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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锦雄在上海的讲座，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尚未承认同性婚姻判决的春末夏初时节。在那个名为“上海青艾”的NGO组织的会场上，满满一屋子年轻的面孔。空调温度有点高，演讲者松了松polo衫的第二个扣子，当时，他刚欢欢喜喜讲完了自己的一部分故事。
1990 年代，因腹泻和肺炎入医院，香港人张锦雄被检出HIV阳性，反映自身免疫力的白血球CD4指数只有8，正常人的CD4在500-1200左右。通过鸡尾酒疗法，如今他的CD4恢复到了400-800之间，达到了正常水平——然后，像个科学家一样，他很谨慎地说，“500-1200的正常值也许只是西方人、中国普通人的数据，也许不会有那么高，我相熟的疾控部门的几个医生有一次也测了一下CD4，几个医生都大概只有两三百。”一屋子人都笑了，男的、女的、直的、弯的，同性恋与异性恋。
40岁，感染HIV已有20年，走在大街上，张锦雄看上去也不过是长相略老成些的青年，眼睛里有神采，面孔便不显沧桑。他的讲座在同性社区中最受欢迎的部分，不是关于他和艾滋共生20年的故事，而是更具指导价值的“情感关系”的处理、同性间的爱情与婚姻。这些涉及到他的另一个身份：彩虹中国的创办人，一个经验丰富的社工、同性情感咨询师。
“水瓶座，耐心，文静，情感比较丰富”，张锦雄认为，这是朋友或电话那端的陌生人愿意向他倾诉自己感情困惑的原因。1997年，从医院出来，他开始在艾滋机构做义工。到1999年，他开始用手机接听各种热线。通常电话那头的问题是：“怀疑自己是同性恋怎么办？”“男朋友要和我分手怎么办？”“怀疑朋友在外‘偷吃’怎么办？”这位当时并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人会“用我的经验加上我的判断来给你意见”，后来发现，更好的方式是帮对方做分析，让对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比单向地给对方一个意见要好很多。
“在大陆，这类的工作大概会被叫作‘知心哥哥’，他们叫你什么？”
“没有这种称呼，就叫Ken仔啦。”Ken仔认为，这段经历，让自己的收获比付出更大，“如果够用心，就等于你不用经历很多就能明白很多……”后来，他们还成立了网络电台，每周一小时，请愿意讲自己故事的同性恋朋友来到录音室——“不用露脸，用一个英文名，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讲述自己的故事。”再后来，节目中12个同性恋者的心路历程集成了一本书，叫《情长同志》。
“是因为香港社会的开放，才得能做这些事情吧？”
“这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了。”他说，像欧美国家，有些“圣经地带”也非常保守，“两个男生被别人怀疑是一对，他们就会被殴打、被欺凌，甚至被枪杀。”而香港，从公众认识方面，也许是开明的，从法律方面，却并不是。即使在大陆已经把“流氓法”废除了的今天，香港仍保留英国殖民时候的“肛交法”。
2006年以后，Ken仔开始常到内地来，了解到内地许多他所不能理解的故事。这里的人告诉他，“内地不是香港啦”，这里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里农村的观念很保守，而有些人是公务员，“他们不能出柜啦。”通常，他在大陆的讲座结束，会有听众上来希望他帮忙分析自己的故事，提供指导意见，或是“社工先沟通好，我刚好在当地，就约时间谈。”通过这些方式，他听到了许多震撼至今的故事。
在重庆，一位父亲问他，儿子要向他出柜，然后，这位也是同性恋的父亲对儿子说：“你一定要像我一样，我都要结婚生子，所以你也要。”——故事到此为止，父亲有没有向儿子出过柜，我们都不知道，但一个同性恋的父亲反对儿子去找寻自己的幸福，这是确定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成都，一个大学里的年轻人告诉张锦雄，自己很后悔向父母出柜。“他出柜之后，他的妈妈告诉他，‘我也是拉拉，但为了家里要传宗接代，我也结婚生子了，你就这么任性，要做自己吗？’”那男孩很后悔，如果不出柜，他就不知道妈妈这个秘密，父母的婚姻原来是不美满的。其次，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应不应该劝妈妈去跟爸爸离婚，找个女朋友过？
张锦雄（右）和男友Tommy 图/玛莎 
