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单位组织与单位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M学院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单位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关系、个人与单位组织领导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上，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事业单位既存在着依赖的一面，又存在着一定的自由空间，从而呈现出有限依赖的整体特征。这种复杂的特征体现了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在改革进程中的不同步，这既受到对社会环境的嵌入性的影响，也受制于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制度惯性，更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原因。　　在单位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上，当前的事业单位只是部分地依赖于国家。一方面，单位组织资产的产权属性是公有制的，而且它始终是共产党政权实行政治统治的基本单元，这两方面的特征使它在资源获得上仍然高度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事业单位的运行体制发生了明显改变，原先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的方式有所改变，事业单位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既部分地服从国家的统一管理，又获得了较大的内部事务自主权，这在事实上产生了用人制度中的“新身份制”和收入分配中的体制内分化。　　在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关系上，在事业单位中的个人只是部分地依赖于单位组织。在国有经济之外出现的非国有经济越来越多，为个人提供了从单位组织之外获取资源、工作机会的可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的状况有所削弱。不过，由于受到户籍制度改革缓慢以及工作难找等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个人在资源获得与自由流动方面仍然受到单位组织的制约。　　在个人与单位组织领导的关系上，个人只是在关键的稀缺资源分配中依赖于领导，而在常规性资源分配中则是平均主义的，这构成了当前事业单位内部权力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常规性资源分配的考核、奖励与惩罚方面，事业单位中表现出强烈的平均主义的家长制统治特征;而在诸如晋升等稀缺资源的分配中，不管采取怎样的具体操作形式却始终保留着党和领导对此的绝对控制，单位组织领导仍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力。个人与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既有日常生活中宽松的一面，也有在关键资源分配过程中紧张的一面。　　有限依赖特征的出现，主要是由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的不同步造成的。在单位组织中，产权制度与政治统治属性是两项核心制度，其他制度都是围绕在核心制度周围的边缘制度。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只在财政制度、用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边缘制度中进行，而没有触及其中的核心制度，由此产生了多个层面的有限依赖。之所以不触及核心制度，是因为事业单位改革本身嵌入在中国基本政治结构当中，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这也使改革对已有制度选择产生了路径依赖。除此以外，主流意识形态中对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强调更为有限依赖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