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写作立场、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更具个性化特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构造着各自的写作空间。部分作家开始以不断更新的创作姿态迎接传媒时代带给文学的冲击,成功地向大众文化靠拢,池莉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之一。从早期的《月儿好》等反映个人的人生见闻和经历的作品,到中期的《烦恼人生》等描写深层的人生体验和感悟的作品,再到 90 年代以来的《来来往往》等写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人生百态的作品,池莉一方面以敏锐的视角体味着社会生活的际变而使自己的创作不断成功转型;另一方面,敏感地把握传媒时代的特点,使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大众传播媒介成功结合。她通过不断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有目的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众型的作家,代表着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融合。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阐释。首先,对池莉创作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池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大众文化全面兴起之时。通过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定,阐明大众文化背景下,池莉的大众化写作特征。其次,对池莉的文化选择进行分析,解读其大众化的写作姿态。池莉始终是面对生活,面对平凡的民众来讲述故事,所以,她以自身的特点选择了市民的立场对文本进行表述,同时也把自己作为市民阶层中的普通一员。她为自己生活和生命的需要而写作,更是为读者而写作,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是她不变的追求。在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市井人物偏爱的同时,池莉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持否定态度。通过对池莉文学立场与写作视点的分析,可以体现她融入大众、拥抱世俗的大众化写作状态。再次,对池莉的创作表现进行分析,说明她在保持自我创作本色的同时完成了向大众文化的蜕变。其一,创作题材重心的转移。在池莉两个阶段的创作中,对于人的生存环境及人格特征等方面的叙写有了极大的转变,不再醉心于《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对于计划经济下宁静而没有变化的生活描写,而是从《来来往往》等作品开始,对生活、个体及家庭内部情爱的变化冲突进行挖掘,由“凡俗人生”,转为“都市传奇”。其二,叙事模式的转变。90 年代以后,池莉的创作在叙述立场、叙述语言以及叙事形式等方面有了极大的转变,摒弃零度创作状态,转入哲学意味的表达;以诗化的语言,从平庸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将偶然性、戏剧性运用于其小说创作中。这些改变使得的近年来池莉的小说创作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其三,女性意识的觉醒。池莉早期的创作中并没有较明确地认识到女性的地位、权力,而是站在男性权力话语的立场上来表达、关注生活。90 年代以后,池莉开始在她的作品中张扬女性主义意识,她笔下的女性开始对爱情和婚姻作深刻反省,不再驻留于温柔的抗争和纯粹的逃离,她们开始找到自我,争取独立,实现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生活。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池莉不断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新鲜的时代生活元素,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从而成功地完成了知识分子向大众文化的靠拢。最后,对池莉小说创作与大众传播媒介成功结合的分析,发掘其创作的大众性特质。在现代传媒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作家、作品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更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众传媒为文学带来更广泛的受众,为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体,而池莉创作的表现市民生活的作品与以市民为主要收视群体的影视作品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她的小说文本具备适合于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因素;另一方面,池莉作品的多种市场运作方式,更大大提升了她本人及作品的知名度。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使作家真正进入到大众化的写作状态。池莉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转型期知识分子分化的典型,是知识分子调整状态之后坦然面对文化市场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体现了文学创作与大众文化融合。对大众化写作状态的表现及作品与大众传媒的成功结合,使池莉成为当代大众文学的重要生产者,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