主持人蔡康永最近在节目里谈到出柜，表示“我们不是妖怪”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甚至有同妻也会咨询他，那同样是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当时我在成都，那是个从北京到成都准备做人流的孕妇，她结婚一年后，怀孕3个多月，发现老公在约会男生，确定老公是Gay。那是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学业成绩好，事业也优秀，所以，前面一直很挑男朋友，挑到快30岁了，周边的亲友都急得不行了，就在此时，一个中间人介绍了现在的老公给她，很帅气，卫生习惯很好，每天还会去健身，虽然赚钱没她多，但也不错了。不到3个月，俩人开始谈婚论嫁，很快就结婚了。现在，她发现老公是个同性恋，她很清楚同性恋是没法改变的，不像有些女人想着，我把孩子生下来，这个男人会感动的，他只要道歉，不在外面再找男人就可以了。她下定了决心，离婚，她又不想让孩子生下来在一个单亲家庭，于是要把孩子打掉。”
“当时，她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老公目前仍然没有孩子，媒人会继续给老公介绍女孩——她问我：‘我要不要去拆穿他？’”沉吟了一下，张锦雄表示，这真是个好难回答的问题，最终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不要明说，用暗示的方法让“那个人”猜到，或者可以去告诉你老公，“如果继续这么做，我就揭穿你。”
他甚至建议，那位妻子可以帮助她老公出柜，毕竟她曾经爱过他，帮助他加强自我认同，在父母面前坦白，也让父母了解和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知道他们这段婚姻结束的原因。“很多同志机构、社工，甚至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帮助她来做这件事。”
在大陆，张锦雄最看不懂的几个词还包括形婚。“当我和台湾朋友谈到同妻、谈到形婚时，大家都觉得很陌生，在台湾香港都没有这个概念。偶尔也会有一个男同跟拉拉去形婚，但那是非常少的个人行为，没有看到过像大陆这样，专门搞网站、搞派对、搞手机软件来帮助大家来形婚。”
他担忧，这种事情法律上完全没有保障，“像男同女同形婚，摆酒，婚纱照，谁来出钱？收到的礼金，怎么算？如果有孩子，算谁的？最好的情况，他们真的就维持这两对形婚一直到了最后，男同的一方去世时，谁守在床前，不是他的男朋友，而是他名义上的妻子……这样演一辈子的戏，难道比出柜更容易？”
“出柜为什么难，外界压力是主因，还是自我认知？”
呷一口泡着柠檬片的冰水，他回答：“以我的经验，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你的心认为自己是怎么样，你便怎样。”
“如果父母肯定接受不了，而你自己又强调，你可以接受自己，只是父母不能接受，那么，你如何证明你可以接受自己呢？你都不敢站出来向大家宣布……这种情况，我通常会建议他们试着跟一两个好友——那种你觉得会继续交往一直到老的好朋友出柜。甚至，你可以跟男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没有人看到，你们就可以在街上牵着手，去酒店，要一个大床房——如果这些都做不到，也许，即使有一天中国允许同性婚姻了，对你也没用。”
他抛出一个结论：“同志关系中，关键的一点是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你敢不敢出柜。”比如一对伴侣吵架了，过来找我，说男朋友不理我，我们的关系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再过5年你们会怎么样？大多数来找我的同性情侣都回答不了，或者回答不好。他们中的多数，去找男朋友是因为觉得孤单，觉得家里没有人可以谈这个问题，找到这个男朋友之后，因为过于依赖对方，就给对方造成压力。”
“所以很多人找我，谈到跟伴侣吵架、矛盾等等，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上。这种情况，就算现在没有吵架，早晚也会分手的，因为自我认同这一关过不了，你要另一个人来拯救你，可他拯救不了你，你们早晚还是会各自去结婚、形婚。所以，要达到良好的自我认同，做好充分准备去出柜，方向选好，你才可以去投入这段感情，如果没有出柜，这段感情，你越投入，伤害就会越大，你会不敢投入，如果两个人都不敢投入，肯定磨合不好，当然会出问题。”
“就像今天你去逛超市，钱包里却没钱，你还看什么呢？你看上的东西，自己根本就没资格买。放在同性伴侣中，你都没打算出柜，没打算做自己，谈什么恋爱？有结果吗？”他说，“我知道大陆有那种已婚男找已婚男的情况，但我实在是不赞同，又想要身份地位，又想要传宗接代，还想追求真爱，我觉得不大可能。我没有见过两个人一辈子不出柜，却可以一辈子在一起的。不出柜是不可能找到一辈子的爱情的。”
