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除散曲外的文学，学界尚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总体上看，有元一代上承宋代余韵，下启明朝新风，力图追踪盛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其短短不足百年的国祚传承之中，其诗文别集数量也是斐然可观的。尤其是进入中后期以后，元代的文学才真正的达到其顶峰。《明史·文苑传》评论说“元末文人最盛”。而在元末的文人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隐逸之风盛行。因此，本文试图从元末的隐逸文人入手，来分析这个时代的文人所独具的思维方式与自我关注意识。　　因此，本文以文体为依据，将全文分为三章，每章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着重进行分析。　　第一章以杨维桢《铁笛道人自传》为主，追溯了自传在历史上形成的文体属性及其在元代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杨维桢的自传加以考察，着重分析了其自传与前人自传、史传的区别与联系，并且通过与各种杨维桢的他传作品之比较，从而得出杨维桢的自我定位及其原因。　　第二章以王冕《自感》与倪瓒《述怀》为对象，说明元代末期隐逸文人自传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王冕与倪瓒可以看作是当时身处下层的文人的代表。他们或渴望实现个人抱负，或希望逃避纷扰世俗，但最终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他们的自传诗，表现的是其在去留之际的彷徨与痛苦。其中又以王冕为主要解析对象，分析其诗与杜甫自传诗的异同，凸现其时代特色。同时又通过对其事迹的考辨，表明《自感》中所表达的情感的真实，以及元末隐居文人被演义化、故事化时真实情况的被扭曲。　　第三章以顾瑛、戴良等人的作品为对象，分析元代较有特色的一种自传性文学——自赞。在此章中，首先对赞这一文体的历史形成、文体特点作了简要的分析，并追溯了自赞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元代中后期文人对自赞的要求及其在自赞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顾瑛与戴良代表了元末隐逸文人的两种不同的倾向，顾瑛与杨维桢、倪瓒等可以看作一派，而戴良却是以遗民身份而隐居。元亡后，戴良“不忘故主，每形于诗歌”，因此，其自赞中也充满了这种遗民情愫。然而，戴良的这种情愫与前代遗民已经有了一些区别。本文选取了戴良同时人为其所作的赞文十九篇，与其自赞相比较，同时分析了戴良作为遗民，与其同时代人的交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