的特聘教授，在中国企业CE0课程中特别开设了人文课程。在中国管理教育中的这一创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先生的课引起了绝大多数学员的共鸣。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多年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将目光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性问题上。
张文中(前任物美商业董事长)：我讲两点。第一，197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现代化，穷得很，但也面临着污染等问题，却没有财政力量去治理。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理念也在调整，提出来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应该和经济进步到一定阶段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贫富差别问题，现在讨论得很多，国内外都很关注。那么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指标来看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看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过去20多年里有非常明显的减少，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通过评估也认为中国解决贫困是最有效的。而中国前一百个富人的财富，不要说跟美国比，就是俄罗斯和印度我们也比不了。现在大家一说贫富差距问题就讲基尼系数，实际上我觉得研究得还很不够，可能有一些误导。
傅成玉(中海油总经理)：中国贫富差距在拉大，表面现象也是对的，但这种拉大是在整体经济往上走的前提下，显得差距大了。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并不是富人多了把差距拉大了，而是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比原来少了，给普通大众的感觉就不如原来了。比如说医疗费用、教育、住房等，过去比现在穷得多，但那时候较低水平的社会公共产品能给大家一个保障。所以这两种现象叠在一起以后给人们一个误会，就是中国的一小撮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实际情况是很多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但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穷人都变富。
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收入差距拉大我是这么看。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乞丐，一个在吃肉，这种差距往往伴随着社会满意度降低。另外一种是，我们在吃肉，邻居在吃鲍鱼，这种差距一般不会伴随社会满意度降低。以前存在贫富差距，但没有大众媒体，就算一个吃肉，一个要饭，隔着一个山头呢，也没事。现在吃肉的跟要饭的本来是存在的，虽然实际上要饭的在减少，但大众媒体很发达，经过渲染后社会满意度就大大降低了。
孙强(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我觉得有些不满意程度其实不见得是坏事。不满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看到别人过得好，另一个是社会信息进步了。改革开放以后看到美国，全国人民就觉得差了，尤其是有人出国了，留学了，然后要往前走。其实美国社会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关键不是说社会上有不满意好不好，而是不满意该怎么办，那就是看到别人好自己会发奋图强，去创新。我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满意就绝对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了。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日本，就是大家太满意了，终身有就业机会，所以整个国家的创新就很少，创业也很少。在中国现在有些不满意，前面有榜样，反而创新、创业的层出不穷，这样国家才会有进步。
王玉锁(新奥燃气董事长)：现在大家都在谈人文、管理问题，我觉得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宏观层面上，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文明很不发达，精神文明在实际上也讲空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空间，让我们创造物质文明，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在还原人的一些本性，就忘了一些文明的东西。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能够回归的。要是十年前来讲社会责任这些，可能我真的听不进去，而现在就开始有了这种意识。
微观层面上，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做生意主要依靠机遇性的发展模式和资源性的发展模式，都用不着太多的管理。现在体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抓管理，那么所有的管理者都要重视一种精神，因为他没有精神就没法凝聚大家，这样所谓企业文化就演变出来了。企业文化来源于社会的主流，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会带动人们文明的或者说是人文的东西提升。
我有一点想法，未必正确。我觉得这个世纪真的可能是属于中国的。我就是把东西方两种文化进行了简单的一些比较，可能西方文化特别讲程序或者数字化的方面，而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方面会慢慢淡化，可能从数字化到模拟化。大家可能很容易讲到是从模拟到数字，但实际上在物质层面上数字很重要，但精神层面上反而模拟化更重要，恰恰这种所谓模拟化的思维是中国人的强项。
冯仑：如果从绝对上讲，美国的财富差距肯定比中国大。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诸如“仇富”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规则的制定是大家参与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规则的制定，你对结果就容易接受。而现在中国还不是这样。第二，自由的选择非常重要，可以提高满意度。当公平和不公平来自于你自由选择的时候，也不会出现特别不满意的情况。第三，就是宗教伦理。美国普遍在宗教上会有敬畏心理，有财富的人都比较内敛，而我们往往不是这样，有了钱就很张扬，还胆大妄为，这样的话社会上就会对富人不尊敬。
张秀君(铜锣湾集团总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老百姓就特别关心，包括2006年两会上提得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那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去关注到这一块?现在很多人都提到要关注印度的发展，为什么要重视?印度很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育，这是其现在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教育问题上应该尤其关注农村教育、义务教育，这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跟其他国家竞争发展的问题。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对于贫富差距问题，人文建设等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其实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来说，和站在政府、政治家的角度来说，这个回答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我们中国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能够稳定，现在提出来和谐社会也好，科学发展也好，我觉得我们中国创造的成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从事物经济发展规律来讲，没有企业家去创造价值，我想毫无意义，社会发展不了，也和谐不了。很多事情都是辩证的。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建设一个让老百姓都觉得很好的社会，就是满意度很高，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从深层次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