勇敢的人才配得到美好的生活，这是他一直在着力表达的，也许，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例子。
这是个家里最大的男孩，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而今，其他兄弟姐妹已经各自成家搬出去了，张锦雄和男友与父母一起住。男友是HIV阴性，不恐艾，已出柜，又没有太多物质方面的追求，可以接受他“奇葩”的价值观——“每个都很难，尤其最后一项。我查出HIV后，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可能还会想着赚很多的钱，买房，或者出去旅游，经历了这件事情后，我觉得帮助别人，能为同性的群体做一些事情可能更重要，收入什么的，就不那么重要了，过简单生活就好了。”至今，他们一家四口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里，不错的地段，25层，空气很好。
每年，他会带男友参加小学同学的聚会——“我们1987年小学毕业，班里一共45位小朋友，现在已经找回了23个，至今仍在聚会。这都是慢慢找回来的，每次聚会都有新人，每次我都要重新出柜，别人问：‘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回答：‘我在做同志组织啦。’‘你有老婆没有？’‘我有男朋友啦。’我的23个小学同学中，也有个拉拉，每次聚会，我带男朋友，她带女朋友呀。”
2003年，他还去参选议员，最终以五百多票对七百多票败于竞争对手。“当时过于自我，不穿西装，一个polo衫就上去，也没有找什么名人来‘加持’，完全不打传统牌。如果不那么‘顽劣’，说不定就赢了。不过参选时，我是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我是香港第一个出柜后参选的人，发出了声音，报纸上有很多报道，也促使大家思考，同性恋能不能去当议员？激起大家的讨论也不错。”今天，香港已经有了第一个当选的同性恋议员陈志全。
人物周刊：能够这样精彩地活着，是因为你生活在香港，而香港比较开放？
张锦雄：我并不是很喜欢有些人听完我的故事说，香港才可以，你家里开明，你是幸运的。我也是有付出的，我要装备自己，如果有人不接受，歧视，我就告诉自己，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要有足够的自我认同，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当成是自己的问题。我也是要冒险的，但风险大，回报也大。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就好像是说，只靠幸运，什么都不做，就能遇到这么好的朋友，就会遇到可以接受你 HIV阳性身份的爱人，就会遇到通情达理的父母，但不站出来跟父母说，你怎么知道父母会不会接受你？
我特别想举的一个例子，马来西亚的同性恋作家欧阳文风。他是马来西亚惟一一个公开出柜的公众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妹妹跟妹夫还是教会牧师。结婚6年左右，他决定向自己的太太出柜，他前妻读的是心理学，很能理解。两三年后，他们确定离婚。当时他的母亲六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胃溃疡，他还是决定打电话告诉她。电话里，他就说了一句话：“妈，长途电话，我不多说了，就是告诉你，我要离婚，我是同性恋，我的书下个礼拜就会出版了，你到时看我的书就知道了。”一个礼拜后，他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告诉他，那天晚上是自己这些年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
在穆斯林国家，一个同性恋可以这样站出来，写文章，出书。前几年，他和男友在纽约登记结婚，还回到马来西亚摆酒。回国时，有保守的宗教人士去举报，希望政府不要让“那个人”入境，最终，当地有260个人去喝他和男朋友的喜酒。需要补充一句，欧阳文风那本书，序是前妻帮他写的。 同志经常在一个迷宫里走不出来。我的角色大概就是代他们站高一些，从高空来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在社会方面、法律方面，我们多数时候都是在一个边缘的角落，同志的社区通常都是什么，浴池呀，酒吧呀，网站呀，QQ群，还有手机交友网站……多数时候，我们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目前看来，这样也不错，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你能够一辈子都不走出来吗？
