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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我国的金融市场其运作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血脉和助推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风险不断集聚,形成金融压力,并向宏观经济以及微观实体经济扩散。研究如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如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安全和稳定,这一话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及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建模,选取自2007年1月起至2019年6月,能够对股票市场、银行部门、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和外汇市场变化进行充分反映的金融指标和数据,构建了金融风险的衡量指标—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对我国的金融系统风险进行量化和测度。随后,通过对CFSI指数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MS(2)-VAR(3)),精确识别我国金融风险的区制转换特征,对经济“新常态”前后的金融风险区制特征进行了精确刻画。经过对比发现,经济“新常态”前处于金融压力快速上升期的区制二阶段占整个样本时段的28.87%;而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金融压力快速上升时期的区制二阶段占整个样本时段的比例为20.37%;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由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以中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以后,我国的金融压力有所缓释。
随后,采用基于月度频率的CFSI与CPI、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这三大宏观经济形势表征变量相联合,建立TVP-VAR模型,研究了金融压力对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的动态传导效应,并基于经济“新常态”前后时段做了对比。结果表明:首先,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前,CFSI对物价水平的冲击和影响,以正向效应为主;而在经济“新常态”之后,CFSI对物价水平的冲击和影响,则变为以负向效应为主,即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与金融压力上升相伴。其次,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前,CFSI上升时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负向冲击和影响效应显著;而自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从一年以上的长期来看,并未发现CFSI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影响;第三,CFSI在不同的风险区制和水平下,对利率水平的冲击和传导其路径有明显差异;但是每当发生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时,即CFSI处于高压时期,CFSI的冲击往往会造成利率水平在当期内显著上升,流动性明显趋紧。
研究结论可以对我国金融风险的压力状况进行准确测度和及时监测,探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以期为金融监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建模,选取自2007年1月起至2019年6月,能够对股票市场、银行部门、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和外汇市场变化进行充分反映的金融指标和数据,构建了金融风险的衡量指标—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对我国的金融系统风险进行量化和测度。随后,通过对CFSI指数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MS(2)-VAR(3)),精确识别我国金融风险的区制转换特征,对经济“新常态”前后的金融风险区制特征进行了精确刻画。经过对比发现,经济“新常态”前处于金融压力快速上升期的区制二阶段占整个样本时段的28.87%;而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金融压力快速上升时期的区制二阶段占整个样本时段的比例为20.37%;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由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以中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以后,我国的金融压力有所缓释。
随后,采用基于月度频率的CFSI与CPI、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这三大宏观经济形势表征变量相联合,建立TVP-VAR模型,研究了金融压力对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的动态传导效应,并基于经济“新常态”前后时段做了对比。结果表明:首先,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前,CFSI对物价水平的冲击和影响,以正向效应为主;而在经济“新常态”之后,CFSI对物价水平的冲击和影响,则变为以负向效应为主,即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与金融压力上升相伴。其次,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前,CFSI上升时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负向冲击和影响效应显著;而自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从一年以上的长期来看,并未发现CFSI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影响;第三,CFSI在不同的风险区制和水平下,对利率水平的冲击和传导其路径有明显差异;但是每当发生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时,即CFSI处于高压时期,CFSI的冲击往往会造成利率水平在当期内显著上升,流动性明显趋紧。
研究结论可以对我国金融风险的压力状况进行准确测度和及时监测,探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以期为金融监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