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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中国历史性格的形成，首先离不开生态地理环境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性作用，同时，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碰撞交流为视角，探讨族际关系对中原王朝国家的影响，甚至对中国早期历史性格形成的影响，为古代中国历史性格不断趋向内向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关键词】：历史性格;地理生态;民族关系;互动
刘子键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删繁就简，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性格之趋向于内向自省，并非自古皆然，而是形成于12世纪早期，即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全书以12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题，从文化视角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性格的转向，作者提到，“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辟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的。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1]刘书对中国历史性格的探讨，虽然只侧重于一个时代，却是从叙述历史到解释历史对中国古代历史做出有别于传统解释的一把钥匙。中国成为一个内向型重传统国家，是在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形成，非由一个朝代之力，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是主导中国历史性格不断趋向内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本文尝试从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互动关系角度，为古代中国历史性格不断趋向内向提供一种解释，其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性格，但在总体上中国历史性格又是每个时代历史性格的叠加，可以做另一种叙述和解释。
一、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区域，与外界交流极少。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性格的影响是自始至终的，并不能用单线思维认为，远古（中国历史越早）时期生态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尤其是近古（宋元明清）时期，地理环境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可以忽略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生态地理条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内向因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反映，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从南到北已出现三个文化发展带：即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耕文化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包括今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文化带;秦长城以北为狩猎和渔猎（后来发展为游牧或狩猎、渔猎兼营不发达农耕）地带。[2]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因为生态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早期疆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归纳起来，中原主体民族（主要是汉族）以农耕经济为主，周边少数民族（主要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不同的经济形态所孕育的族群也不断的从经济生活乃至文化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经过更长时间段的发酵，形成族群之间经济文化的边界。
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民族互动关系对历史性格的影响。中国历史大一统来的太早， 由大一统过早而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历史的总体性格趋于向内用力。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我们能做的，就是分析为什么在中国出现如此之早的大一统局面，或者换一种思考方式，中国为什么没有继续先秦三代文明以来的封建制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中国历史最初是由古代部族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征战融合而来，这个论断继承和发展了傅斯年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是华夏东夷”两大源流的观点，及至台湾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多中心互动”的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些都表明远古时期中国历史呈扩张外向性格，到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性格的转折期，或者说也是古代中国传统政治力量扩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极限，这种极限同时也是生态地理环境的限制。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士”阶层最好的时代，政治的长期分裂不断形成了以地域为中心不同地域文化，但是三代以来不断强化的统一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在统治层和思想领域开始生根发芽。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这个时期因为古代中国在远古时期开始直到三代时期不断扩张驱逐“异族”（少数民族，主要是与农耕文明截然相反的游牧文明下的游牧民族），开始形成的“我族”和“他族”意识，这种与游牧文明不断斗争博弈所产生和不断发展强化的“他族”意识，是华夏文明建立“我族”意识最好的工具，因为凝聚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树立一个敌对者。而对“我族”和“他族”意识的不断强化，既是华夏农耕文明自我保护的体现，也是与游牧文明争夺生态资源和不断发展华夏文明的手段，共同的西周经历[3]和共同的敌人（被农耕文明视为异族的北方游牧民族），这可能是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大一统过早原因的一个视角，秦国的崛起和发展及至建立大一统帝国，也是秦国从华夏认同到成为华夏的过程。但是秦帝国在短短的17年的统一时期，其历史性格是外向扩张的，治国理念以法家思想为主，法家思想认为历史是逐渐进步发展的，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进步的结果就是基于权力基础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扩张。
三、两汉时期的民族关系对历史性格的影响。
两汉时期最主要的特点是儒学政治化，西汉武帝时期儒学定于一尊，至此儒学由一种学术思想而成为国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并赋予切实的身份地位，读经入仕成为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唯一可能。这种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国家力量和知识精英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达成一致选择，一方面说明儒学因其特质本身符合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国家需要儒学作为大一统的舆论工具。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两者的共同需要是华夏农耕文明建立的“我族”与“他族”意象的推动，因为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政权征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的背后，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碰撞，因此这个时期更加需要华夏认同，儒学在这个特定的时期能够取代黄老思想，不仅是武帝治国理念的转折，也是华夏认同逐渐增强的反映。两汉时期的儒学政治化为中国历史性格走向内向守文奠定了基础，并且这种影响是全局性的，在王朝统治的和平时期“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唯一选择，儒学的保守性和追求社会秩序化的内在要求不止影响了“士”阶层，也通过“士”阶层影响到国家的政策领域，从而形成儒学与国家力量不断互动强化的恶性循环中，形成一种历史惯性，加剧了古代中国历史性格的保守。 四、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历史时期的互动对中国早期历史性格的影响。