我常常跟内地一些朋友讲到，欧美国家通过了同性婚姻时，有很多花白头发同性伴侣去领证，他们最开始在一起时，是在三四十年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三四十年前的欧美是什么样的，不比我们现在好多少。不用太多，15年前，全球没有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那些伴侣们，不需要通过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也已经在一起一辈子了。反过来，在中国，如果明天就允许同性婚姻了，不用你去争取，不用你去抛头露面，什么都不用，如果你过不了自己那一关，这种允许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愿望？
张锦雄：自检出HIV感染后，已经过了20年，我希望能过更精彩、更开心、更有意义的20年，20年就够了，不要太老……我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走遍中国大地，内地和台湾还有不少地方没去过。另外，我希望在跟男朋友10周年的时候可以去领证，香港或台湾可以领证的话，就在这里领，如果不行，我们会去加拿大或美国，找当地的同志教堂，做一场真正的婚礼。我们会回来摆酒，可能会在全国巡回摆，到时所有收到的红包，扣除成本，剩余部分都会留下来做公益。我也希望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能收到很多祝福，希望当地的伴侣也会告诉我们，他们也会一起来（结婚）。
人物周刊：这样的婚礼，教堂会接受吗？
张锦雄：并不是所有基督教教派都反对同性恋，这就像，如今基督教里会有少数的一些教派，可以让女人做牧师——《圣经》里说过，女人是不可以讲道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同。在中世纪，女人是男人的财产，现在女人也可以上大学，可以读神学。我们读经文背后的精义。全球大概有三百多间可以举行同志婚礼的教堂，大概有一千多位已出柜的同志牧师。像同性恋这个词，homosexual，出现了只有不到一百年，不可能有2000年前的人在反对这个东西，他们当时压根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你去翻《圣经》的经文，那些提到反对同性恋的，只是在讲侵犯别人，或者侵犯幼童。另外，他们反对的是某些邪教，比如当时有些邪教，男性会跟同性的祭祀在祭拜时当众性交，才能完成仪式，这些才是《圣经》要反对的，跟现在同性恋正常去相恋结婚，是不同的。
1990 年代，因腹泻和肺炎入医院，香港人张锦雄被检出HIV阳性，反映自身免疫力的白血球CD4指数只有8，正常人的CD4在500-1200左右。通过鸡尾酒疗法，如今他的CD4恢复到了400-800之间，达到了正常水平——然后，像个科学家一样，他很谨慎地说，“500-1200的正常值也许只是西方人、中国普通人的数据，也许不会有那么高，我相熟的疾控部门的几个医生有一次也测了一下CD4，几个医生都大概只有两三百。”一屋子人都笑了，男的、女的、直的、弯的，同性恋与异性恋。
40岁，感染HIV已有20年，走在大街上，张锦雄看上去也不过是长相略老成些的青年，眼睛里有神采，面孔便不显沧桑。他的讲座在同性社区中最受欢迎的部分，不是关于他和艾滋共生20年的故事，而是更具指导价值的“情感关系”的处理、同性间的爱情与婚姻。这些涉及到他的另一个身份：彩虹中国的创办人，一个经验丰富的社工、同性情感咨询师。
倾听同志的故事
“水瓶座，耐心，文静，情感比较丰富”，张锦雄认为，这是朋友或电话那端的陌生人愿意向他倾诉自己感情困惑的原因。1997年，从医院出来，他开始在艾滋机构做义工。到1999年，他开始用手机接听各种热线。通常电话那头的问题是：“怀疑自己是同性恋怎么办？”“男朋友要和我分手怎么办？”“怀疑朋友在外‘偷吃’怎么办？”这位当时并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人会“用我的经验加上我的判断来给你意见”，后来发现，更好的方式是帮对方做分析，让对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比单向地给对方一个意见要好很多。
“在大陆，这类的工作大概会被叫作‘知心哥哥’，他们叫你什么？”
“没有这种称呼，就叫Ken仔啦。”Ken仔认为，这段经历，让自己的收获比付出更大，“如果够用心，就等于你不用经历很多就能明白很多……”后来，他们还成立了网络电台，每周一小时，请愿意讲自己故事的同性恋朋友来到录音室——“不用露脸，用一个英文名，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讲述自己的故事。”再后来，节目中12个同性恋者的心路历程集成了一本书，叫《情长同志》。
