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的修辞理论到浪漫主义的结构原则,直至当代文化理论的形而上诉求,“反讽”逐渐跨出修辞学的研究局限,受到语言学、哲学、叙事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学科的普遍关注。然而,“反讽”的定义和分类却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反讽”研究无法摆脱的困境,另一方面却又为“反讽”功能的无限扩展创造了条件。“反讽”不仅成为文学家屡试不爽的营造意义张力或进行文字创新的工具,更因其特有的后现代品质以重新定义固有理念的姿态出现在文化领域。尤其是随着宗教信仰的崩塌和技术理性的渗透。“反讽”凭借其对权威的质疑态度和对多重意义的包容性成为人们寻找自我立场和宇宙原则的新工具。然而,“反讽”在无限自由的实践中也陷入了自身的悖论,在消解固有价值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立场。为了将“反讽”从遁入绝对自由的宇宙空间的危险境地中拉回有效性的轨道,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反讽”的新的分类方式,并集中探讨“反讽”的一个特殊性质一一不确定性,以期为“反讽”设定有效的界限,并为“反讽”的定义作出有益的补充。　　 本文第一章重点探讨“反讽”概念的边界与相关性。在综合考察前人关于“反讽”定义和分类的研究之后,本文提出将“反讽”分为“语词反讽”和“语词间反讽”。前者意指通过相对直接简单的话语或文字描述完成的反讽实践,后者则指代必须通过由简单话语形成的复杂文本关系来实现的,基于所有反讽参与者的话语关系之上的反讽实践。本文继而重点区分了“反讽”与“讽刺”、“戏仿”等类似范畴,认为“反讽”不仅可以作为转义辞格进行单纯的文学修辞,或者规定一种文学类型,还可以超越可操作的文本层面甚至语言的意识形态,成为自在自为的抽象性立场和规定。这是“反讽”的不确定性区别于其他辞格的基础。“反讽”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由意义的多重性带来的文本阐释的多重可能,从而使语词内容、文本结构以及主题都难以确立固定的标准和答案:更表现在它在文化表征过程中通过对“差异”的包容所展现的表意的模糊与含混。因此,无论作为文学修辞还是文化表征,不确定性都是“反讽”区别于“讽刺”等其他修辞手段并得以以凌驾于宇宙之上的姿态寻找新的价值立场的保障。　　 本文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反讽”在文学修辞和文化表征实践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在文学修辞领域,“语词反讽”和“语词间反讽”都在消解原本权威的同时消解了所有单一意义的可靠性,文本从而被“反讽”带入意义的不确定的空间；“反讽”成为只破不立的叙事方式,甚至在叙事的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字的游戏,在提出问题之后并不给出任何答案。“反讽”的文化表征更是映照了后现代文化范式,取消了一切权威的中心意义,在强调“差异”的同时无限地扩展着由“差异”所带来的“力”的有效范围,却也因此消解了主体性的存在立场,甚至消解了“反讽”自身存在的可靠性。因此,“反讽”在当代文化表征中无法调和不得不以自我中心的立场否定所有中心的悖论,无法避免地成为在超越意识形态和特定历史语境指向之间抗衡的“必然的不可能性”,从而逐渐走入了为自己没定的危险漩涡。　　 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当代“反讽”实践,可以发现,“反讽”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的纯粹的无限自由,而是表现出向“讽刺”的回归,不得不在历史语境中生产意义并成为道德、政治诉求的试金石。这虽然破坏了“反讽”独立和纯粹的宇宙立场,却将“反讽”从濒临游离的境地重新置入历史的有效语境。　　 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反讽”在当代的盛行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它自身的悖论,但其不确定性依旧在文学修辞和文化表征中坚持着独一无二的超然立场,并凭借着与“讽刺”之间的强大张力而以跨历史文本的姿态在历史语境中维护着自己的有效性。