第一，游牧民族的特点有（以西汉时期匈奴为例）：经济脆弱性及其带来的政治组织结构脆弱性，《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有：“自有君长，莫能相一”，“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同时，劫掠经济是游牧经济的天然补充，游牧民族天然是马背上的武士，史籍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4]军政合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带来的在冷兵器时代军事行动的高效率。可以看出，游牧民族政权是一个经济组织脆弱、军政高度合一、以军事行动见长、骤兴骤灭的政权。
第二，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和碰撞：秦汉时期匈奴的崛起及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政权、隋唐时期的突厥、辽西夏金、蒙元、明时期的北元及鞑鞑、女真。从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可看出，游牧民族处在中原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地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与发展规模既是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历程，也和中原政权实力的强盛或者衰弱有密切关联，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时，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的碰撞以双方互存不断战争又不断妥协短暂和平为主要形式，形成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边缘地带和中原地区相并峙的态势;当中原王朝国力衰退时，游牧民族则由边缘而内地，问鼎中原，取代中原王朝原来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抛弃本民族特征，逐渐向更深层面的汉化发展。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5]
第三，历史时期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互动碰撞，根源在于游牧经济的天然脆弱性和对中原农耕经济有天然依赖性。从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不断的互动碰撞中，逐渐形成了和亲互市的局面。历史发展也证明，和亲互市是双方最好的互动碰撞方式之一，尤其是互市，可以有效解决游牧经济因其天然脆弱性而导致的草原危机，实现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互通有无。但是另一方面，互市建立在草原民族对中原地区物质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是否开通互市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原王朝，尽管开通互市是与战争比较更为理性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但是互市的深度广度一旦超越了中原农耕经济的承受力，边境和平局面又会面临随时受战争威胁的影响。
第四，历史时期形成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模式主要有：a.战争，b.和亲，c.互市（有时候和亲带来互市），d.对峙（潜伏着战争威胁或产生和平因素）。中原王朝对于游牧民族的边界是一个模糊的相对宽泛的过渡地带，在这个过渡地带，边界的确定以中原王朝武力到达的范围而定。
第五，游牧民族历史时期与中原政权的互动，从另一种角度可以看做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互动碰撞，这种中原主体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碰撞的结果是，在历史时期形成一条稳定的边界，体现了早期中国历史深受生态地理环境的制约，正如拉铁摩尔所做出的判断，“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是工业化”[6]，同时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时他又认为，“中国农业和社会的进化，对草原民族产生压力，促使真正草原社会的形成。所以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循环的结果。”[7]事实上，互动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以强势的军事征服力量不断对中原政权形成军事压力，这种军事压力也在不断促使真正的农业社会的形成，并不断的促使农业文明走向精致，将民族之间互动碰撞产生的“我族”和“他族”意识不断巩固和强化。
注释：
[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历史性格;地理生态;民族关系;互动
刘子键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删繁就简，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性格之趋向于内向自省，并非自古皆然，而是形成于12世纪早期，即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全书以12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题，从文化视角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性格的转向，作者提到，“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辟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的。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1]刘书对中国历史性格的探讨，虽然只侧重于一个时代，却是从叙述历史到解释历史对中国古代历史做出有别于传统解释的一把钥匙。中国成为一个内向型重传统国家，是在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形成，非由一个朝代之力，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是主导中国历史性格不断趋向内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本文尝试从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互动关系角度，为古代中国历史性格不断趋向内向提供一种解释，其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性格，但在总体上中国历史性格又是每个时代历史性格的叠加，可以做另一种叙述和解释。
一、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区域，与外界交流极少。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性格的影响是自始至终的，并不能用单线思维认为，远古（中国历史越早）时期生态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尤其是近古（宋元明清）时期，地理环境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可以忽略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生态地理条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内向因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反映，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从南到北已出现三个文化发展带：即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耕文化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包括今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文化带;秦长城以北为狩猎和渔猎（后来发展为游牧或狩猎、渔猎兼营不发达农耕）地带。[2]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因为生态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早期疆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归纳起来，中原主体民族（主要是汉族）以农耕经济为主，周边少数民族（主要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不同的经济形态所孕育的族群也不断的从经济生活乃至文化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经过更长时间段的发酵，形成族群之间经济文化的边界。