“是因为香港社会的开放，才得能做这些事情吧？”
“这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了。”他说，像欧美国家，有些“圣经地带”也非常保守，“两个男生被别人怀疑是一对，他们就会被殴打、被欺凌，甚至被枪杀。”而香港，从公众认识方面，也许是开明的，从法律方面，却并不是。即使在大陆已经把“流氓法”废除了的今天，香港仍保留英国殖民时候的“肛交法”。
2006年以后，Ken仔开始常到内地来，了解到内地许多他所不能理解的故事。这里的人告诉他，“内地不是香港啦”，这里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里农村的观念很保守，而有些人是公务员，“他们不能出柜啦。”通常，他在大陆的讲座结束，会有听众上来希望他帮忙分析自己的故事，提供指导意见，或是“社工先沟通好，我刚好在当地，就约时间谈。”通过这些方式，他听到了许多震撼至今的故事。
在重庆，一位父亲问他，儿子要向他出柜，然后，这位也是同性恋的父亲对儿子说：“你一定要像我一样，我都要结婚生子，所以你也要。”——故事到此为止，父亲有没有向儿子出过柜，我们都不知道，但一个同性恋的父亲反对儿子去找寻自己的幸福，这是确定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成都，一个大学里的年轻人告诉张锦雄，自己很后悔向父母出柜。“他出柜之后，他的妈妈告诉他，‘我也是拉拉，但为了家里要传宗接代，我也结婚生子了，你就这么任性，要做自己吗？’”那男孩很后悔，如果不出柜，他就不知道妈妈这个秘密，父母的婚姻原来是不美满的。其次，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应不应该劝妈妈去跟爸爸离婚，找个女朋友过？
甚至有同妻也会咨询他，那同样是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当时我在成都，那是个从北京到成都准备做人流的孕妇，她结婚一年后，怀孕3个多月，发现老公在约会男生，确定老公是Gay。那是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学业成绩好，事业也优秀，所以，前面一直很挑男朋友，挑到快30岁了，周边的亲友都急得不行了，就在此时，一个中间人介绍了现在的老公给她，很帅气，卫生习惯很好，每天还会去健身，虽然赚钱没她多，但也不错了。不到3个月，俩人开始谈婚论嫁，很快就结婚了。现在，她发现老公是个同性恋，她很清楚同性恋是没法改变的，不像有些女人想着，我把孩子生下来，这个男人会感动的，他只要道歉，不在外面再找男人就可以了。她下定了决心，离婚，她又不想让孩子生下来在一个单亲家庭，于是要把孩子打掉。”
“当时，她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老公目前仍然没有孩子，媒人会继续给老公介绍女孩——她问我：‘我要不要去拆穿他？’”沉吟了一下，张锦雄表示，这真是个好难回答的问题，最终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不要明说，用暗示的方法让“那个人”猜到，或者可以去告诉你老公，“如果继续这么做，我就揭穿你。”
他甚至建议，那位妻子可以帮助她老公出柜，毕竟她曾经爱过他，帮助他加强自我认同，在父母面前坦白，也让父母了解和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知道他们这段婚姻结束的原因。“很多同志机构、社工，甚至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帮助她来做这件事。”
自我认同是一辈子的基础
在大陆，张锦雄最看不懂的几个词还包括形婚。“当我和台湾朋友谈到同妻、谈到形婚时，大家都觉得很陌生，在台湾香港都没有这个概念。偶尔也会有一个男同跟拉拉去形婚，但那是非常少的个人行为，没有看到过像大陆这样，专门搞网站、搞派对、搞手机软件来帮助大家来形婚。”
他担忧，这种事情法律上完全没有保障，“像男同女同形婚，摆酒，婚纱照，谁来出钱？收到的礼金，怎么算？如果有孩子，算谁的？最好的情况，他们真的就维持这两对形婚一直到了最后，男同的一方去世时，谁守在床前，不是他的男朋友，而是他名义上的妻子……这样演一辈子的戏，难道比出柜更容易？”
“出柜为什么难，外界压力是主因，还是自我认知？”
呷一口泡着柠檬片的冰水，他回答：“以我的经验，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你的心认为自己是怎么样，你便怎样。”
