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围绕不断扩大地方政府财权，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的思路展开，这次改革被认为在“中国奇迹”的缔造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伴随着“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包干”—分税制财政管理这四次比较大的体制改革的完成，地方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52.6%迅速攀升到2014年的85.13%，财政分权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而当下，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是中国式大国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财政分权体制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尽管2013年中央在《关于改革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强调“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但在实际执行中常常缺乏可替代的考核指标，GDP俨然仍是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业绩考核的最重要的指标。为了能在“政治锦标赛”中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地方政府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控制以及补助、征税、监管或许可审批等方式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和企业资源配置，为了辖区内GDP的快速增长，不惜以巨额财政补助或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进行投资，从而帮助地方官员在激烈的地方政治竞争中获胜。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为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创造了条件与机会。企业通过对当地进行股权投资，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当地政府的政绩诉求，从而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获得非正常的“超额收益”，巧妙地达到地方政府与企业双方寻租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股权投资行为并没有考虑NPV是否为负，因此这种投资很有可能是低效的。除此之外，上述这种投资往往还带来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区域间恶性竞争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看到的。自2006年8月6日中央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以来，官员交流日趋制度化、常态化和多元化，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　　以我国2007-2014年间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为基础，本文深入研究了官员交流、股权投资与政府补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某地区进行股权投资，其从当地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与股权投资金额显著正相关，即股权投资金额越多，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而且首次投资能显著增加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交流可以促进上述这种关系，但对交流官员进行分类后，发现在某地区存在从中央交流来的京官时，上市公司在该地区进行股权投资，不仅不能从当地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甚至还会产生抑制作用。最后对政府补助经济后果进行检验，发现通过股权投资获得的政府补助不仅没有帮助企业提升业绩，反而造成企业经营的低效率。　　本文从政府竞争的视角出发，发现了提升政治绩效并进而达到政治晋升是地方政府官员给予其辖区内进行股权投资的上市公司政府补助背后真正的原因，从政府角度揭示了政府补助的发放原理；在官员交流制度背景之下，发现官员交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背后具有投机性，从官员交流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实质原因，为完善官员交流制度提供了经验数据；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非效率性，拓展了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