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工业上搞技术革新，哪怕只是某一个单项改革，可能就需要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长达数年的攻关和研究。课程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其难度自然会更大，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周密的计划，不仅不会产生真正的成果，而且会空耗广大师生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一笔无法计算的损失。
　　对于一个学校，改革应从何入手，按轻重缓急应遵循什么步骤，各步骤通过什么措施去落实，都需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计划不仅仅是要领导知道，更应该让全体课改参与者知道。但有的学校课改完全没有计划，也没有教师参与讨论，一切取决于校长的意志。今天想到了这方面的工作，今天就搞这方面的改革，明天学到了点新东西，明天就搞这新东西的改革，后天出国参观考察又有新发现，回来后再推新的举措。教师的感觉就如某相声中所说：楼上的人不经意扔了一只鞋子，楼下的人不知何时会再扔下后一只鞋子一样——处在一种焦虑和不安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杀”出一个“新举措”。甚至连领导之间也没有商量，校长大会宣布了教学改革的新举措，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无奈地对老师们说，“我也和大家一样，还需要对新方案进行认真的学习和领会”。所以有老师说，这个学校的课改只需一个脑袋，这个脑袋就是校长的脑袋，校长的脑袋一拍，新的举措就出来了！
　　改变原有的东西，推出新的举措，是需要进行科学论证的：新举措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比原来的东西优越，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都必须在实施之前做周密地考虑。可是有的领导不考虑这些，管它三七二十一，先干了再说，名曰“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个水中的“石头”本来就看得见，根本不需要去“摸”，但他就是要去“摸”，因为他知道，只要“摸”了，就标志着已经进行“改革”了，当他对外介绍经验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曾做过怎样怎样的改革尝试，至于效果嘛，用不着去管它！
　　某课改“样板学校”，一夜之间推出了“单元制”、“导师制”、“学段制”、“连堂制”、“走课制”，2003年9月开学时教师大会宣布正式实施。当时教师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因为事先从未酝酿和讨论过）。好在这些“制”其实很简单，就如学校的分班和排课一样，只需教学处一安排，老师们各就各位，学校的“新模式”就可以开始运作了。所以该校连一个改革的书面方案都不需要，更没有具体推进的计划（由此不难想象其效果，前面说到的学校混乱正是因此而造成的）。2003年10月（即一个月以后），省内一批学校的老师来校参观和听课，该校就开始对外介绍经验了。这些外来的老师听说经济特区的学校有如此做法，真真感到新奇，因为什么“单元制”，什么“导师制”，什么“学段制”，什么“走课制”，什么“学生辅导中心”，什么“没有班主任的学校”，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如今在特区的学校已经变成现实，的确了不起呀！这也让该校的校长第一次尝到了“改革”甜头，其实不用做什么，只要自己脑子一拍，“设计”出一种模仿西方的教育管理模式，马上推行，马上就可以介绍经验，因为这种新东西（非驴非马）全中国都没有，推出来就是课改的“全新创举”，就可能吸引媒体和领导们的眼球，它比按规律办事的校长老老实实地干10年都强！于是乎，课改的“明星校长”就这样迅速地诞生了。
　　同样是这所学校，有教师申报了《关于学科教学中加强人文修养的研究》课题，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如果研究拿出成果，在学校各学科进行推广，让所有学科教学中都能渗透人文修养的教育和思想，在当今科技至上的社会氛围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校长认为搞课题研究一弄就是好几年，且外界也没人知道你在搞这个研究，建议这位老师把这一课题改作“校本课程”来上，课名就叫《人文修养》。因为这样只要一列入课表，马上就是一个“亮点”，马上就可以对外宣传学校开设了一门别人都没有开的新课程。于是，原来的课题方案尚未来得及写，课就给开出来了。没有准备，没有材料，没有研究，就让这位老师凭空去讲《人文修养》。好在当下社会上讲“国学”的讲座很多，“百家讲坛”里的许多内容也与此相关，凑合着也过得去。这一讲，就是七年，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不带任何课就这样“空讲”了七年的《人文修养》，最后随着校长的调离这个课也自然消失了。
　　当改革的内容、对象和目标都陷入盲目时，课改也就成了“为了改革的改革”，一切都不再重要，只求一个“标新”，只要把现有的东西变成别人没有的，就是课改的成果，就意味着“创新”，自己就可以对外介绍“经验”了；只要有了“经验”，“改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