“如果父母肯定接受不了，而你自己又强调，你可以接受自己，只是父母不能接受，那么，你如何证明你可以接受自己呢？你都不敢站出来向大家宣布……这种情况，我通常会建议他们试着跟一两个好友——那种你觉得会继续交往一直到老的好朋友出柜。甚至，你可以跟男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没有人看到，你们就可以在街上牵着手，去酒店，要一个大床房——如果这些都做不到，也许，即使有一天中国允许同性婚姻了，对你也没用。”
他抛出一个结论：“同志关系中，关键的一点是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你敢不敢出柜。”比如一对伴侣吵架了，过来找我，说男朋友不理我，我们的关系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再过5年你们会怎么样？大多数来找我的同性情侣都回答不了，或者回答不好。他们中的多数，去找男朋友是因为觉得孤单，觉得家里没有人可以谈这个问题，找到这个男朋友之后，因为过于依赖对方，就给对方造成压力。”
“所以很多人找我，谈到跟伴侣吵架、矛盾等等，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上。这种情况，就算现在没有吵架，早晚也会分手的，因为自我认同这一关过不了，你要另一个人来拯救你，可他拯救不了你，你们早晚还是会各自去结婚、形婚。所以，要达到良好的自我认同，做好充分准备去出柜，方向选好，你才可以去投入这段感情，如果没有出柜，这段感情，你越投入，伤害就会越大，你会不敢投入，如果两个人都不敢投入，肯定磨合不好，当然会出问题。”
“就像今天你去逛超市，钱包里却没钱，你还看什么呢？你看上的东西，自己根本就没资格买。放在同性伴侣中，你都没打算出柜，没打算做自己，谈什么恋爱？有结果吗？”他说，“我知道大陆有那种已婚男找已婚男的情况，但我实在是不赞同，又想要身份地位，又想要传宗接代，还想追求真爱，我觉得不大可能。我没有见过两个人一辈子不出柜，却可以一辈子在一起的。不出柜是不可能找到一辈子的爱情的。”
勇敢的人才配得到美好的生活，这是他一直在着力表达的，也许，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例子。
这是个家里最大的男孩，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而今，其他兄弟姐妹已经各自成家搬出去了，张锦雄和男友与父母一起住。男友是HIV阴性，不恐艾，已出柜，又没有太多物质方面的追求，可以接受他“奇葩”的价值观——“每个都很难，尤其最后一项。我查出HIV后，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可能还会想着赚很多的钱，买房，或者出去旅游，经历了这件事情后，我觉得帮助别人，能为同性的群体做一些事情可能更重要，收入什么的，就不那么重要了，过简单生活就好了。”至今，他们一家四口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里，不错的地段，25层，空气很好。
每年，他会带男友参加小学同学的聚会——“我们1987年小学毕业，班里一共45位小朋友，现在已经找回了23个，至今仍在聚会。这都是慢慢找回来的，每次聚会都有新人，每次我都要重新出柜，别人问：‘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回答：‘我在做同志组织啦。’‘你有老婆没有？’‘我有男朋友啦。’我的23个小学同学中，也有个拉拉，每次聚会，我带男朋友，她带女朋友呀。”
2003年，他还去参选议员，最终以五百多票对七百多票败于竞争对手。“当时过于自我，不穿西装，一个polo衫就上去，也没有找什么名人来‘加持’，完全不打传统牌。如果不那么‘顽劣’，说不定就赢了。不过参选时，我是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我是香港第一个出柜后参选的人，发出了声音，报纸上有很多报道，也促使大家思考，同性恋能不能去当议员？激起大家的讨论也不错。”今天，香港已经有了第一个当选的同性恋议员陈志全。
一场真正的婚礼
人物周刊：能够这样精彩地活着，是因为你生活在香港，而香港比较开放？
张锦雄：我并不是很喜欢有些人听完我的故事说，香港才可以，你家里开明，你是幸运的。我也是有付出的，我要装备自己，如果有人不接受，歧视，我就告诉自己，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要有足够的自我认同，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当成是自己的问题。我也是要冒险的，但风险大，回报也大。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就好像是说，只靠幸运，什么都不做，就能遇到这么好的朋友，就会遇到可以接受你 HIV阳性身份的爱人，就会遇到通情达理的父母，但不站出来跟父母说，你怎么知道父母会不会接受你？
