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在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下,问责途径的使用及其对参与主体之间风险分配结果的影响。借鉴于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概念,格兰德的选择与竞争概念,以及世界银行“公共服务提供中问责关系”的模型,本文建立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公众作为服务使用者、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非政府部门(私人部门或社会组织)作为服务提供者对合约途径、呼吁途径和顾客权力途径(包括退出与呼吁)这三大问责途径的使用,以及这些参与主体在使用问责途径时的策略对风险分配结果的影响。　　 本文将以上分析框架运用于台湾电子收费BOT和浙江收费公路BOT两个案例当中,并指出：⑴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问的合约问责是多元提供方式相对传统政府单一供给方式的最大区别。但是在合约双方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锁定现象。⑵带着退出威胁的呼吁是最节约成本和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避免合约共谋所转移的风险。⑶最大限度鼓励呼吁,给予退出机制,避免沉默或沉默的退出,是保证公共服务绩效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