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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儒孔颖达对《诗经》“六诗”问题作了系统而详实的疏解,并首倡“三体三用”说,这一方面促使“六诗”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更充分的彰显,另一方面表现出较明显的文体学观念和对文艺审美形式的自觉意识,同时亦破解了传统“六诗”说的诸多难题.较之汉儒解《诗经》,其政教色彩相对淡化而审美色彩显著增强.这对后世学人更加准确、深刻地领会“六诗”说的精髓,并有效地推进《诗经》学研究的诗学化、审美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