我特别想举的一个例子，马来西亚的同性恋作家欧阳文风。他是马来西亚惟一一个公开出柜的公众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妹妹跟妹夫还是教会牧师。结婚6年左右，他决定向自己的太太出柜，他前妻读的是心理学，很能理解。两三年后，他们确定离婚。当时他的母亲六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胃溃疡，他还是决定打电话告诉她。电话里，他就说了一句话：“妈，长途电话，我不多说了，就是告诉你，我要离婚，我是同性恋，我的书下个礼拜就会出版了，你到时看我的书就知道了。”一个礼拜后，他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告诉他，那天晚上是自己这些年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
在穆斯林国家，一个同性恋可以这样站出来，写文章，出书。前几年，他和男友在纽约登记结婚，还回到马来西亚摆酒。回国时，有保守的宗教人士去举报，希望政府不要让“那个人”入境，最终，当地有260个人去喝他和男朋友的喜酒。需要补充一句，欧阳文风那本书，序是前妻帮他写的。 同志经常在一个迷宫里走不出来。我的角色大概就是代他们站高一些，从高空来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在社会方面、法律方面，我们多数时候都是在一个边缘的角落，同志的社区通常都是什么，浴池呀，酒吧呀，网站呀，QQ群，还有手机交友网站……多数时候，我们都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目前看来，这样也不错，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你能够一辈子都不走出来吗？
我常常跟内地一些朋友讲到，欧美国家通过了同性婚姻时，有很多花白头发同性伴侣去领证，他们最开始在一起时，是在三四十年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三四十年前的欧美是什么样的，不比我们现在好多少。不用太多，15年前，全球没有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那些伴侣们，不需要通过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也已经在一起一辈子了。反过来，在中国，如果明天就允许同性婚姻了，不用你去争取，不用你去抛头露面，什么都不用，如果你过不了自己那一关，这种允许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愿望？
张锦雄：自检出HIV感染后，已经过了20年，我希望能过更精彩、更开心、更有意义的20年，20年就够了，不要太老……我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走遍中国大地，内地和台湾还有不少地方没去过。另外，我希望在跟男朋友10周年的时候可以去领证，香港或台湾可以领证的话，就在这里领，如果不行，我们会去加拿大或美国，找当地的同志教堂，做一场真正的婚礼。我们会回来摆酒，可能会在全国巡回摆，到时所有收到的红包，扣除成本，剩余部分都会留下来做公益。我也希望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能收到很多祝福，希望当地的伴侣也会告诉我们，他们也会一起来（结婚）。
人物周刊：这样的婚礼，教堂会接受吗？
张锦雄：并不是所有基督教教派都反对同性恋，这就像，如今基督教里会有少数的一些教派，可以让女人做牧师——《圣经》里说过，女人是不可以讲道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同。在中世纪，女人是男人的财产，现在女人也可以上大学，可以读神学。我们读经文背后的精义。全球大概有三百多间可以举行同志婚礼的教堂，大概有一千多位已出柜的同志牧师。像同性恋这个词，homosexual，出现了只有不到一百年，不可能有2000年前的人在反对这个东西，他们当时压根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你去翻《圣经》的经文，那些提到反对同性恋的，只是在讲侵犯别人，或者侵犯幼童。另外，他们反对的是某些邪教，比如当时有些邪教，男性会跟同性的祭祀在祭拜时当众性交，才能完成仪式，这些才是《圣经》要反对的，跟现在同性恋正常去相恋结婚，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