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民族互动关系对历史性格的影响。中国历史大一统来的太早， 由大一统过早而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历史的总体性格趋于向内用力。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我们能做的，就是分析为什么在中国出现如此之早的大一统局面，或者换一种思考方式，中国为什么没有继续先秦三代文明以来的封建制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中国历史最初是由古代部族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征战融合而来，这个论断继承和发展了傅斯年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是华夏东夷”两大源流的观点，及至台湾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多中心互动”的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些都表明远古时期中国历史呈扩张外向性格，到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性格的转折期，或者说也是古代中国传统政治力量扩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极限，这种极限同时也是生态地理环境的限制。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士”阶层最好的时代，政治的长期分裂不断形成了以地域为中心不同地域文化，但是三代以来不断强化的统一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在统治层和思想领域开始生根发芽。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这个时期因为古代中国在远古时期开始直到三代时期不断扩张驱逐“异族”（少数民族，主要是与农耕文明截然相反的游牧文明下的游牧民族），开始形成的“我族”和“他族”意识，这种与游牧文明不断斗争博弈所产生和不断发展强化的“他族”意识，是华夏文明建立“我族”意识最好的工具，因为凝聚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树立一个敌对者。而对“我族”和“他族”意识的不断强化，既是华夏农耕文明自我保护的体现，也是与游牧文明争夺生态资源和不断发展华夏文明的手段，共同的西周经历[3]和共同的敌人（被农耕文明视为异族的北方游牧民族），这可能是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大一统过早原因的一个视角，秦国的崛起和发展及至建立大一统帝国，也是秦国从华夏认同到成为华夏的过程。但是秦帝国在短短的17年的统一时期，其历史性格是外向扩张的，治国理念以法家思想为主，法家思想认为历史是逐渐进步发展的，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进步的结果就是基于权力基础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扩张。
三、两汉时期的民族关系对历史性格的影响。
两汉时期最主要的特点是儒学政治化，西汉武帝时期儒学定于一尊，至此儒学由一种学术思想而成为国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并赋予切实的身份地位，读经入仕成为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唯一可能。这种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国家力量和知识精英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达成一致选择，一方面说明儒学因其特质本身符合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国家需要儒学作为大一统的舆论工具。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两者的共同需要是华夏农耕文明建立的“我族”与“他族”意象的推动，因为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政权征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的背后，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碰撞，因此这个时期更加需要华夏认同，儒学在这个特定的时期能够取代黄老思想，不仅是武帝治国理念的转折，也是华夏认同逐渐增强的反映。两汉时期的儒学政治化为中国历史性格走向内向守文奠定了基础，并且这种影响是全局性的，在王朝统治的和平时期“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唯一选择，儒学的保守性和追求社会秩序化的内在要求不止影响了“士”阶层，也通过“士”阶层影响到国家的政策领域，从而形成儒学与国家力量不断互动强化的恶性循环中，形成一种历史惯性，加剧了古代中国历史性格的保守。 四、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历史时期的互动对中国早期历史性格的影响。
第一，游牧民族的特点有（以西汉时期匈奴为例）：经济脆弱性及其带来的政治组织结构脆弱性，《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有：“自有君长，莫能相一”，“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同时，劫掠经济是游牧经济的天然补充，游牧民族天然是马背上的武士，史籍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4]军政合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带来的在冷兵器时代军事行动的高效率。可以看出，游牧民族政权是一个经济组织脆弱、军政高度合一、以军事行动见长、骤兴骤灭的政权。
第二，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和碰撞：秦汉时期匈奴的崛起及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政权、隋唐时期的突厥、辽西夏金、蒙元、明时期的北元及鞑鞑、女真。从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可看出，游牧民族处在中原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地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与发展规模既是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历程，也和中原政权实力的强盛或者衰弱有密切关联，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时，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的碰撞以双方互存不断战争又不断妥协短暂和平为主要形式，形成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边缘地带和中原地区相并峙的态势;当中原王朝国力衰退时，游牧民族则由边缘而内地，问鼎中原，取代中原王朝原来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抛弃本民族特征，逐渐向更深层面的汉化发展。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5]
第三，历史时期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互动碰撞，根源在于游牧经济的天然脆弱性和对中原农耕经济有天然依赖性。从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不断的互动碰撞中，逐渐形成了和亲互市的局面。历史发展也证明，和亲互市是双方最好的互动碰撞方式之一，尤其是互市，可以有效解决游牧经济因其天然脆弱性而导致的草原危机，实现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互通有无。但是另一方面，互市建立在草原民族对中原地区物质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是否开通互市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原王朝，尽管开通互市是与战争比较更为理性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但是互市的深度广度一旦超越了中原农耕经济的承受力，边境和平局面又会面临随时受战争威胁的影响。
第四，历史时期形成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模式主要有：a.战争，b.和亲，c.互市（有时候和亲带来互市），d.对峙（潜伏着战争威胁或产生和平因素）。中原王朝对于游牧民族的边界是一个模糊的相对宽泛的过渡地带，在这个过渡地带，边界的确定以中原王朝武力到达的范围而定。
第五，游牧民族历史时期与中原政权的互动，从另一种角度可以看做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互动碰撞，这种中原主体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碰撞的结果是，在历史时期形成一条稳定的边界，体现了早期中国历史深受生态地理环境的制约，正如拉铁摩尔所做出的判断，“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是工业化”[6]，同时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时他又认为，“中国农业和社会的进化，对草原民族产生压力，促使真正草原社会的形成。所以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循环的结果。”[7]事实上，互动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以强势的军事征服力量不断对中原政权形成军事压力，这种军事压力也在不断促使真正的农业社会的形成，并不断的促使农业文明走向精致，将民族之间互动碰撞产生的“我族”和“他族”意识不断巩固和强化。
注释：
[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