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能源是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消费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居民身体健康都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面向家庭尺度的农村能源消费问题是反映居民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以生物质能源作为主要的生活能源，不仅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还造成了森林砍伐、土壤侵蚀、生态环境退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因此，推动农村地区能源消费转型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近些年来，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的数量、结构、影响因素等方面。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村家庭生计逐渐多样化，家庭能源消费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用能结构逐渐由几乎全部依赖生物质能源向以煤炭、电能等现代商品能源转变，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能源可获得性、能源价格、政府政策、地理特征等因素是影响家庭能源消费选择和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然而，已有关于农村能源消费的研究中，少有关注西藏农村地区，并且鲜有研究探究生计方式变化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环境脆弱区。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普遍缺乏，广大农牧民一直以传统方式利用生物质能源，过度放牧和以畜粪为主的能源消费行为已经造成了草地退化、土壤肥力下降、荒漠化和生态系统功能减弱等问题。同时也给农牧民的身体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农牧民的生活需求与国家宏观战略形成了矛盾，能源需求与生态文明建设急需协同推进。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藏地区农牧民生计方式逐渐由传统农牧业向兼业化、非农化转变。生计方式变化作为农村家庭响应人地关系变化的最佳选择，必然会对家庭的能源消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以西藏朋曲河流域地区为例，利用该地区3个县70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在统计分析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不同生计类型家庭的能源消费差异的基础上，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能够为改善农牧民能源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缓解农牧民生活能源需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1)朋曲河流域地区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以畜粪为主，替代能源较少，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不明显。家庭能源消费主要有畜粪、电能、液化气、煤炭等，户均能源消费总量为2101.38kgce，其中畜粪消费占主导地位，户均畜粪消费量为1907.34kgce，占家庭能源消费总量的90.76%，对生物质能源有较大的依赖性，电能、液化气等商品能源对畜粪的替代效应不明显，户均电能、液化气、煤炭消费量仅为146.76kgce、44.96kgce、2.33kgce。不同县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数量与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异，在户均能源消费总量上，聂拉木县>定日县>定结县，依次为3248.14kgce、1688.99kgce和1084.95kgce。随着非农劳动力转移，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向商品能源转变。定结县非农化程度更高，农牧民家庭显著降低了对于畜粪的消费，能源消费结构明显优于其他两县。
　　(2)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总量逐渐减少，能源消费结构逐渐改善。三种生计类型农牧民家庭在能源消费总量上依次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非农主导型，户均能源消费量分别为2578.76kgce、2154.68kgce、1463.53kgce。随着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牧户家庭的生活能源消费总量逐渐下降，生物质能源(畜粪)的消费量呈下降趋势，商品能源(电能、液化气、煤炭)的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农村生活用能逐渐向商品能源转换。I型、II型、III型农牧民家庭的畜粪消费量占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为93.42%、91.04%、84.66%。
　　(3)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表明，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受到家庭、经济、能源、政策、地理区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家庭规模、户主文化、人均住宅面积、社区组织、家用电器数量、非农收入、生活补贴为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平均年龄、人均牲畜数量、人均草场面积、生产补贴、地理区位(定日县、聂拉木县)为显著正向影响。生计方式对能源消费转型的影响较大，不同生计类型农牧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对纯农业型(I型)家庭而言，家庭规模较小，劳动力平均年龄较大，阻碍了家庭生计转型，不利于家庭能源结构转型；对农业主导型(II型)家庭而言，非农收入是促进其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对非农主导型(III型)家庭而言，家庭能源消费已经呈现向高效化、清洁化转变的趋势，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增加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概率，生产生活补贴增加了家庭现金收入，从而进一步促进家庭能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